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刘筠教授已有66岁了，他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里，都隐约着历史的风云，他头上的每一根白发里，都浸透了岁月的风霜。家人希望他能歇下来，同事们关注着他的健康，而他却以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该停下追求的脚步，一个科学家更应该懂得自己的责任。他以智者的眼神，从市场经济的碰撞声中，看到了湖南对科技的需求，从新世纪人才的竞争中，看到了中国对科技的需求。在别人的眼里，66岁的老人已步入人生的冬季，而在他自己的心目中，66岁是六六大顺的时机，这大顺，就是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对科学技术的重视，这大顺，就是他又一项科技成果在东江验收成功。水，是他探索奥秘的天地，水，是他生命之船的成功之路，他要把所有的汗水、心血连同那颗永恒的爱心都融进洞庭，融进中华的江河湖海，让水域披金挂银，让水域开花结果。
分析化学家俞汝勤
到了湖南，总让人想起风景绮丽的岳麓山，总让人想起岳麓山间那一望无际的红枫林。到了长沙，总让人想起湖南大学，总让人想起湖南大学那位名震中外的校长。他就是受人敬重的中科院院士、分析化学家俞汝勤。看来湖南大学的根是连着岳麓山的，俞汝勤的根是连着红枫林的，从闻名天下的岳麓书院，到今天的湖南大学，千年学府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经世济国之才，如果把这里的每一个人才比作一棵红枫，那么俞汝勤就该是这片枫林中枝长叶茂的一棵。看看他在学海里趟过的浪迹，就会知道他肩头的负荷与生命的辉煌。俞汝勤，1935年11月出生于上海，1953年于长沙雅里中学毕业后被选派到前苏联列林格勒矿学院学习，1954年转入列宁格勒大学化学系，1959年毕业，毕业以后回到祖国，并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化学系兼任教学工作，1962年，来湖南大学任教，1980年晋升教授，1984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89年由中国科学院任命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电分析化学开放研究实验室副主任，1991年11月当选并经国务院批准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记者：俞教授，你们是新中国选派出来的最早的几批留学生，出国前夕听说刘少奇同志跟你们说了一番话，他是怎么说的？
俞汝勤：当时我们在北京俄语学院学俄文，少奇同志到学校来给我们作报告，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所得者多，所求之于他者必多，他提醒我们这一批学生在我们同龄人当中是非常幸运的，有很好的学习机会，所以要我们不要忘记所得者多，将来求之于我们的毕竟是多的。所以他一番话对我们是很大的教育，我们在国外学习时刻想到国家给我们这么多，我们将来怎么报效国家。
1959年，年轻的俞汝勤始终没有忘记所得者多、求之于他者必多的中国古训，怀着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拳拳之心，从列宁格勒大学学成回国。在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工作了两年多后，于1962年来到湖南大学任教，从此，开始了他的教学研究生涯，再也没有离开岳麓山，离开红枫林。
记者：俞校长，您学成回国后当时留在北京工作了三年，那么北京的研究条件比较好，当时您为什么要回到条件比较差的湖南来呢？
俞汝勤：因为我是在长沙长大的，湖南是我的故乡，我很喜欢这个地方，我的父母也都在这里，所以我很想回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知道当时湖南大学要新建分析化学专业，这个是要从头建的，当时我们很年轻，年轻人很喜欢做一些新的事情，不是在一个老地方什么事情都做好了，好像没有我们用武之地，所以我很想到自己的家乡来做一番事业。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60年代他一头钻进简陋的实验室里，凭着一个探索者的精神，凭着一颗赤子之心，很快在有机分析试剂合成和稀有金属分析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70年代，当一些人热衷于闹“革命”时，他却从美国一位名叫罗斯的化学教授发明了新的电化学传感器负离子变极的一份资料上找到了自己的突破点，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断定，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当即决定，带领课题组搞出自己的负离子变极来，然后，再做进一步的开发和研究。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仅一年时间，他们便制成了自己的负离子变极，并立即在长沙投入生产，其性能在有些方面，比美国的还好，1978年，他们因此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此后，他又瞄准了国际上刚刚兴起的学科--化学剂量学。步入90年代后，他主持了湖南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浙江大学共同承担的国家质量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化学剂量学基础研究，并且负责其中的两个课题，着重研究杂分析系的多组分分析中的化学剂量方法，同时研究化学传感器震裂技术，利用传感器结合化学剂量学算法模拟生物嗅觉等问题，目前，均已取得突破性进展。近十年来，他已完成了七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两项高校科学基金项目和两项省级科研项目，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和湖南省教委六五科技成果一等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两百五十多篇，出版专着四部。他研究的成果与进展，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瞩目。因此，他多次应邀去美国、瑞士、挪威、前苏联、新加坡、日本等不同国家，进行讲学和作学术报告。
记者：俞校长，您多次出国讲学，凭您在国外的学术声誉难道没有机会留在国外进行研究吗？
俞汝勤：现在我们如果要留在国外做些研究工作也是可以的，可能研究的条件比国内还要好一点，而且生活待遇会好一些，但是从感情上讲，我总觉得还是应该回到这个国家来，这可能和我们一贯受到的教育和熏陶有关系。中国人不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觉得是不对的，我走过很多国家都有这个感觉。现在我们国家的地位比过去提高很多了，但是还不够高，中国人在国外真正要完全扬眉吐气，还需要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好，我也是这样跟我的学生们这样说的。
梁逸曾教授、博士生导师：我是留学回来的，当时回来时还有个故事，我在挪威留学时，俞先生到挪威作国际学术报告，他对音乐特别懂，他同挪威那些人谈音乐，所以我很好奇，他给我说起一个故事，他说挪威有个很有名的音乐家叫格里格，他也是在奥地利留学，最后他从奥地利回到挪威，结果成为世界有名的音乐家，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如果能够自己在自己的本土（工作）的话，就能把自己的特色反映出来。这段话对我的影响很深，使我觉得要干出一番事业的话，一定要回到自己的祖国来。
王柯敏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俞老师是一位严师，在很多方面，在科学研究方面甚至做人方面要求很严格，另一方面在学术梯队里面也非常自由，学术思想也比较活跃，让下面梯队的同志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做起研究来比较得心应手。
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俞教授从来就没有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中华学者，从来就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位共产党员，他以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而科学家永远应该热爱自己的祖国，同时他认为，学术研究应该是开放的，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一员。就这样，他一次次从岳麓山下走向世界，又一次次从世界回到红枫林里，学生们都为他大气的学术意识而骄傲，为他的爱国热情而感动。如今，俞教授已年过花甲，但是，他在科研教学管理诸方面的成果却越来越多、越来越丰硕。每当人们来到长沙，来到岳麓山，来到湖南大学的时候，不由人想起那首千古绝唱的诗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俞汝勤教授不仅在科研和学术上硕果累累，而且培养出十多名博士生，三十多名硕士生，研究生学位论文及培养质量得到国内外同行较高评价，教学成绩获湖南省教委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病理生理学家姚开泰
人的一生中最不愿意拥有的是疾病，疾病中最让人害怕的是癌症，因为它常常让人们的幸福变成痛苦，让欢笑化成哭泣，让一颗颗生命之树过早地倒下。于是，好多人谈癌色变，据统计，仅湖南省每年被癌症夺走宝贵生命的就有数万人之多，他们期盼着救世观音的到来，白衣天使的降临。他，一次次倾听着病人的喘息呻吟，一次次倾听着那生命的呼唤，总觉得千根银针在刺扎着他的心，他下定决心立志攻克千百年来医学领域历代中外科学家攻而未果的世界级难题以造福人民。他就是湖南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一批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中共十四大代表、全国优秀教师、湖南省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姚开泰。然而，在这些辉煌的人生旗帜下面，在这些让人羡慕的头衔背后，又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牺牲，他的奉献，他的辛酸苦辣呢？从70年代开始，姚开泰就着手人类恶性肿瘤的流行病学、细胞生物学、鼻咽癌的试验病理学、分子生物学和恶性肿瘤的分子遗传学等领域的研究，当时的科研环境远不是今天的科研环境，他只能凭着简陋的条件，在白色的世界里艰难地跋涉。他曾忘了父母的寿辰，忘了妻儿的生日，忘了家里的油盐柴米，多少节假日，他在患者的身上采集病历，多少星期天，他静观在显微镜下，他曾把黄昏当成黎明，把落霞当成朝晖，累了他一杯浓茶提神，饿了他两块饼干充饥，病了，他几粒药丸了事。就这样，天天、月月、季季、年年，他终于从反复试验中看到了前进的起点，从失败中，看到了成功的希望。有人说，他是一头牛，拉着车，不知道轻重，背着犁，不知道歇息。他先后承担六五、七五、八五多项重点项目的研究，仅八五期间，他就承担了攻关课题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14项，国家教委、卫生部、省教委、省科委及卫生厅重大科研项目三十多项，还与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共同获得CMB基金资助110万美金。
记者：姚教授，当您与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共同获得CMB基金资助的时候，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姚开泰：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得到国际上的重视，所以能够得到这样一笔数目比较巨大的基金，这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牵涉到国际信誉问题，我们两个单位代表我们国家进行鼻咽癌方面的探讨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地位，所以我们想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搞好。
也许是因为这种压力，也许他原本就有了成功的基础，他协助潘世成教授建立了大白鼠实验性鼻咽癌模型，并首次在国际上证实了亚硝胺类化学治癌，对鼻咽上皮有一定的器官亲和性，为分析鼻咽癌化学病因提供了重要的试验依据，为寻找人类鼻咽癌的病因和鼻咽癌的防治，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创造性地研究了二亚硝基哌嗪诱发鼻咽癌的机理，首次建立了异蔽病毒潜伏感染的鼻咽癌上皮细胞株，为鼻咽癌和异蔽病毒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尤其是在姚开泰教授主持指导下的鼻咽癌分子生物学研究，在国内独树一帜，引起了国内同行的瞩目和国外专家的高度赞赏。他对鼻咽癌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鼻咽癌细胞生物学的研究整体上已超过了国际同类研究水平。在湖南省鼻咽癌综合考察中，姚开泰教授是主要的组织者和设计者之一，他先后两次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全省性的鼻咽癌综合考察工作，对鼻咽癌高发区的地理分布、年龄分布、性别分布、民族分布进行了全面考察，弄清了湖南省鼻咽癌的流行病学特点，核实了湖南省鼻咽癌高发区的高发中心，对鼻咽癌的二级和主预防作出了特殊贡献。俗话说，有初一就会有十五，1993年以来，在姚开泰教授带领下，该所又自筹资金15万元建立了省内首创的部级实验室。
姚开泰：我们这整个实验室大家现在来看应该说还是可以的，不仅是在外表方面，在它的仪器装备等等各方面都还是可以的。卫生部批准我们成立卫生部的癌变原理实验室，我们也是最早国家级的重点学科。
说穿了，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部级实验室成为高层次人才的阶梯，让一代又一代的白衣天使去驱赶癌症给人类带来的恐慌，去解除癌症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几番奋斗，几番成功，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他的汗水，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他的心血，终于涂染了生命的辉煌，他先后发表了80多篇论文，主编和参与编写了两本教材，曾九次获得国家、省、部委的奖励。
姚开泰：我觉得我自己所做的是我本分的一点工作，我感到党和政府、人民给我这么大的荣誉，这是对我很大的鞭策。我经常讲，我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主要是起承前启后的作用，也就是说我前面像潘世成教授这一代他们经过坎坷的经历，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能够把他们的业绩继承下来，发扬光大，这是我的责任。另外，我还有责任把以后的工作，后面的年轻同志把他们带出来，我想我做的无非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我希望我们湖南医科大学，我们的肿瘤研究所能够真正建设成为一个比较像样的肿瘤的研究所。
曹亚教授、博士生导师：二十多年来和姚开泰老师朝夕相处，他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要求自己非常严格，即使现在有这么高的地位和荣誉，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努力学习，跟踪世界最先进的进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和国际接轨的高质量硕士、博士研究生。
陈主初教授、博士生导师：姚老师对我们要求相当严格，无论从政治思想、业务方面，都相当要求严格，他对学生要求严格，对自己本身能够以身作则，处处起到模范带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