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过了九点半，她说她要走了，女孩子太晚回家，家里人会不放心的。她和我妈很有礼貌地告别，我哥回家时还把她自行车给搬到二楼楼道上，可这往下搬就成了我的活儿。她一边倒退着下楼一边看着我，可不知怎么了，我的裤子拉锁没拉，她正好看见，赶紧把头转过去。别提了，我又不能把车放下去拉拉锁吧？放哪儿啊？索性丢人丢到楼下吧，还好，只有半层楼。
石艾和她一起走的，俩人一边走一边笑，难道石艾也看见了？丢人丢大了，连路灯都低下了头。
我哥说姑娘不错，我妈也说行。
那天晚上睡得不太好，半宿觉。
我想我应该先从小说写起，诗歌太难，好些诗我都看不懂。我试着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只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语文再考第一也没用，我又开始怀疑我是不是这块料。事情想简单了，我还当我是文曲星下凡，或是雨果、兰波之类的少年天才，随便写点什么就能发表，还要读者看得五体投地。本想有了那么一点点成绩之后再去向她道出理想，可现在看来，想老天爷给个张嘴的机会并不如想象中的简单。
我的语文又考了第一，我觉得更像个讽刺。暑假时，我哥不知从谁那儿借了本《红楼梦》给我，他说大学本科也不过只是你所学专业的一期扫盲班。是，对于文学我知之甚少，而且我还发现，我不是什么狗屁天才。
放了假，我哪儿也不去，偶尔下午和同学踢踢球，大把的时间都用在了看书上，看得我都产生了幻觉，一抬头，墙上一道道排列整齐的横杠，就像我手上的书。我哥还说：“你怎么不去找孟欣？看不上人家？”他不知道，其实我看不上的是我自己。
整整一个暑假我没有去找她，她也没来找我，我没有想过她的那个暑假是怎么过的，也没有想过她到底是怎么想。自诩聪明的孩子还没有学会如何思考，更别说如何思念了。
孩子们再漫长的暑假也是过得匆匆。很快，又开了学，我又能看到她芬芳微熏的笑颜，只要一想到此，再短的假期也是漫长。
有天下午我放学回家，下着淅沥沥的小雨，我穿着雨衣，就是四十年前人们以为穿上去会很帅的那种。又路过她学校，掀下斗篷，我左右寻找着我期待中的身影，可惜，令我有一点点失望。不能遇到也是常事，掌管时间的神也不是常常有空关照你的。就在我自我宽慰之时，她撑着雨伞在雨巷的尽头出现，带着丁香的芬芳。不像是故意在等我，却像是不经意地走过，不经意地相逢。她打开书包，掏出一信封，若无其事地说：“给你写了几个字，送给你！抽屉里还有好几封呢，以后慢慢给你看！”我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她已经静静地走远了，留下我独自梦一般的凄婉迷茫。
直至我回了家，上了楼，是301，就我一个人，打开它，读完它，才发现或确认，这是一封情书。我都不记得我看了多少遍，那娟秀的字体还带着一点点飘逸，故意没用信纸，像是记账用的，信纸大小，写在了背面，满满两页。她说她有许多话要跟我讲，用文字的方式。她喜欢以这样方式和我说话，因为这样便不会有人打断，不必看人的脸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说出一直想说的。她还说她不知道她这番所写的算作什么，就当是一张纸条吧，一张大纸条。她说不是也许，而是真的，我们的心事不能没有读者。她说我和她都是一样的有心事的人，她的心事就想说给我听，而她也愿做我的读者。是不是一种暗示呢？暗示她已知晓了我的理想。看着看着我就躺了下来，蜷缩成一团，怀里抱着她送我的纸条，是她的心事，我迷醉的芬芳，于花间轻诉着我的衷曲，正如她在我眼前。
第二天的早晨我没有从她学校门口经过，上午放学也是如此，下午上学差点走了过去，骑车骑顺了腿儿。下午我只上了一堂课，我跟班主任请了假，我说我要去车站接亲戚，她有些不高兴，可还是批了我的假。我一直都认为她是个好老师，绝不是因为她批了我的假，虽然她曾经要我叫家长，而我百般抵挡就是没让她得逞。
我早早地来到她每天必经的那条胡同，找个地方存了车，来早了起码半个小时，我走进那条胡同，以前还从未走过的，第一次来竟有一种原来如此的亲切感，这可是孟欣天天路过的风景。我还到了她家的楼下，我抬头寻找着她的闺房，就算不知道又有何妨，只需想一想，心就在云里飘荡。
我约摸着她该放学了，迎着她来的方向走去。小巷好似比脚步还漫长，近在咫尺的相会值得如永恒般一生体味。终于，她出现了，怎么还有那个同学？难道她不知道我会等她吗？好像她们住得很近。她的表情有些严肃，见面就说：“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好像那是她第一次有些生气地和我讲话，而平时她的脾气像一头小鹿一样好。她的气恼让我有些吃惊，好像我突然长到两丈开外，还是个和尚。她随即又说：“我一天都没看见你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那一刻，一滴眼泪也不需要，我的心已经化了。是她给了我勇气，我抓着她的手，那是第一次真正的握她的手，我悄声说：“我想抱抱你，可怎么这么多人在跟前呢？”她笑了，还低下了头。
三个月之后，我离开了那家饭店，因为我找到了一家书店，三味书屋，就在新文化街，工资还是四百五。老板姓丁，三十来岁，都管他叫老丁，是个诗人，还会作曲，跟我很聊得来，我说我没地儿住，他就让我住在书店的楼上。
孟欣说要来，可我连个让她住下的地方都没有，她说她可以住旅馆，说实在不行，当天来当天走也可以。她的话让我无比心酸。她现在在一家韩国企业当出纳，周六还要加班，工作很忙，想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她还跟我说，郑海生死了。她是第一个告诉这一消息的。
郑海生的第一次康复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白血病是必死的，那是我平生见过的第一大奇迹，我没见过羊上树，也没见过UFO。我打了他之后，我还是心存侥幸的，我幻想奇迹再次上演，因为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小学时杨程就跟我讲过有个倒霉鬼自杀了十次都没死成，跳河被人救起，跳楼掉垃圾车里，开枪没打中心脏……也许是老天爷玩够了赏赐的游戏，也许是老天爷终于下定了决心满足多年前的多个孩子的同一个心愿，和刘长年想的一样。
愿望实现了吗？可实现了之后又发现我们不是这么愿望的，现在不是，过去是吗？将来是吗？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97年7月的一个雨天。伟大的祖国刚刚迎来一个伟大的节日：香港回归。一份坦然的自豪写在每个人的脸上，如债权人接受债务人的还债一般自然。老丁说，江山一统是顺理成章的，帝国主义掀不起半点浪花。他说话像郭小川，他极爱的一个诗人。他的话让我不由得想起十年前的一堂地理课，湛蓝的天空投射金色的梦想，穿过因孩子们勤劳的双手和纯真的笑脸而明亮的玻璃，那时的窗框还是木头的，绿色的油漆有些已经剥落，可在我的记忆里它们是崭新的。那是一个麦子成熟的季节，我们放学的路上会看到望不到边的麦田，麦穗低垂，像是行着某个重大的仪式，远远望去，一片金色的海洋。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一章，讲的是香港，1997年7月7日。十年啊，多么遥远！我们想，十年，十年后的祖国那将是个什么样子？我想起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五个就连拿袖子擦鼻涕都那么可爱的年轻人坐在半山腰上，迎着风，等待着敌人，憧憬着未来，他们坚信：抗战必胜利，未来必美好。我们也坚信，我们将长大成人，什么也阻挡不了祖国和我们向前的步伐。
五年级的郑海生曾经说：“到了那会儿，火车直接开进香港，你要不想坐火车，骑车也行，走着去也可以，什么签证？狗屁！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吓出他们屎，就好使极了，比他妈大不列颠护照好使一万倍！”那份骄傲，如在眼前。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月季花在雨点儿的拍打下，一点点低下头，当低到不能再低时，便有花瓣离开了花朵。
那是六年级下半学期的一个下午，还未放学就下起了暴雨，下课后雨更大了。同学们收拾好了书包却站在门口或窗前，多数人没带伞，带伞的也没敢出去。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屋顶和窗户上，空气清新凉爽，还有一股泥土的幽香。再也看不到这样的雨天了。不记得是谁问了句“走不走”，管他是谁问呢，只要有人问就有人应一句“走！”，那时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一共六个人，有郑海生、林聪、孔武、杨程，还有谁就记不清了。我们像六支箭一样冲进了雨中，不一会儿就冲出了校园，从老师焦虑的和同学们惊羡的目光中消失了。
孔武是个小个子，学习不错，体质差些意思。开始我们跑得很快，可百米之后孔武就跟不上了，我们放慢了速度，不太宽的水泥路上一辆车也没有，只有我们六个人并肩齐驱。看看左看看右，一张张稚嫩的傻乎乎的脸，眼睛都睁不开，可肩头还在跳跃，脚步还在向前。四年级之后，郑海生夏天就不穿凉鞋了，林聪也紧跟着学，郑海生是我们的楷模。林聪一边跑一边说：“我鞋里都是水，一跑咯吱咯吱的。”雨水早已漫过了脚面，我们像是在蹚一条浅浅的河，却是无比的宽，宽到小鱼儿总也游不到岸，就像我们当时的兴奋一样没有边。我说：“书包都湿了，书本也完蛋了。”我喊得那么大声，想必老天爷都听得到。郑海生在偷偷地笑，好像我们都没他聪明，他根本就没拿书包，我们也没他勇敢，他根本就不做作业。
孔武有些跟不上了，那份表情是痛苦与兴奋的混织。这家伙老爱说一句话--“舍命陪君子”。他很老实，也很胆小，忘了是什么原因，有一回老师把他叫到讲桌前罚站，做伴的还有郭小军。老师先训了郭小军一顿，郭小军低着头，一副惯有的委屈与不平的表情，其实他是在看蚂蚁游行。而孔武呢，他还从未罚过站，更甭说是到讲桌前了，可怜巴巴的。蔡老师说这些日子他表现实在是反常，要他回家把他爸叫来，此话一出，也可能加上当时天热了点儿，小伙子两条腿突然面条般地打着弯儿，世界在他眼前天旋地转，多亏了郭小军及时把他一把抄起，像抱孩子似的，不然他真要当着我们全班的面躺了地上睡会儿了。好在瞬间又清醒了过来，吓得蔡老师连忙取消她的邀请。叫家长也会被取消，这我们还是头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