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时气候的变化，对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均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不同季节的时令特点，以考虑用药的原则，称“因时制宜”。如春夏季节，阳气升发，人体腠理疏松发散，应避免开泄太过，耗伤气阴；而秋冬季节，阴盛阳衰，人体腠理致密，阳气敛藏于内，此时若病非大热，应慎用寒凉之品，以防苦寒伤阳。
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特点，来考虑治疗用药的原则，称“因地制宜”。如地势高而寒冷少雨的地区，其病多燥寒，治宜辛润；地势低而温热多雨的地区，其病多湿热，治宜清化。地区不同，患病亦异，治法应当有别，即使患有相同病证，治疗用药亦应考虑不同地区的特点。如辛温发表药治外感风寒证，在严寒地区药量可以稍重，而在温热地区药量就应稍轻。
善用攻法的张从正
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睢州考城人，兴定年间曾被召为太医，但不久就辞退了。他是“金元四大家”之一，与刘完素是同时代的人，但年龄较小。
张从正是“攻下派”的创始人，他善用汗、吐、下之法治疑难怪病，并以此著称于世，被后世所仰效。有一个姓刘的仓长（相当于现在的仓库管理员），大便量少且频，每天都要解上几十次。无奈之下，他只好在两腿之间挂上一个水瓢，弄得浑身臭不可闻。这位刘姓仓长虽然到处求医问药，但就是未见丝毫效果，如此持续了十多年。
张从正知道后，就对病人说：“大便量少且频，是欲通而不得通的征兆，只要用药泻一通，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一剂药就可以痊愈了。”处大承气汤，病人服用后一直泻肚不止，第二天就回复如常。
有一小儿，因外感而引起水肿（中医称风水），医生用大量利水药，却适得其反，导致病人小便不利，饮食不进，全身浮肿，状若水晶。
张从正诊断说：“此病是由外感风寒所致，应该用发汗法治疗。”于是在屋内置火，以屏帐遮罩，并让小儿服用驱散风寒的胃风汤，并用药渣煎汤洗浴，浴后以被覆体，患儿汗出如洗。隔日再行，水肿全消，又用槟榔丸调整饮食而愈。
青州有户姓王的人家，家中有一小孩已经十多岁，双眼红赤，泪水涟涟。张从正诊断说：“这种病是因为母亲怀孕时受惊而致。”孩子的父亲听后非常吃惊，其妻子怀孕时刚好遇到临清城被围困，确实受了惊吓。
于是，张从正处以瓜蒂散加郁金医治，结果这个孩子上吐下泻，吐泻的都是些涎沫。众人都讥笑张从正不识病态，但第二天眼睛就已不再红肿，也不再流泪。张从正又用针灸刺头、眉、鼻中诸穴。孩子再吐时，张从正用通经散、舟车丸通下，自此无恙。
张从正路经安徽亳州时，碰到一位妇女，一直嬉笑不止，已经半年有余。张从正诊断之后，用青盐一块，烧至通体赤红，再放冷研细，煎为盐汤，辅以钗探，吐出胸中痰涎。然后用大剂量的黄连解毒汤善后，没几天就不再嬉笑不止了。
或用下，或用吐，或用汗法，或吐下兼用，一力攻邪，俾邪去而正安。今天流行的排毒疗法，其思路即源于此。张氏神奇的医术，也不枉百姓尊他为张医王。
张从正不仅善于攻下派，还善于运用中医学情志相克的理论，以治疗各种由心理因素引起的疾病。一天，一位姓关的人来求诊，说他夫人和别人吵架后，就得了一种怪病，只知道腹中饥饿，却不想进食，整天大喊大叫，怒骂无常，吃了许多药，都无济于事。
张子和听后，认为此病服药难以奏效，就告诉病人家属，找来两名演戏的丑角，在病人面前做出许多滑稽动作，病人心情逐渐好了起来，病情有所好转。
接着，张子和又让病人家属请来两位特能吃的妇女，在病人面前狼吞虎咽地吃东西，病人看着看着，也跟着不知不觉地吃起来。就这样，病人竟不药而愈。
有位姓卫的官宦人家，女主人因遭贼人偷盗受到惊吓，此后凡听到一点响声，她便惊慌失措，跌倒在地，战战兢兢而不可自主。遍请当地医家，用了不少名贵药物，病情不仅毫无起色且日趋严重。从此，全家人只得蹑手蹑脚地活动，不敢发出半点声响。
最后，家人恳求名医张子和为其医治。张子和得知病人平素胆小怕事，处事谨慎小心，沉思了片刻后说：“此病非药物能治，我有一个办法。”
张子和没有开任何药，只是安排两位丫环扶着病人立在一张高凳上，前面置一案。张子和面对病人，突然用醒木猛击木案，“啪”的一声，险些把病人惊得跌下凳来。
张子和说：“我这是用木块击案，你何必如此害怕。”病人惊恐不语。接着，他又连击木案，响声“啪啪”不住。病人疑惑地看着他，已渐渐不感到害怕了。
这天夜里，张子和又让人不断地在病人室外敲击门窗、鸣锣打鼓，病人起初尚感惊惧，不久便逐渐平静下来。连续数日如此，那妇人对外面时起时落的响声已无惊恐之状，亦能照常入睡。疾病渐趋痊愈，家人感激不尽。
后来，有人笑问张子和：“你这算什么治法呀？”
张子和说：“《内经》中说：‘惊者平之。’平，即平常的意思，见惯自然不惊。对受惊者，治疗时要设法让他对受惊的诱因感到习惯，觉得跟平常一样。”
还有一位有钱的人家妇女，由于思虑过度，两年来常常失眠，不能入睡。其丈夫到处求医问药，药是吃了不少，可一点效果也没有，最后请张子和请来诊治。
张子和切过脉，双脉俱缓，认为是脾脏受邪。脾主思，思虑过度，导致失眠。张子和与其丈夫商量，准备用激怒病人的办法来治疗。
于是，张子和索要了许多财物，并在她家大吃大喝几天，没作任何治疗，然后就扬长而去。病人因此大怒，出了一身汗，当晚就昏睡过去。等到醒来，脉象恢复正常。
张从正一生勤学不断，相传他60多岁时患眼疾，双目羞明肿痛，苦楚万分，自己多方治疗，收效甚微，拖延了三个多月也没有治好，于是请当时的眼科医生姜仲安诊治。
姜仲安诊察后采用针灸疗法，在眉际、鼻端等穴位投针、排血，三天后眼疾痊愈。姜仲安的针术使张从正赞叹不已，他说：“百日之苦，一旦解除。我学医半世，独不懂此法，得从头学起！”于是，年近古稀的张从正拜姜仲安为师，钻研针灸。此事成为医坛佳话。
孙思邈说：“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至若道听途说而言医者，岂不深自误哉。”
可见，作为一个名医，必须具备博览群书、精益求精的态度，切忌道听途说，一知半解，领悟皮毛，抛弃精髓。对于博、通、精三者之间的关系，清·赵彦晖在《存存斋医话》中有过精彩的论述：“医非博不能通，非通不能精，非精不能专，必精而专，始能由博返约。”
清·赵廉在《医门补要》中更是对医生提出全面要求：“医贵乎精，学贵乎博，识贵乎卓，心贵乎虚，业贵乎专，言贵乎显，法贵乎活，方贵乎纯，治贵平巧，效贵平捷。”
朱丹溪焚经学医
朱震亨，字彦修，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因家居丹溪，人称丹溪翁，是元代著名的医学家。他自幼聪明，年长者对他都很器重，但他年稍长后却弃而不学，变得崇尚侠气，争强好胜，若乡中望族仗势欺侮，“必风怒电激求直于有司，上下摇手相戒，莫或轻犯”。
他30多岁时，母亲有疾，诸医束手，遂取古代经典医籍细细观之，三年而有所得。又过了两载，竟然自己处方抓药，治愈了老母的旧疾。
36岁时，闻有朱熹四传弟子许谦居于东阳八华山中，开门讲学，及门之士，著录者千余人，不禁叹道：“丈夫所学，不务闻道，而唯侠是尚，不亦惑乎？”于是投于许公门下。
数年之后，学业渐成，一日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朱震亨应试书经，但偶遇算命先生，先后两卦均言不利。朱震亨竟以为天命，遂绝仕进之念。
由于许谦教授学生随其材分而定，十分鼓励他走医学的道路，这使他学医的志向愈加坚定，于是尽焚以往所习举子业，一心致力于医。朱震亨昼夜研习，但乡间无良师可从，于是治装出游，访求名师，闻某处有某治医便往拜而问之，但始终未遇到理想的老师。
直到泰定二年（1325年），才在武林听说有名罗知悌者，为“宋理宗朝寺人，业精于医，得尽刘完素之再传，而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之说”，但性格狭隘，自恃医技高明，很难接近。朱震亨几次往返登门拜谒，均未得亲见，趑趄三月之余。
但他心诚意真，求之愈甚，每日拱手立于门前，置风雨于不顾。有人对罗知悌祥加介绍朱震亨的为人与名声后，始获相见。谁知却一见如故。
罗知悌时已年过古稀，卧于床上，并不亲自诊视，只是让弟子察脉观色，但听回禀便处方药。随其学习一年之余后，朱震亨医技大进，尽得诸家学说之妙旨。
回到家乡，乡间诸医始皆大惊，不知他在外边学了多大本事，但看其处方用药，又嘲笑不已，以为不伦不类，但他正是用这种被众医斥之为离经叛道的方法治愈了许谦的痼疾。随后，四方求治者、求学者盈门不绝，朱震亨总是有求必应，不避风雨。
有一年春天，连日阴雨，天花病流行。有位寡妇的儿子染上了天花病，到处求医吃药，病情并未减轻。寡妇的家境富裕，于是她马上雇人抬轿去请义乌名医朱丹溪。
朱丹溪不敢耽搁，坐上轿子，冒雨连夜往寡妇家赶。当他们一行来到一条没有架桥的溪畔，由于连日下雨，溪水猛涨，一时难以过去，因此耽误了不少时间。
当朱丹溪赶到寡妇家时，那孩子已奄奄一息，朱丹溪不禁叹息了一声。既然来了，就不能放过一线希望，他先对患儿仔细诊视了一番，然后将银针对准孩子的穴位扎了一针，患儿还有反应。于是，朱丹溪连忙对寡妇说：“试试看，这孩子也许还有救。”
朱丹溪马上开了处方，让人赶快抓药，又让寡妇找来几棵陈年黑枣做药引，熬汤煎汁后灌服。经过急救，孩子有了活的希望，三天后竟获痊愈，朱丹溪这才起程回义乌。
临走时，寡妇千恩万谢，一定要用大礼相谢。朱丹溪说：“我来救你的孩子，不是为了金银。如果真要用这么多银两来谢我，那就用它在溪上修一座桥，方便来往的人。”
寡妇见朱丹溪不肯收下这些银两，就如朱丹溪所说，用这些银两在溪上修起了一座石桥。桥通之日，朱丹溪还为石桥题名为“贯婺桥”，意思是贯通去婺州的桥。
婺州城里有位教书的郑老先生，有一次弯腰去捡地上的纸时，突觉腰部一阵刺痛，此后腰就再也伸不直了。为此家人四处求医，但都无济于事，后来去请朱丹溪前来诊治。
朱丹溪来后，详细地了解了病情后，也觉得此病不好医。夜间，朱丹溪仍在思考治病之法，一不小心坐偏了椅子，一个踉跄，险些跌倒。这一吓，却吓出个好主意来。
朱丹溪连忙与郑老先生的儿子商量好治病之法。第二天，郑老先生的儿子按朱丹溪的吩咐，把老父搀扶到朱丹溪的住房。当郑老先生正打算坐下时，只听“扑”的一声，椅子的后腿突然断裂，眼看郑老先生就要跌倒。朱丹溪连忙用左手拖牢郑老先生的右臂，右手顶住郑老先生的腰脊，顺势一按一托，未听郑老先生喊一声痛，他的腰板就挺直了。
原来，这正是朱丹溪事先安排好使其腰骨复位的妙法。随后，朱丹溪又特制了几副膏药，开了些活血散淤的方子，让老先生内服外敷。不几天，郑老先生的怪病就痊愈了。
朱丹溪对穷人治病不惜花力气，甚至赔药物，而对财主劣绅则不轻易开方用药。义乌赤岸镇上有个汪财主，生性刁恶。他生了个“对口”（生在后颈，因疮口对着脸部的嘴，故俗称“对口”），他知道朱丹溪的脾气，就扮作一个叫花子，躺在朱丹溪经常走过的路上。
朱丹溪见一个“叫花子”躺在路旁痛苦地呻吟，原来颈后的“对口”患处已经发青，心里很是同情。如果用针挑，只怕淤血一时难以排尽，施药也不会见效。
一时还没想到更好的办法，忽然朱丹溪看到路旁的水田中有蚂蟥（即水蛭）在游动，他灵机一动，在水田里抓起三条蚂蟥，放到疮口上。蚂蟥叮住疮口贪婪地吮吸起来。
三条蚂蟥的身子越来越粗，患处的淤血也基本排尽。这时，朱丹溪笑着说：“幸好你是个穷叫花子，要是个财主，诊金少说也得稻谷五十石，好得也没那么快。”
七天之后，汪财主的“对口”好了，让人挑来五十石谷子酬谢朱丹溪。朱丹溪这才知道自己受了汪财主的骗。因此，这五十石谷子他就照单全收了。
虽说朱丹溪治病总是怪招不断，却常能出奇制胜。据明代戴良《九灵山房集》中记载，有位女子患病，茶饭不思，面壁而卧已经半年。家人为其请了多位医生诊治，均不见效，后来特邀朱丹溪前来诊治。
朱丹溪察脉，见此女左手肝脉弦长，溢出寸口，便对病人家属说：“此病是思念男子而又不得，气结于脾的缘故。”问及家人方知，其丈夫前往两广地区将近5年，心绪郁闷。
了解了起病之因后，朱丹溪对病女之父说：“治疗此病只有激怒一法，使她怒气暴发，郁结之病方能解除。”于是，朱丹溪再次进入患者房中，朝那女子脸上连击三掌，斥责她不应有外心。
女子大哭，怒不可遏，随后已能饮食了。朱丹溪又暗地告诉其父说：“气郁虽然解除，但必使她欢喜，才能使脾气不再郁结。”于是家人谎称她丈夫已寄回书信，不久即将回家，女子十分高兴。三个月后，其丈夫果真回来了，女子的病再也未发作。
朱丹溪还常为百姓挺身向前，凡遇“苛敛之至，先生即以身前，辞气恳款，上官多听，为之损裁”。此外，他还积极组织大家一起兴修水利，为民谋福。当地有个蜀墅塘，能灌溉农田六千多亩，但因堤坏水竭，屡致旱灾。在朱震亨的带领下，大家协力修筑堤防，并开凿了三条渠道，根据水量而舒洩之，使百姓均得受益。
丹溪对前辈大家的医学见解既有继承，更有发挥，而成就一家之言，开创了丹溪学派，与前辈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并称金元四大家。
丹溪在医学上的观点以“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为基点，其他种种，皆由此生发。有趣的是，这一观点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中华民族观物取象的文化传统。他从天大而地小、日实而月阙等自然现象，取物象以论人身，总结出阳有余，阴不足。
在他看来，“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足”。那么，抑有余而补不足，自然便是保健治病的重要原则。
朱丹溪晚年整理自己的行医经验与心得，写成许多著作。临终前没有其他嘱咐，只将随他学医的侄儿叫到面前诲之曰：“医学亦难矣，汝谨识之。”言讫，端坐而逝。
阴阳本是古人从大自然那里获得灵感与启示，总结出来的一对概念，它渗透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由于它是一对抽象的概念，所以往往给人以神秘感。
先民们在长期生活实践的观察和体验中，发现自然界存在着许多既相关、又属性相对的事物或现象，如男和女、冷和暖、明和暗等。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向日与背日所造成的种种性质迥异的现象和特点。因此，从中悟出了自然界的某些奥秘，并萌生了“阴”与“阳”的初始含义。随着人类对事物的观察范围不断扩展，阴阳的含义也逐渐得以延伸。
古代哲贤从“向日”、“背日”这一初始的阴阳含义展开，通过取象比类，把阴阳进一步推衍、引申，将所有与“向日”特征相类似的事物或现象都归属于“阳”；而把所有与“背日”特点相类似的事物或现象都归属于“阴”。实际上这就是“阴阳应象”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