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欣给我来信了，一接到信，那份打开人生第一封情书的激动重又回来。我半天没有打开信，我在想：我最爱的，或是真正爱的，到底是谁？
她说她庆幸她没有看错我，还感谢我的坦诚，说我是个老实人。她还预测我一定会被小姑娘接受，说小姑娘的年纪一定比我小，问我是不是给小姑娘写了铺天盖地的情诗，小姑娘早已五迷三道得不行，能得袍哥奥登的垂青，别说投怀送抱了，死都愿意。
我从未给江童写过一首诗，可我却坦然接受着她的指责，不知对不起谁。
她还说我不该跟小姑娘讲我的光荣事迹，太冒失，对别人倒是负了责，却出卖了自己。不过，由此也能看出我对小姑娘的一往情深，世之罕见，古往今来，一人而已。她说，既然如此，我们之间还是不再通信的好，最要紧的都告诉了人家，这最不要紧的却要继续隐藏？
最后，她祝我生活得幸福、美满、平安！只是，从前每次写在最后一行的“勿忘我”却怎么找也没找到。
或许，我们再难相见，如此的分别，更显八十岁后的相逢是个不折不扣的荒诞不经的笑话。本该想到的，却还是犯了错，是性格使然，也是命中注定的分离。心情低落到黄泉以下，没有因为江童的存在而有片刻的释怀。就算是没有与江童的相遇，也不想有和她的分离，与她的分离，是一个我的一去不回来。我再度陷入“如果”的迷幻中，设想着早已无法更改的过去重新来过，知道是妄念，却就是难以自拔，不曾存在的过去里有安慰。
在老丁无声地帮助下，一首小诗在《粉红十年》发表。
戏剧
没有比生活更像舞台的舞台，
没有比你我更像演员的演员。
一切的戏剧都编不过、演不过生活。
台词苍白、演技拙劣，不堪入目，
如果你看惯了生活。
编剧和导演都是别有用心的小人，
所有的潜台词都是阴谋。
演员苦苦挣扎，为的是看一眼剧本，
在落幕之前，不然，谁个还要演？
观众看着演员被杀，
他们说：“这不过是一场戏。”
演员看着观众被杀，
他们说：“这不过是戏一场。”
戏里什么都可能发生，
又何必惊奇？虽然超出想象，
不像是一场戏，
但确实是戏一场。
难道要我感激他吗？杂志上清晰地印着我的名字。他对我的无动于衷颇感惊诧，因为他不知道我本想质问他：“我什么时候要你帮我发表作品了？我又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我渴望我的名字印在杂志上？”
我自然不会向江童泄露我的恐惧，别人眼中的荣耀实则是我丢尽的脸。因为她的不知情，所以，上课看我笔记时一头秀发紧贴着我的脸，放学挽着我的胳膊，还跟我描述着她的种种计划，她说她要考英语四级，还要去考普通话，她真的想当汉语教师，还想着出国。她的美丽人生正缓缓启幕，而我的葬钟却隐隐传来，在朝露还未散尽的黎明，谁也不再关心它是为谁而鸣。
不巧的是，她来书店找我，别人却告诉了她。她很生气，我跟她解释，却又不知该如何解释，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羞愧难当还难以描述的！她像是懂了我的意思，问我：“你不觉得你有点儿夸张吗？”如此看来，她并不懂。
也许，即便他们看到我的名字，他们也不一定认为是我，他们会认为我是个诗人？不，她只会认为她弟弟是个画家。而我，一个小混混误打误撞地断送了达利或是凡·高的性命，如同郑海生真的是米勒或是提香。这种杂志，连我都很少看的，他们会看？还会一篇篇地看？可是，只要被他们高看哪怕一眼，他们拿起电话打给编辑部，要找到我，并不难。
我继续给孟欣写着信，我说我的作品和我的名字一起发表了，可她却没有给我回信。
我的心碰都无需碰，只需粉扇轻轻地一扇，便唤醒那道无形的裂缝，美丽的花瓶随时准备粉碎。
我嫂子生了，是个女孩儿。从电话里听得出来，我哥很高兴，我也高兴得想立即就告诉江童，一个新生命的降临所带来的幸福是一颗心脏绝难承载的。一时高兴我就说了我的诗歌发表一事，我哥忙问我是不是署了真名，我说是，他心情为之一沉，他说：“郑海燕结婚了。”
“男的是谁？”
“不认得，反正不是韩国人。听说是《胶州日报》的，好像还是个主任。她现在也不在韩国工厂干了，跟个台湾人合伙开了家洗浴中心，生意好得很歹毒。别看是个女的，手眼通天。”
有天晚上，正看着书，突然万箭穿心般的疼，动不了，像是被穿过心脏钉在了椅背上。不动尚可活，动一动，魂飞魄散。如此持续大约半分钟，疼痛慢慢消隐，随后又有几次反复。那晚，我以为我会败给死神，心有不甘地忍受着死亡的凌辱。
第二天请了个假，去了阜外医院，大夫建议手术，我说：“会死吗？”
“有风险。”
风险就是死了，再小的风险也有我中彩的机遇。那时我就想，我该写一部小说，写我和我的时代。也许我这一辈子什么也做不了，可至少，我要有人知道我们的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开了药回来，不想让人看见，从不当人面吃药。
大夫要我注意休息，可我还要温书以备考试。如果，能够一边读着书一边死去，也算是个说得过去的结局，只是，我希望我手中的是本诗集，管它是太阳还是月亮的呢，只要不是一本教材，若是，丢大人了。
若真的来日无多了，更要给孟欣多写一封信了，管她回不回，看不看呢。只是没提我的心脏，从未提及的，羞于启齿。
江童吻了我。那天是周六，下午，下了课，我们吃完饭又回学校，没进教室，就站在走廊聊天。说话间，她伸手在背后挠了两下，估计是胸罩吊带勒的。我说：“我帮你？”开玩笑嘛！没想到她说：“是吗？真的想帮忙？”我看了看左右，走廊上空无一人，可就是这样，我也不敢。我说：“让人看见，多不好！”
“就知道你不敢。有色心无色胆！”
“我只想帮帮你，没有别的意思。真要那样不成了轻薄你了吗？”
“真的这么想？”
“真的。”
下了晚上的课，走在去车站的路上，她突然说：“我的后背真的痒哎！”
“有两年没洗澡了吧？”
“不是，新买的，有点紧。”
“回家解开就好了，睡觉就别戴了。”
“懂的还真多。不是说要给我挠挠的吗！”
还好，胡同里没什么人，我说：“挠，挠挠就挠挠！”
“不许趁机占便宜啊！”
“话真多！”还从没干过这种事儿呢，小心翼翼地从她腰间伸进手，她真是安静。她的紧身小衬衫几乎是贴在身上的，手难免要贴着凝脂般的肌肤一路爬上去，我的心跳在加快，就连匹马单枪拎双锤的贼也心跳加快了起来。我摸到了她后背的带子，我问：“是这儿吗？”
“不是。”
“这儿？”
“不是。”
“哪儿啊，提示一下。”
她突然转过身，我一时没抽出手来，就在四目相对之时，我的手还在她的腰上，可是，当我看到她的眼神，我不想再放开了。我知道我得主动着点，所以我就慢慢地低下头，轻轻地，我的嘴和她的唇碰了一下，软软的、甜甜的，情不自禁地想再尝她的味道，而她，像是等了我好久，那深深的一吻，像是要把她整个地交给我。那一刻的感觉，如羽化而登仙，云里雾端，不知所以。她就像是我的阿尔忒弥斯，为我的心灵洒满月光，是纯洁的又是心旌摇荡的。我看着她，我的潜台词是：“我想和你做爱，就在月光下，一遍遍地做爱，爱到精疲力竭，酣酣沉睡。”她笑着看我，像是看穿了我那瞬间不可告人的心事。
生活过得简单却又意义非凡。我开始为她写诗，仿效的是华兹华斯的路数，每首都是十四行。我跟她说，千万别给别人看，因为真的写得不怎么样。我给她写诗，她就给我画画。她画来画去，全是卡通人物，全是我和她，却又不像我也不像她。画中的她总是高大，而我总是矮小，她严厉地说：“不许看女生的小裙裙！”我胆怯地说：“没有。”
“也不许看老师的。”
“更不敢了。”
“那你在干吗？”
“看女同学内裤呢！”
我说她幼稚，她不服，说我是黑社会，还问我为什么要混黑社会，我说我不是黑社会，她非说我是，我说：“我什么时候成了黑社会了？”
“你的态度很不端正。还没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吧！”
“我早已认识到问题的荒诞性了。”
她又是打我，又是胳肢我，我只好说：“我说我说。”她停了手，我想了想，说：“我真不是黑社会。”她又胳肢我，我只好承认我是黑社会，她要我保证不许反悔，我保证，我向毛主席保证，她这才放开了我，我自言自语道：“我到底是什么时候混成了黑社会了呢？”她高兴坏了，笑得花般灿烂。
从何讲起呢？就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吧。
那一段真实的故事，没有因为要逗她高兴而有任何篡改。
那年我刚上六年级，在学校门口被一个四年级孩子撞了一下，我一把把他拉住。那孩子我认得，只是叫不出名字，他还有个哥，五年级的。我说：“撞我干吗？”他很不服气地瞪了我一眼，摇着胳膊要挣脱我，挣扎中还打到了我的脸，可给我气坏了，我抓着他肩膀把他摔倒在地。毕竟少两岁，矮半头呢。没想到他爬起来疯了似的给我两拳，小孩儿没劲，打着也不疼。可要你被小孩儿揍一顿，还是放学的时候，就在校门口，从今往后，天下谁人不识君？我旁边还有好多同学，个个义愤填膺，像是亲眼所见了路易十六正在吃奶的儿子欺侮了他们的雅各。有了他们的摇旗呐喊，煽风点火，火更大了，揪过来就给他摔地上，正在骑小子身上左右开弓呢，教导主任下班出来了，五年级时还教过我们地理课呢。我也不管我是不是恶人了，先跟主任告了状。我说这家伙撞我，不仅不道歉，还打我。我的同学们也随声附和，小孩儿百口莫辩，当时感觉就好像正义真的在我们这边一样，委曲的样子像是整个世界都抛弃了他，与他为敌。主任好像不太想管我们的事，也没评出个谁是谁非，就说让我们赶紧回家，不许打架。主任跟我妈岁数差不多，估计是还要急着回家给孩子做饭呢。不管怎样，主任的话还是要听的。小孩儿率先气咻咻地走了，看热闹的也一哄而散，主任也骑上车回家了。只可惜主任的方向是和我们的正相反。在我那帮好同学的鼓噪下，一直感觉没占着便宜的我又追上小孩儿，拳打脚踢，打得小孩儿鼻涕眼泪流了一脸。小孩儿很倔，虽然打不过，却就是不服气。他也不想和我打架，他只想回家，一边哭着一边走，就在我前面，一个又瘦又小的背影，现在想想，满腹悔恨与酸楚。可当时，根本不会这么想。他打不过就走，也不跑，我们一帮人就在后头跟着，不远处还有小孩儿他哥和同学，他们早就看见了，可是不敢管。我那帮同学还一个劲地撺掇我，我也听话，小孩儿走就走吧，我又追上去，又是一通打，就这么打打停停，走出一里地去！最后小孩儿都走出一大块儿了，本来以为这事儿就这么算了，打架的也打够了，只是，看热闹的没看够，他们说：“还不服！走就走吧，还骂骂咧咧！”他们一直认为他们是正义的一方，他们认为小孩儿没向我道歉是天理难容的，而且，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加快了脚步，渐渐追上了小孩儿，而小孩儿还不知道，当我到了他身后，我叫了他一声，他一回头，我一脚踹去，他直挺挺地摔在地上，“扑通”一下。哎呀，真是忘不了那一幕。他那么小，那么单薄，才上四年级，一个十岁的孩子。想想，真不是人干的事儿。这时候，郭小军实在看下去了，他上来劝住我，他说：“你平时挺聪明的，今天怎么了？他们一个劲地火上浇油，不就是要你打架给他们看吗？”他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我是个大傻瓜，被人拿着当猴耍，心甘情愿，激情澎湃。回头看看，郑海生、杨程、石林、林聪还在为我鸣不平。
号哭吧，来为天下鸣不平！
说实话，我从未想过我要混迹黑社会，我跟黑社会真的不沾边。江童还跟我瞪眼珠子。再说，大可和林聪也从来不说自己是黑社会，他们只说他们是混社会的。“黑社会”一词可不是他们发明的，就像“高山族”本不叫高山族，汉人来了，当地人无处可去只好上了山，汉人称之为“高山族”。黑社会自然不如高山族那般无辜，可他们真的就是人们臆想中的黑社会吗？大可老跟人说他可是正儿八经考进高中的，要不是被开除，也是大学毕业；林聪念念不忘他小学一年级考过全班第一，还有他胳膊上的三道杠。我们那会儿管这帮人叫“好孩儿”，极少呼之为地痞、流氓、混混之类。小学快毕业时，魏志平问杨程以后有什么打算，他说：“当好孩儿。”有理想，如同一种高尚的职业。三年后，杨程因入室盗窃被拘留。本来也没事，偷了张存折非要到银行试试运气兑出来，正好被逮着。要不是他爸使了不少的银子他早就被起诉了，就这样，上了三年初中连个毕业证没有，他们班的毕业照上也没他。现在我的技校毕业证都不知扔哪儿去了，估计他还保留着他的小学毕业证吧。
我不是黑社会，我跟他们不一样，真的不一样，理想不一样。四年级时写作文，题目就是《我的理想》。当时我的理想是军人，班里一半以上的男生的理想也是军人。我还做过这样的梦：战场上奋勇杀敌，打死了许多敌人，也被敌人打死，可后来我又活了过来，胸前戴着大红花，无数的人为我欢呼。四年级的孩子写作文也就是两页纸，三百多字，可我一气写了五百多，都下课了，下了课就放学，别人都交了我还在写，老师都烦了，可我还没写够。我知道，我不是在写作文，我是在探求我理想的价值，它在崇高的峻岭间游走，追寻着光荣的足迹，以求到达光辉的顶点。要不是为了交作业，五百字还不够呢。同学跟老师说我写五百多字，老师略感惊讶，也为她的不耐烦稍感不好意思。到了六年级，《我的理想》还在写，孔武已想当个科学家了，郑海生想当企业家，我看历史课本上出现不少思想家，我想他们能够说出的话和写出字我也可以，那我是不是该当个思想家呢？我试着发明一些很有道理而别人好像又没讲过的话，还把它们记下来，有空就想想，好像它们真的很有道理，如此看来，我还真有些当个思想家的料。可到了作文课上就不能这么写了，我还写我要当兵，只是写得不太好。
阜安中学没考上，我妈找了人，可找的人没帮上忙，说现在太晚了，大同中学的校长都躲着不见，见不着人就调不了档，阜安中学的校长有心帮忙也帮不上。我既想我妈都把这事儿办成又不想因走后门而丢人现眼。后来一想，大同就大同，我哥不也大同中学的吗，不也考上高中了吗？后来技校毕业分配时，我妈要给我找找人，孟欣也说过这话，我都一概回绝了，这次，我彻底看不起门子货，也不想自己是这样的人。现在想想，还是要感谢那个没有给我帮上忙的阿姨，至少她帮我完成了一次性格塑造。
大同中学也不错，一所英雄辈出的学校。刚入校时开校会，有个初三的男生上台对着麦克风大做检讨，他开篇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因为那天他和几个同学一起爬了居民楼的天台上偷电视天线，当时就被人抓着送了派出所。那东西是铝的，能卖好价钱，八九年。我哥说了，这不算什么，还真是，下次开校会，就有个初二的男生做检讨，他的第一句也是“某年某月某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这家伙用把一尺长的自制匕首捅破我哥学校一高二学生的脾，他本不想捅他，也不敢捅他，可实在是打不过了。我还记得他姓杨，跟我们家也算街坊，后来听我哥说，他出车祸死了，开着一辆很好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