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普通人也可以通过学习、考试的正规途径当上医官，因此当时有不少人愿意学医。不过，在当医官之前首先要成为“医生”，也就是太医局的学生。
太医局随时都招生，只要年满15岁，以前没犯过法，任何人都可以填交申请表，审查通过就可以拿到太医局听课证。但这只是旁听，要凭证在太医局听课1年以上，才获得参加每年春天正式入学考试的资格。通过考试当上正式“局生”，也叫“医生”，就能享受朝廷的供养，成绩优异者还有奖学金。太医局学生的名额总共有300个。
按规定，太医局学生要轮流到军营、太学、律学、武学等给士兵和学生们义诊。每年年底，根据治病记录统计疗效，疗效最高的20人可以拿上等奖学金，每月15千钱；其次的30人拿中等奖学金，每月10千钱；再次的50人拿下等奖学金，每月5千钱。疗效太差的要开除。
当太医局学生3年以上，可以参加升太医的考试。只有优秀的考生，才能成为“翰林医官”，属于九品小官，然后才有机会向郎、大夫，甚至是太医丞晋升。郎中是七品官，每月有30千钱俸禄，大夫是从六品官，月有35千钱，平时还有各种绫绢罗绵赏赐。能够步步上升的医官毕竟是少数。但即使是一般的医官，在民间也有足够的号召力了。
宋代还设有医疗救助机构，如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宋徽宗崇宁二年，下诏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居养院是综合性慈善机构，收容鳏寡孤独的贫民，供给食宿，有疾病者提供医疗服务。
安济坊则是专门的慈善医疗机构，收容孤独无依无靠的病人，免费提供医药，因此民间习称其为“医院”。为预防疾病传染，安济坊还设有专门的传染病室。
漏泽园是专门掩埋无人殓葬的尸骸的机构，客观上有改善环境卫生的作用。另外，宋代还注重监狱医疗，在押犯人患病者可获得免费的医药救济。
宋代政府对药业也加以管理，并且创设了国家经营的药局。宋代药局的设立，目的是普及医药，方便服用，也有利于药物知识的普及。
熙宁九年，宋神宗诏令在京城开封另设太医局熟药所，委任官员监制和销售成药，成为官药局的创始。熟药所出售的成药比生药使用方便，很受医生和病人欢迎。
宋徽宗崇宁二年，熟药所增加至5所，还另设“修合药所”2处，即专门的制药作坊（药厂雏形），生产成药供应销售。为了规范成药制作，政府还编修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规定了药方、分量和制作流程等，这是最早的保证成药质量的标准化文件。
为普及医学知识，还针对落后的边远州郡采取特别措施。以当时仍处于开发中的岭南为例，岭南缺医少药，崇信巫术的情况仍然严重。宋太祖时就决定对岭南不实行药物专卖，允许商人自由到岭南贩卖药材，给予免税。宋代政府还针对落后地区专门颁赐医书和药物。
元代政府的医学管理机构是太医院，太医院的长官级别时有变动，通常为三品，最低也是四品，这都是以前医官从来未达到过的高级别，而当过院长的许国祯甚至位列一品。
元代不设中央医学校，而着重发展地方医学，在全国各地广泛设立医学校。元代地方医学校一般有管理人员兼教师2~3人，学生则来自医户中的子弟。
将从事医学行业的人全部编入名册，即所谓的医户，是元代的一项新政策，原则上要求子承父业代代相传。而为了保证其水平，医户的子弟必须进入当地医学校学习，经过考试合格后才能行医。所以元代的医学校不像宋代以考医官为目的，它注重培养民间医生。
在全国普遍兴办医学教育的基础上，元仁宗延佑三年又开始实行太医科举，向全国招考优秀医学人才。当时规定太医科举与其他科举考试一样，每三年一次，一般是前一年先于各地进行乡试，次年入京会试。所有医户人员经当地政府推荐都可参加考试。
宋代和元代，都致力于普及推广医学，经过这两个朝代的努力，在地方上建立医药机构，构建了一个从中央到州县的医疗系统，这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我国古代医院
春秋初期，齐国政治家管仲在都城临淄创建了慈善性医院，收容各种残疾人集中医疗。此后，历代相传，如隋代称《悲田坊》，唐武宗时改名为“养病坊”。
自秦汉始就设有宫廷医院，如太医署等，集中一些医师随时奉诏进宫为皇室贵族和封建官僚治病。据汉书记载，公元6年左右，黄河一带瘟疫流行。汉平帝刘衍下令在灾区建造房屋，内置各种药品，并配置医生，这也许是我国第一批公立的临时医院，以便隔离传染病。
隋唐时期，具有一定收容能力，并有相应管理制度的医院已初步形成。唐武宗年间，丞相李德裕就曾倡导成立“病坊”。另外，隋唐时始设麻风医院。
到了宋代，医院门类日渐齐全，如出现较早的“福田院”，以佛家世间有“三佛（福）阳”之说而取名，是用来收养老、瘫、乞丐的官办慈善医院。
北宋末年，各地陆续设立了为贫困病人治疗的“安济坊”，它们都带有救济色彩。南宋时，不少地方设置了供四方宾旅患者疗养的“养济院”。
元代在北京设立的“广惠司”，它是我国最早的西医院。由于元代版图扩大至欧亚两洲的大部分土地，西方人居北京者增多，所以在北京设西医院以应需要。当时“广惠司”是请阿拉伯医生治病。1292年，元代在北京和多伦（内蒙古多伦县）各开设药物院，专卖西药。
明、清两代出现的太医院，其作用主要为皇室服务，至于其下属的医院，仍通称“病坊”。清代的医院开始出现了乳母、女使等职称，其作用可能相似于现代医院的护士了。
仵作与古代的法医
很久以前，华夏大地就出现了一支类似现代法医专业的吏役，这些吏役本源于卖棺屠宰之家，后来逐步受用于官衙，但没有官位、官品，平时仍以为丧家殓尸送葬为生。
随着刑案的不断增加，他们的身份逐步演变成官衙法定检验吏役，即仵作。隋唐时期，仵作一词就已经出现，但当时的仵作泛指帮助丧家埋葬的人。
到了宋代，朝廷建立了专门的检验制度，制定专用的表格《验尸格目》和验尸图《检验正背人形图》，以规范尸体检验。这一时期官府衙门里的仵作，已参与具体办案，并且有了明确的分工，就是负责处理尸体，并在检验官指挥下喝报伤痕。
当时的仵作，还被老百姓称为团头。他们的同行有坐婆、稳婆，在遇有妇女下体检验时，坐婆方才参加办案。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宋慈总结经验，著成《洗冤集录》。
《洗冤集录》是我国第一部法医专著，也是世界上现存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它比欧洲第一部系统法医学著作《医生的报告》要早350多年。
宋慈是南宋人，出生于福建建阳，走上仕途后长期担任提刑官，积累了丰富的断案经验。在他为官的20余年间，始终以民命为重，采取“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的严谨态度，深入查访，不畏权势，积累了丰富的检验经验。在《洗冤集录》中，宋慈提出：“事莫重于人命，罪莫大于死刑。”指出检验正确与否对司法公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洗冤集录》记载有许多具体的检验经验，尤其是辨别自杀或他杀很有心得。例如他根据“缢沟”正确区分勒死与缢死。如死者是自缢，缢沟的特点是在“脑后分八字，索子不交”，若是被勒死者则绳索多缠绕数周，那么脖子上的绳索痕迹是相交的。
《洗冤集录》记录了一种蒸骨验伤的方法：把尸骨洗净，用细麻绳串好，按次序摆放到竹席之上。挖出一个长5尺、宽3尺、深2尺的地窑，里面堆放柴炭，将地窑四壁烧红，除去炭火，泼入好酒二升、酸醋五升，趁着地窑里升起的热气，把尸骨抬放到地窑中，盖上草垫，大约一个时辰以后，取出尸骨，放在明亮处，迎着太阳撑开一把红油伞，进行尸骨的检验。
若骨上有被打处，即有红色微荫，骨断处其接续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则分明是生前被打。骨上若无血荫，踪有损折乃死后痕，亡者的死因就在红油伞下展现。现代科学证明，红油伞吸收了阳光的部分射线，使当时的检官看到了他想看的事实。
《洗冤集录》还记载有一些急症的救治方法。如救治砒毒，用鸡蛋一二十个，搅匀，和入明矾末三钱，灌进服毒者口中，吐后再灌。如果中毒不深，抢救及时，是可以起到效果的。
宋慈在《洗冤集录》中提出的检验四原则，即实事求是原则；不轻信口供原则；调查研究原则；验官应亲自填写“尸格”原则，即使在今日，法医检验仍须遵守。
通过对尸体现象、现场检查、尸体检查情况的归纳，宋慈在《洗冤集录》中整理出一整套符合科学原理并与现代医学相吻合的法医检验方法，实为集宋朝以前法医学尸体检验之大成。
《洗冤集录》问世后，立即被颁行全国，成为宋朝以及历代刑狱官办案必备的参考书。从事司法检验工作的官吏、仵作，大多会随身携带一部线装《洗冤集录》。
因为宋慈的努力，仵作被逐步提升为案件侦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后来，《洗冤集录》的内容流传到国外，近代以来又引起西方法医界的高度重视，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脉诀汇辨》中说：“近世医者，自附于知脉，而病家亦欲试其本领，遂绝口不言，唯伸手就诊。医者强为揣摩，揣摩耦合，则信为神奇；揣摩不合，则薄为愚昧。致两者相失，而讫无成功，良足叹也。望闻问切，犹人有四肢也。一肢废不成其为人，一诊缺不成其为医。然必先望、次闻、次问而后切者，所重有甚于切也。”
其意思是说，如今的医生自认为精通脉学，患者也愿意试试医生的本事，就诊时三缄其口，只是伸手就医，让医生据脉诊病。医生只能揣摩，偶尔蒙对了，患者就认为医生很神奇；没有蒙对，就认为医生愚昧无知。结果导致医患双方背离，导致治疗失败，实在是可惜。
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如同人体的四肢。人缺少四肢，就成为残疾人；四诊缺一，就不能称为合格的医生。医生看病，首先是望诊，然后是闻诊、问诊，最后才是切诊，其他三诊的重视程度，远超过脉诊。因此，医生、患者对此必须有深刻的了解和清醒的认识。
古代的行医招牌
在商品经济社会，广告触目皆是，它既为商家扩大影响，带来效益，也为消费者增加信息，带来便利。有趣的是，我国古代也曾出现过行医招牌、招贴一类的广告。
最早的行医招牌，大多数是以模型实物作为行医的“招幌”，如葫芦、串铃、鱼符等。葫芦自从汉代壶公在市井悬壶卖药，便不仅作为装药的器具，而且也成为中医的代名词。店堂门口只需挂个葫芦，人们便自然会进去就医抓药。
串铃又名虎撑，相传唐代医家孙思邈为虎取喉中之刺，以之支撑虎口，后演变成为走方医的标志和象征。而鱼符是用石片或木头雕成的鱼形幌子，门挂双鱼含有太极阴阳鱼之意，鱼又谐“愈”之意；鱼不分昼夜总是睁着双眼，悬挂鱼符也意味着不分昼夜的为人服务。
也有人将皇帝的赐物作为招牌，予以炫耀。如建炎年间，宋高宗太子有疳疾，经太医院御监张元圭治愈，赐金蛤蟆一个。后嗣以医著名，悬金蛤蟆于门上，俗称“张蛤蟆”。
医家陈沂，字素庵，精妇科，曾疗宋高宗妃吴氏危疾，得赐宫扇。其后人刻木为扇以为荣，上书“宋赐宫扇南渡世医”八字列门前，以为招牌，人称“陈木扇”。
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不仅描绘了北宋开封城的繁华景象，而且还绘有与医药招贴有关的画面。如有两个儿科诊所，一处门前挂了一个编织的挑子，上书“专治小儿科”，另一处门前竖有“小儿科”的招牌；而“赵太丞家”门前竖起高出屋檐的布制大路牌书有“治病兼售生熟药”；再有一处药铺，招牌上“本堂兼制应症煎剂”八字依稀可辨。
《清明上河图》所绘制的景况，皆有生活原型，真实可信。我们可以从同时期孟元老著的《东京梦华录》中得到佐证。该书记载，汴京的马行街北有金紫医官药铺、李家口齿咽喉药铺、柏郎中家医小儿、任家产科及香药铺，抱慈寺街有百草园药铺等。
清代医家傅山，字青主，学识渊博，工时文书画，尤精医学。其于太原古晋阳城中立牌“卫生堂药铺”，写有“行医招贴”最为完备，招贴中曰：
世传儒医，西村傅氏，善疗男女杂症，兼理外感内伤；专去眼疾头风，能止心痛寒嗽；除年深坚固之沉积，破日久闭结之滞淤；不妊者亦胎，难生者易产；顿起沉疴，永消烦苦；滋补元气，益寿延年；诸疮内脱，尤愚所长，不发空言，见诸实效；令人三十年安稳无恙，所谓无病第一利益也。凡欲诊脉调治者，向省南门铁匠巷元通观阁东问之。
招贴中论及了傅氏医学渊源、诊所地址、诊治范围，内容详尽，效验显著。这为当时的黎民百姓诊病问疾提供了方便，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医史资料，对于考证傅氏医学著作的真伪亦提供了客观依据。
中药店为何供獐狮
相传，神农采药时都得亲自品尝其药性，经常会因尝药而中毒。有一次，神农在一座山里得到獐狮这一奇兽。它周身像水晶般透明，能吃百草和百虫，各种药性均可通过观察它的脏腑、经络而一目了然。自从有了獐狮，神农识药再也不用发愁了。
一天，神农采药时发现一条黑虫，它遇动静就蜷成团，像颗圆溜溜的黑珠子，然后咕碌碌地滚下山去。神农从未见过这种怪虫，十分好奇，便拣起来看了看，然后递给獐狮试服。
獐狮闻了闻这颗圆溜溜的黑珠子，然后龇了龇牙，不愿吞食。神农便把它塞进了獐狮的嘴里，獐狮只好小心翼翼地嚼了嚼，就赶快吐了出来。
可是，怪虫的毒汁仍迅速进入了獐狮的肠胃，片刻即令獐狮遍体发黑，口吐白沫。神农急忙让獐狮服解药，可无济于事。獐狮望着神农，落泪而亡。神农悲痛万分，懊恼不已。
原来这种虫名叫滚珠虫，又称滚坡虫、千脚虫，身有剧毒，入药后可以毒攻毒，治各种肿毒和恶瘤。后来，中药店均供獐狮引以为戒：千万不可滥用错用药物！
药性即药物的性能，主要指药物在治疗、预防疾病中的特性和效能。药性主要分为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和有毒无毒等。
所谓四气，即寒、热、温、凉，也称为四性。是由药物作用于人体所产生的不同反应和所获得的不同疗效而总结出来的，是与所治疾病的性质相对而言的。
所谓五味，即酸、苦、甘、辛、咸。辛，能散、能行，具有发散、行气、行血的作用；甘，能补、能缓、能和，具有补益、和中、调和药性和缓急止痛的作用；酸，能收、能涩，具有收敛、固涩的作用；苦，能泄、能燥、能坚，具有清泄火热、泄降气逆、通泄大便、燥湿、坚阴等作用；咸，能下、能软，具有泻下通便、软坚散结的作用。
所谓升降浮沉，是指药物对人体作用的不同趋向性。升，即上升提举，趋向于上；降，即下达降逆，趋向于下；浮，即向外发散，趋向于外；沉，即向内收敛，趋向于内。
所谓归经，是指某药对某些脏腑经络有特殊的亲和作用，因而对这些部位的病变起着主要或特殊的治疗作用，而对其他经的作用较小，甚至没有作用。
所谓毒性，一般系指药物对身体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及损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