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死神，而我便是死神的助手，死神不便现身的，就由我代劳，扮演着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扮演的角色。
郑海生的死神是白血病，可郑海生的姐姐郑海燕非要将郑海生的死神认作是孙嘉树，也就是我。我真的只是个助手，不是谦卑，且是众多助手中的一个。
郑海燕可不是说说而已，她差点儿要了我的命，且多年以来，持之以恒，她对她弟弟的爱令我敬佩，亦令我难以理解。还不到十岁，郑海生便已声名远播了，她不该不知道她亲爱的弟弟在我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地位的。
还没有上学我就认识了郑海生。当时没懂，后来想想，其实他是想打我来着。那个年代，打架不过是孩子们打招呼的一种方式。
他很油的，他猜出我离家不远。猜得不错，我身后就是我家后屋山，咫尺之遥。我早就看见他和马涛了，当然，那时还不认得他们。我没有慌张，不是因为我在家门口就天不怕地不怕，而是因为我还没有上学，我不知道上了学的孩子是这么爱欺负人的，所以，我一直在和另一个小孩儿玩，比我还小，蹲在那儿，拿个树枝，好像是在画画吧。他们从围子墙上跑下来，像是勇敢的战士看到了敌人。他兴奋地问：“小孩儿，哪个学校的？”
我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看着他高兴，我也笑着回答：“我们还没上学呢！”
不知深浅的马涛已迫不及待了，他小郑海生一岁，而这一岁小的还不仅是智力，他向我们喝道：“谁教你们在这儿玩的？”看架势，下一个提出的就该是土坷垃的问题了。
我用手中的小树枝指着身后的大房子，说：“这是我家啊！”对敌人的恶狠狠竟毫不在意，充分地展示了一个孩子对陌生世界的迟钝。
郑海生问：“你有哥哥还是有姐姐？”
“我有个哥。”
“你哥上几年级了？”
“三年级。”
我的每一句回答都是真实的，于不经意间喝断当阳。我已不记得他俩是如何离开，是否还向我道了声“再见”，我只记得我自始至终都是在蹲着，那个小孩儿也在蹲着，他一句话也没说，连头也没抬，像是那一刻的世界上只有两个小孩儿，在松软的地上画着他们自己也说不清的图画，其乐无穷。
后来才知道，这俩人是一年级的。他俩是同班同学，不同的是：郑海生上了两回一年级。
我上了学才知道他叫郑海生，他本来是实验小学的，因为被实验小学开除才来的我们学校。开始我们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被开除，后来听马涛说，上学的路上，他把他同学推到了云溪河里，自己却像没事儿人似的跑教室坐着，若不是救得及时，那孩子早就转校去天堂上学了。孩子父亲不能容忍郑海生再在实验小学出现，说什么都不行，再说下去，孩子他爹就要给郑海生扔河里了，不开玩笑，不信就试试。好像是，郑海生是实验小学建校以来开除的第一人。从那之后，郑海生，声名鹊起，好多学校的孩子都听过他的大名。深爱着他的姐姐不会不知道吧！
打架的事，我也干过，上学之前，唯一的一次，对手是郭小军。之前，我不认得他，他也不认得我。本来，他和杨程、石林在河边玩得好好的，我和林聪，还有邻居一小孩儿，疯狗一样一哄而上，他们面露惧色，我本以为我挑上的郭小军会像杨程和石林一样落荒而逃的，没想到这小子竟没头没脸地使出老婆拳，跟他胡抡了半天，一点便宜没讨着不说，手背上还被不知不觉间挠出好几道血杠子。虽是没打过，可气势上却像个胜利者，而毫发无伤的手下败将却像是被吓得尿了裤子。我们又一哄而散，向手挽弹弓射蛤蟆的刘长年阵前冲去，刘长年赶紧说他跟他们不是一伙儿的，这才躲过了一劫。此外，没和任何人打过架。至于为什么打架，不记得了，其实，那个为什么并不重要，打架嘛，不过就是打个招呼！
可是，上了学就不一样了。打架成了游戏，几乎是天天在打架。尤其是下午的课外活动，教室前全是小男孩儿，偶尔也能见一两个小女孩儿混在其中，一对对欢天喜地地拳脚相加，一边打还一边“哈、哈”地喊，颇有些尘土飞扬、杀声震天的意思。有一回，我也不知怎么就装起了正经，倚着门框看他们打架，丁老师就在屋里批作业，当我那双看惯了和平的眼睛实在是看不下去他们野蛮时，就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去跟老师告状，我说：“老师，他们在打架。”老师却说：“去，把鼻涕擤了去！”
课外活动玩打架，挺多就算上了堂体育课。放学的路上我还被人劫过道呢。郭小军和我分在了一个班，报到那天，谁还都不认得谁，可我一眼就看见了他，他正在教室里一手笤帚一手簸箕地扫地，他也看见了我，还冲我一笑，自然是孩子的天真无邪的笑，我也报之一笑，颇有一笑泯恩仇的意思。没想到这小子狗一样记仇，后来，他跟杨程、石林一起在我回家的路上埋伏着，斜刺里杀出，将我团团围住。当然，俺也不是孬种，俺一个打仨，浑身是胆，一只书包使得上下翻飞，若舞梨花，遍体纷纷，如飘瑞雪。三头烂蒜不禁胆丧，一个个近前不得，我瞅准了个机会，在石林头上虚晃一书包，他一后退，我箭一样地冲了出去。他们还想追我，追什么呀？能追上的只有我脚下扬起的尘土，希望他们吃个够。
这样的事情几乎天天在发生，小孩子嘛，不打架，玩什么？还有比打架更好玩的吗？你分不清哪个是打人的，哪个是被打的，没有人咬牙切齿地要打出对方的屎，没有人因为摔倒在地而掉过一滴眼泪，没有人因为被扯掉了衣服扣子而翻脸不认人，有的只是其乐陶陶。这，就是我的去了就不再来的两年天堂般的童年。只可惜，它是那么的匆匆，如一缕吹着槐花香的风，懵懂的少年还来不及学会细细品味，那么多的美好本该记忆的，却和老师讲的课一起，随着一朵随风变幻的云飘向了天那边。
本来，我们天堂般日子是该继续的，可该死的留级制度却毁了我们的伊甸园。当我们高高兴兴地搬进三年级的教室，四年级一班的班主任却给我们带来五个同学，本是他们班的，却给了我们，其中有个叫马涛，有个叫郑海生。
一个月后，马涛转学去了向阳小学，遗憾的是，郑海生没走。在他被实验小学开除之后，他妈本打算给他送向阳小学的，可人家校长说什么也不要，实在是没办法了才来的大同小学。如此可以看出，我们学校是多么优秀了。当年我妈也想让我上向阳小学的，可惜我年龄小了点，报名时间又晚了些，只好来大同小学了。我的运气从小好得不得了，来大同小学还不算什么，跟郑海生同了学，才算好运开了始。
教室的墙上用火柴盒拼出一个青岛栈桥，占满了两个窗户之间的墙，在一个青岛市什么比赛中获了二等奖，是郑海生上第一个三年级时和他的同学的集体创作，而创意正是来自郑海生。丁老师一个劲儿地夸他，其目的无非要他不做个好孩子都难为情，世人皆知，郑海生的理想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可是，郑海生就是郑海生，人送外名“龙海生”。我上一年级时，有回警察叔叔来我们学校普及法律知识，全校的师生坐了一操场。警察还没讲，校长先安排郑海生登场唱了首《万里长城永不倒》，声音嘹亮得像只军号，在我听来，一点不比电视里唱得差。操场上满是孩子们由衷的掌声，就连我们头上的片片树叶都在拍手。“龙海生”，非浪得虚名。
初来我们班时，还算老实，有些初来乍到的腼腆，可过了没多久就混熟了，一起弹球儿、扇烟盒、玩跳马。那天，他主动跑去弯着腰当马，一个个从他身上跳过去，马也一级级地在长高，最后是跳脖子，马只需低就头就可以了。该张绪跳了，他退出好远，郑海生像个雕塑一样老老实实站着。终于，跳马人风一般地飞来，凭着出色的弹跳高高跃起，张开手，像经过精确计算似的摁向马的脖子。可惜，他没计算到马会突然弯下腰，他什么也没摁到，直接从马的身上飞了过去，一点调整的时间都没给他，也许给他了，让他调整一下脸部着地的角度。也仅仅如此，胳膊都没打开，一动不动地像张洋画似的贴在地上，胳膊还别在身下。不用说，从那一刻起，郑海生就中了张绪的诅咒。所以张绪认为，他要郑海生去死，一点都不过分。
以前，自习课上就算没有老师也没人敢走出自己的座位，而他就敢走来走去，像个老师一样，还干起了维持课堂纪律的活儿。见有人说话，他就过去，问道：“谁让你说话的？写完作业了吗？”被他训斥的若不服，又反问：“你写完了吗？你管我！”他会好脾气的把他的作业奉上，那是他早就想好的计策，因为他字写得正经不错，速度也快，大两岁不是白大的，你连一页纸的一半都没写完，可他的呢？你得翻着篇儿地看。
在我们面前，他就像个超然法外的国王，随意地嘲弄与指责别人，而当那被他嘲弄与指责的为了尊严想要一份平等时，一场拳打脚踢就在所难免了。他大我们两岁，没人是他对手。张绪哭着扔出浇花用的塑料水壶，那是他手中唯一的武器，剩下的只有挨揍了。小蹦豆似的张科打不过了就吐唾沫，连唾沫加痰的啐郑海生一脸，气急败坏的郑海生愣给他摁了水龙头底下，大冬天的，棉衣棉裤全湿透的。刘长年像条死狗样的被拖在地上，拖来拖去，林聪鼻涕与眼泪横飞，皆拜郑海生所赐。每当此时，我总在恨恨地想，想把高高在上的打翻在地，又怯怯地怕，怕刘长年样的命运落在我头上。
我没有和他打过架，除了最后一次。也就是说，他没有打过我。四年级的一次课间，他追过我，我笑着围着操场上的两张破桌子转圈，他没能抓到我，因为上课铃响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打过我，因为我有个大我三岁的哥？张绪他哥都上初中了，还俩哥呢。因为我不好出风头？老实得能把脑袋钻沙子里的刘长年又招谁惹谁了？六年级有一次，差一点。那会儿电视里老有清宫戏，同学们常甩着袖子学太监打千，嘴里还“喳，喳”个没完。那天自习课上，他又自得其乐得叨叨个没完，跟这个说说跟那个说说，因为和他坐的近，他又叫我，叫我笑面虎，我向他拱拱手，他说：“怎么不喳了？”后来才知道那个字念“zhē”。我摔着袖子，坐在座位上扮了回太监。他说：“小孙子，很有表演天赋嘛，再给朕来一个！”
我很烦他叫我“小孙子”，我说：“我又不是奴才。”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是奴才。”话音刚落，一串钢笔水像鞭子一样抽在我身上。
“再说一遍！”
我没有再说，也没再看他一眼，只看了看我身上的钢笔水，是蓝黑的，他爱用的颜色，来自英雄牌钢笔。
下了课，他跟赵国华、林聪、魏志平说：“×养的孙嘉树很狂，不拾掇他不行！”他们劝他不要拾掇我，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郭小军跑来跟我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还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
十分钟的课间，在他的喧嚣与我的静默间一闪而过。放了学，我在他之前走出校门，经过一堆碎石子时，我挑了两颗又尖又大的攥在手中。我老远就看见他骑着车出来，不回头却在听着身后的声音，渐行渐近，手中的石头攥得更紧。他从我身旁一闪而过，好像根本就没看见我。
他欺负了太多人，尤其是到了六年级那年。要毕业了，虽是小学，可也注定要发生点什么。就连杨程这样的都说：“我要有些人记住我，一辈子！”“有些人”自然不包括郑海生也不包括我。本来赵国华、杨程，魏志平跟郑海生很好的，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嘛。可就在六年级的下半学期，他怎么看这仨人怎么不顺眼。赵国华的头发被他薅下一把，被薅下了就再没长出过，五分钱硬币大小的头皮和他彻底告了别，就在头顶上，比婴儿的皮肤还要粉嫩，是至死不渝的颜色。从那之后，他老留长头发，剃个头都要小心翼翼。杨程三天之内和他连打了两次，脖子被他掐得鲜血淋淋，再使点劲，估计能把动脉掐破了。魏志平则哭得像个小娃娃，因为俩人一边打一边骂，魏志平不仅打不过他，口才更是差得远，郑海生说：“别绷着了，要哭就哭出来吧，哭瓜头子！”连他自己的眼泪都听从了郑海生的胶东人都极少听到的胶东话，越想越生气，眼泪放了闸，都省了拳头了，哽咽得几乎断了气。
林聪、赵国华、杨程、魏志平，还有我，我们生平第一次严肃地讲出了我们共同的曾经深埋心底的理想，在我们看来，它绝不亚于英特奈雄耐尔。不管他下次再打谁，我们决不会放过他，我们要他明白：这个班里没有谁是他可以欺负的，胡作非为是要受到惩罚的，骑在别人头上拉的屎撒的尿必由他自己吃下去。我们不认为五个打一个是件丢人的事，相反，我们为我们的理想感到骄傲，想想即将付诸实施的行动就血脉喷张，丁未黄冈之役的前夜不过如此。
一连过了好几天，一点动静都没有，郑海生出奇的老实。他和我说话，我客气地敷衍着，他和我开玩笑，我笑着却不做回应。说真的，我觉得他还真有些可怜。从那一直到毕业，他没再打过一个人，我们很失望。后来听说是郭小军走漏了风声。赵国华说郭小军是龙海生的狗，郭小军说赵国华是反咬一口，说他赵国华有本事自己跟郑海生打去，别有事没事拖着别人。如果不是我们拦着，他俩就打起来了。
我们的小学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毕了业，留在毕业照上的郑海生老实巴交，安分得一只大鹅就能看住他。初中，我还和郑海生一个学校，大同中学，只是不一个班。常常见面，他对我很友好也很热情，有次放学，他一个人骑车看见我，非要带我，我真的不想坐，可是不行，几乎是给我抱到后座上的。
初中毕业后，再没见过他，直到后来打了他。我是我们班唯一打过他的人。
郑海生死前，林聪曾去看过他，郭小军也去过，听说有几个女生也去过，初中的。他跟林聪说起一件事，他说这件事他跟谁都没说起过。
那时他还在上幼儿园，一天放学回家，被一群穿着国防绿的半大小子截了下来，他们问他不好好走道儿，瞎屄叫唤什么？他说他没瞎屄叫唤，他在歌唱伟大领袖毛主席，幼儿园老师刚教的。他们大笑，问他谁是毛主席？毛主席叫什么？毛主席有胡子吗？毛主席还活着吗？问最后一个问题的人推了他一把，又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他想了想说，毛主席死了。那孩子立刻抽了他一个清脆的大嘴巴，还拍着狗日的胸脯子喊道：“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之后又问他：“毛主席死了吗？”郑海生攥着拳着说：“毛主席活着。”那孩子从另一个方向又抽了他一嘴巴，比刚才那个还要响。他说：“记住了，毛主席死了，但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他说那是他平生第一次挨打。他没有还手，他没有将不还手的原因归结为胆怯，他说当时主要是毛主席是死是活的问题在困扰着他，这个问题像个章鱼一样抓住了他，巨大的吸盘嘬得他无法呼吸，还不还手的问题已无暇顾及了。
尤其是上了初中，他挨了不少揍，极少还手的。放学的路上我还见过一次，初一那年，他被两个初三的家伙一通臭揍，抱着头，蜷缩在地，脚还别在自行车大梁底下。打人的人扬长而去，他缓缓站起，在他的兄弟的搀扶下，茫然四顾，像是一觉醒来，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那里没有他的尊严。在他情知不是对手时，他都是不会还手的，就像是当年他面前的刘长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