［①参见我对阿贝尔（Ahel）的《原始语言的对立意义》一文的评述。］
可是，“禁忌”这个同却遭受到相反的待遇。当它所喻指的矛盾情感消失以后，这个词的本身，或者代表这类思想的字眼，立即失去了效用。并且，那些由这些观念所主宰的历史演变事件，通过研究后都能被我们领悟。这个字眼首先附着在具有高度矛盾情感件质的特殊人际关系上，稍后，它的作用才延伸到其他类似的关系上。
我们对禁忌的解释早已暗示出良知的本质和来源了。当人们提到禁忌良知，或在禁忌被破坏后所产生的罪恶感之中，人们已经具备有良知的素质了。禁忌良知也许是产生良知的最早现象和形式。
什么叫“良知”？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它是和一个人的“最确实自觉”有关。事实上，我们很难把“良知”和“自觉”这两个词在某些语言里区别开来。
良知，是我们对某些特殊欲望由排斥而产生的一种内在知觉这种排斥不必寻求任何理由。最明显的例子是罪恶意识，即对我们某些行为（满足某一特殊欲望）的内在厌恶。任何具有良知的人，在他内心深处必然有着对这种厌恶的判断，和对他的行为夹带着自责。这些因素都可在原始民族对禁忌的态度中发现。由良知为出发点的律法中，任何对它的破坏都将使人产生罪恶感，它们一直被视为当然地相传下去，甚至连它的起源都无法考证①。
［①对触犯禁忌而生的罪恶感并不会因为是无意的举动而减轻。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个有趣的对比：伊底帕斯的罪恶并不因肇事者不知晓或按其意愿而减轻。］。
所以，某些附属于矛盾情感的特殊人际关系很可能就是良知的起源，它的发生就像我们在禁忌和强迫性神经症所讨论的情况——即两种敌对感情之一必须储藏干潜意识里，而且属于另一感情的强迫性优势的控制之下。其实我们早已从神经症的分析中证实了这个结论。
首先，我们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发现了一个特质：过分的良知（正直）。这也是一种在潜意识里与潜伏的企图斗争所产生的症状。如果它们的疾病日益恶劣时，他们将受到强烈罪恶感的压迫。事实上，一个人可以很勇敢地说，如果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无法找到罪恶感的根源，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再观察它们。我们可直接从个别的神经症病人着手研究，然后再以相似的方法应用到原始民族身上。
其次，我们惊异地发现，罪恶感是构成焦虑的极大因素。我们可以证据确凿地将它形容为“良知的惧怕”。可是，焦虑是代表潜伏的来源。有关神经症的心理学已经告诉我们，如果一种欲望被压抑后，它们的原欲将转变成焦虑。这种观点使我们认识到，除了罪恶感以外，一定还有某些东西在潜意识层次里与它们相关联看，这也是人们采取拒绝和否认行为的原因。附着在罪恶感上的焦虑，也正和这种未知因素有关①。
［①注意，弗洛伊德对良知和焦虑来源的看法，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作了重大的修改，这些更改见于他后来的著作《精神分析新论》（1933）中的第31～32讲。——译者注］。
由于禁忌主要是以禁制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对潜伏在下面的正当欲望做出解释，只需加强说明神经症的理论即可。因为对一件没有任何人企图要做的事情加上禁制是多余的。一件被强烈禁止的事情，必然也是一件人人想做的事情（这是弗洛伊德很聪明且東要的想法如果把这个精辟的理论应用到原始民族身上，我们将得到一个结论，即某些他们最强烈的欲望，是杀国王和僧侶，犯乱伦罪，虐待死人等等——整个答案似乎是令人震惊不已。要是将它再进一步实行到我们自己的行为之上，那么，我们将看到的是对这一命题的更加明确的否定。这是因为从这些行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良知的呼唤。我们绝对肯定地坚持，我们绝不会受到丝毫的诱惑去触犯这些禁忌（如“毋杀生”的戒律），在犯忌的念头面前，我们只会感到恐惧。
如果我们接受了上面那种对良知的辩护，换句话说，这些禁制（包括禁忌和我们的道德戒律）是没有必要的，那么，对于良知的形成我们将无法说明，同时，良知、禁忌和神经症之间也就毫无关联了。那些我们所有的努力也将白费而再次被逼回到原地。
如果我们拿自己作为例子，用精神分析学对梦做出恰当的解析，那么我们将惊讶地发现，即使不在意识范围内，我们偶尔也会暴露出杀害某人的企图。再假设，我们把某些神经症的强迫性禁忌当做是病人对某种强烈杀人冲动的压抑或者自责。就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理论仍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即任何禁忌下面一定隐藏着某些欲望。所以，我们必须假设谋杀的那种企图是存在于潜意识里，禁忌和道德戒律不但不是多余的，而且它们正好解释并证明出对谋杀冲动所持有的两种矛盾态度。
正方向的欲望深藏于潜意识层次，是我一再强调的基本观念，也是矛盾情感的一个特质。它将我们带进一个更宽广的领域里。在潜意识里的心理活动并不完全和意识层次相同，它们的活动范围比后者更加宽广。潜意识里的冲动并不需要在它的欲望焦点上出现，它可以显现在其他地方和借着其他人物来相连接，它可经由一种“替换作用”从我们的注意力中脱离，而到达它自己的地方。因为它们在潜意识过程中具有长久和抽象的特质，所以，它们可以在稍后的时间和情况下出现，这也是它们的浮现常令人感觉不安的原因。它们仅是以暗示的方式表现，不过，只要我们稍加注意即可发现，它们在文明的进化过程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
在结束我的讨论之前，有一个观念还需要加以说明，以便为解答我们后面的疑问做铺路工作。在禁忌禁制和道德戒律相似性的讨论中，我相信它们之间可能有某些心理上的相异存在。为什么禁制不再以禁忌的方式出现？它的惟一理由是，控制这些矛盾情感的客观环境有了某些改变。
我们可以通过对禁忌问题的分析试验，使我们对它和强迫性神经症之间的相关性得到一个淸楚的证明。可是，毕竟禁忌只能算是一种社会习俗而不能称为神经症。因此，我们又要去讨论另一个问题，即神经症和诸如禁忌之类文化产物之间到底存在着哪些主要的差别？
再次，我想用一个简单的事实来作为这一理论的基础。原始民族所忌讳的是，破坏禁忌后所带来的严重疾病和死亡。惩罚必然落在触犯禁忌的人身上，而神经症则稍有不同。病人所恐惧的是，在他触犯了某些禁忌后，惩罚将落到他人身上。只要我们稍加思索便能发现，这些代罪的羔羊常是病人最亲近及喜爱的人。在这里，我们可看出两者最明显的不同：神经症的行为似乎是“利他的”；而原始民族则为“利己的”。如果触犯禁忌的人没有自动受到惩罚，那么，全族的人都将陷入恐怖中，最后由大家团结起来执行这些被遗忘了的惩罚。要解释这种团结的原因并不难。它主要是因为对传染的恐惧，一种害怕引起模仿的企图——这也正是禁忌具有传染性质的原因。要是一个人达到了被禁止的欲望，那么，所有其他的族民都会去仿效而破坏禁忌。为了消除这种企图，那些触犯禁忌的人们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只有当他们从事带有报复性质的赎罪行为后，惩罚才能消除。这也是人类刑罚系统的一个基础。它们的前提，是建筑在罪犯和报复的团体都具有相同欲望（被禁止的）的假设上。仅就这一点来说，精神分析学似乎是认可了宗教上常用的口头禅：我们都是可怜的罪人。
然而，我们对神经症中那种让人意外的高贵心灵将如何去做一个恰当的解释？为什么他们并不为自己打算，只关心到他所爱的人的每一件事情？由分析的调查显示出这种态度并不是他们原来的态度。最初，也就是疾病刚开始时，惩罚的恐惧指向病人本身，他一直为自身生命的安全有所顾虑，这和原始民族中的情形相似。后来，这些恐惧替换到他喜爱的人身上。这种过程较复杂，可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寻找出来。在禁忌的深处一定深藏着对喜爱的人的敌视冲动——希望他死亡。这种冲动被禁忌所压抑着，而禁忌则表现在某一个特殊行为上，这种行为极可能是一种对所爱的人釆取的敌视行动。他们对执行这种行为怀有死亡的恐惧。可是，这种过程继续演变下去后，原来希望爱人死亡的思想转化为自己可能的“恐惧”。所以，当神经症的病人表现得如此利人时，它只是对隐藏着的残酷自我主义采取了一种“补偿作用”。我们可以把这种只考虑他人而不把自己直接作为性爱目标的感情称做“社会性的”。这些搀杂社会因素的背景，也许正是神经症的核心特质，虽然它们在稍后都经由过度的补偿作用来掩饰。
我认为没必要在这些社会因素的来源和它们与人类其他本能欲望关系之间的讨论上再浪费时间，不过，我还是打算列举其他的例子来解释神经症的第二特质。从这一特征的形式来看，禁总很像神经症病人的害怕接触，即他的“接触恐惧”。现在，在神经症的例子中，这种禁忌可能与一种“性方面”的接触有关。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早已给了我们一个恰当的理由，即在神经症中那些转变和被替换了的本能欲望都是源自于性。可是，在禁忌的例子里，那些被禁止的接触显然并不能仅仅用性观念来解释，而应该从攻击、控制和维护自己权益这方面做一些研究。如果有一种不能接触领袖和他的所有物的禁忌，那么，这正表示出了必然有相同的冲动潜伏其中。这些冲动表现在对统治者的监视和在加冕典礼上的身体虐待。所以，祌经症的特质在性方西的因素比在社会的本能元素更占优势。而社会的本能，则是由利己主义成分和性欲成分结合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情况。
我们通过对禁忌与强迫性神经症的比较，已了解了不同种类的神经症与社会习俗之间在本质上的相互关系，同时，也显示出了神经症心理学的研究对我们了解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各种神经症一方面与社会习俗、艺术、宗教和哲学等有相吻合之处，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可是另一方面却又好像是在歪曲它们。也许我们可以说？一个歇斯底里的病例是一种对艺术创作的讽刺性的模仿；强迫性神经症是宗教信仰的讽刺性的模仿；而妄想症则是整个哲学系统的讽刺性的模仿。这些差异使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即神经症也是一种社会形态，它们以隐喻的方式努力去显现出社会集体力量产生的巨大影响。如果我们对神经症的本能冲动做更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将发现决定它们的因素是与性有关。相似社会习俗的形成是在社会的本能基础上产生的，而社会本能又是从利己主义因素与性欲因素的组合中派出来的。性的需要并不能像我保存需要那样能够使人们结合起来。性的满足仅仅是属于每一个人单独的事情。
神经症的利己本质就是逃离不满意的现实状况，进入一个相对愉快的幻想世界——这是它的基本目的。然而，逃离现实也正意味着逃离社会，这是因为神经症所要逃避的现实世界，是由人类社会和它所有的习俗所控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