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的毕节，下辖8个县市，其中有6个为国家级贫困县，农村贫困人口超过60%，文盲、半文盲近半，是全省最贫困的地区。国家每年需调拨15亿公斤粮食，帮助当地人解决温饱。那个年代，生活在石漠地带上的毕节人，靠天吃饭，广种薄收，往往是“种了一坡，只收一箩”。极度贫困、人口剧增与生态恶化成为恶性循环，粗放的垦殖方式使石漠化程度不断加深、耕地破碎、植被稀少，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
贫穷曾经剧烈地折磨着这方水土，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
1985年4月，当一名新华社记者来到赫章县海雀村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他在之后送呈中央的一份内参中写道，“在海雀村3个村民组察看了311户农家，家家断炊。苗族老大娘安美珍瘦得只剩枯干的骨架支撑着脑袋，一家4口人，丈夫、两个儿子和她，终年不见食油，一年累计缺3个月的盐，4个人只有3个碗，已经断粮5天了。”苗族老大娘“衣衫破烂掩不住胸肚，一见有人来，赶忙双手屈抱胸前……”
不久，肩负着为西南岩溶贫困地区寻找一条出路的重任，胡锦涛同志受中央委派赴贵州担任省委书记。
1.科学发展观的摇篮
胡锦涛上任仅数日，就驱车前往毕节大山深处走访考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走遍了贵州省86个县市，岩溶地区的贫困面貌深深触动了他。
胡锦涛同志集西北和西南两片贫困区域工作经验于一身，两块贫困区的一些共性引发了他深入的思考。经过近两年的调研，贵州省党政班子试图探寻当地脱贫致富的长远发展模式。1988年初，胡锦涛正式提出关于建立“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构想，经中共贵州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上报国务院申请成立试验区。1988年6月9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建立“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
胡锦涛同志在毕节试验区成立大会上指出：毕节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试验区，是毕节地区的情况所决定的，也是毕节试验区与全国的其他特区、开发区的区别所在。全国所有的特区、开发区都是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采取出口导向的战略，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目标；而毕节试验区作为内陆边远山区，则是以市场为导向，发挥资源优势，以商品经济为目标；特区、开发区解决的是经济起飞、先富起来的问题，而我们则是改变贫困面貌、解决温饱问题。
他指出，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抄照搬沿海开放地区的做法和模式，必须对试验区的目标、任务特别是对自身的特点有清醒的认识，这一点是“决定试验区工作成败的关键问题”。
最后他强调，要少说多做，说了就做，做就做好。不要遇到一点风吹草动，就犹豫迟疑，发生动摇。
自此，在这片贫困而伤感的土地上，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为核心，开始了长达20年的探索。
毕节试验区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岩溶贫困地区探索可持续发展之道的试验区，比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还要早四年。毕节地区曾长期陷入“越生越垦、越垦越穷、越穷越生”的困境，被世界认为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在这样一个地区探索可持续发展之道，无疑具有世界意义。20年来，毕节试验区围绕“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取得了突出成绩。在战胜贫困、与自然和谐相处方面，毕节试验区向我们展示了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努力。
可以说，在其他地区还在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80年代，作为贫困山区的毕节试验区，能够把生态、经济、人口统筹考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世界上并没有先例。而毕节试验区这一超前探索和实践，更是被认为是后来“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的雏形和策源之地。20年后的今天，一向默默无闻探索的毕节试验区吸引了各界的目光，更是被理论界冠以“科学发展观摇篮”的称呼。
2.试验区二次起步
经过20年的艰苦奋斗和勇于探索，毕节试验区已今非昔比。
地区生产总值翻了4番，从1988年的234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325亿元，农民人均收入从226元增至2458元，贫困人口从312万人减至55万。森林覆盖率从98%提高到3592%，年均增加1个百分点，是全国平均速度的3倍。水土流失减少50%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129‰下降至78‰，20年累计少生126万人，教育投入大幅增加。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生态建设方面，毕节试验区进行了创新性探索。“五子登科”便是试验区早期生态建设的经验总结：山顶植树造林“戴帽子”，山腰退耕还林还草种树“系带子”，坡地种牧草和绿肥“铺毯子”，山下建基本农田“收谷子”，发展多种经营“抓票子”。试验区还尝试对不同的林地采取不同的经营方式，比如对黄沙荒坡通过拍卖给老百姓，让社会闲散资金和已有的土地资源进行结合，将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态资源的维护和培育有机结合，遏制水土流失，优化生态环境。这一系列措施实现了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吃山”的思想转变，而今“生态建设”已经开始被广大农民所接受。
近20年后，随着新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出，毕节试验区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策源地，作为探索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试验田，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历史抉择。
毕节试验区近20年的努力始终围绕“人口控制”、“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三大主题展开。在1988—2000年期间已基本完成了第一大主题“人口控制”，但人均GDP仍只有300—400美元，经济依旧贫困，农业仍然是绝对的主导产业；2001—2006年期间，依托以“两烟”和煤电为主体的工业（煤炭、电力占工业增加值的80%左右），毕节实现了第一次跨越，人均GDP达到了400—500美元，基本摆脱了贫困，部分实现了以工业为主的“开发扶贫”，为试验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然而，事实也不容回避，由于毕节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高能耗、低效益的传统工业大量存在，甚至部分地区还在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地搞土法炼锌、炼铁。这种以煤电为主体的工业发展模式，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由于毕节已被列入“十一五”国土规划中的“限制开发区域”，对工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发展有明确的限制。加之，国家环保政策的愈加严厉，传统煤电工业的发展与试验区“生态建设”的主题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毕节再一次走到了战略转型的门槛上，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探索试验区发展的新模式，丰富试验区实践的新内涵已成为毕节新的历史使命。
2006年12月，曾先后在黔东南州和黔南州两地任过州长的刘晓凯，调任毕节地委书记；原贵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秦如培，调任毕节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两人上任之初，就在反复思考如何找准产业突破点，进一步提升区域能级，使毕节试验区早日步入二次腾飞的轨道，实现区域在兼顾“生态建设”和“开发扶贫”基础上的跨越式、可持续发展。
随着大旅游时代的到来，贵州提出了“生态立省”和“旅游立省”的发展战略。刘书记与秦专员，一个从贵州旅游发展的核心区黔东南和黔南来，一个从贵州旅游的集散中心贵阳来，两人不约而同地把寻求发展的目光瞄准了同一个产业——旅游。
然而，毕节人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和人文优势是不自信的，甚至是不自觉的。毕节人曾这样介绍自己，“这是一张丰富却鲜为人知的‘名片’，正面写着贫穷、落后，交通闭塞，没有机场。反面写着：拥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织金洞；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九洞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威宁草海；国家级森林公园——大方百里杜鹃；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大方奢香墓、赫章可乐汉墓遗址、黔西观音洞遗址……这就是素有‘贵州西藏’之称的毕节。”是的，按照传统的发展思路，还没有完全解决好温饱问题，如何谈得上发展旅游？面对毕节的贫穷、落后，旅游资源如何才能转化为产业优势？毕节的“生态建设”和“开发扶贫”，又如何与旅游产业很好地结合起来？
上任之初的秦如培专员，带着地委与行署谋求发展的急切心情，首先把毕节所有的旅游景点跑了个遍，向所有的旅游部门和专业人士进行了详细询问。这一趟走下来，原本“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老概念不够用了，贫困落后“去不得”的老观念站不住了，这里自然景观之神奇、民俗风情之瑰丽，历史底蕴之深厚，令他震撼不已。最后，连他也不得不承认，作为半个“本乡人”（秦是毕节女婿），原以为对毕节很是了解，却结果还是彻底的“灯下黑”。
“这是世界级的宝藏，不能随随便便处置”，秦如培已经意识到了这片处女地的巨大价值，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可是，如何实现在政治上借力，借助试验区成立20周年的契机，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如何在经济上用力，利用旅游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在宣传上发力，将毕节送出去，把世界请进来？而这一切需要的是大思路、大气魄与大手笔。此时，秦如培想到了求助外脑，于是便找到了我们。
3.神奇乌蒙神秘夜郎
2007年，乌蒙之春，肩负着为这方神奇的山水谋划出路，为试验区旅游发展战略进行策划的重任，在毕节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副秘书长袁华同志的全程陪同下，我们深入乌蒙腹地开始了长达10天的考察行动。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毕节地区就位于乌蒙山的腹地，滇东高原向黔中山原丘陵的过渡地带。境内多山，西高东低，山高坡陡，峰峦重叠，沟壑纵横，河谷深切，土地破碎，平均海拔1400米，为贵州海拔最高处，也是最不为人知的模糊地带。由于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处，故素有“鸡鸣三省”、“一步跨三省”之称，抗战时期有“三省红都”之誉。全区辖毕节、大方、黔西、金沙、织金、纳雍、威宁、赫章8个县市，幅员268万平方公里，山地占933%；常住人口近720万，彝、苗、回、侗等35个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28%。在短短的十天之内，要走遍幅员如此广阔的乌蒙山区，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足见策划不单是一项脑力活，更是一项体力活。
（1）从一朵花上出发
2007年4月1日，时值“2007中国贵州杜鹃花节”隆重开幕的日子，我们策划组一行抵达毕节，从凌空飞越的亚洲第一高桥——六广河大桥开始，策划组一行14人以一股精锐凌厉之风，第一时间便开始像蓖头发一样“狠狠地梳篦”毕节的每一条信息。
抵达当日，我们未作任何停顿，即马不停蹄地开始考察黔西和大方两县的“百里杜鹃”。这一国家级森林公园是迄今为止中国已查明的面积最大的天然原生杜鹃林带，绵延50余公里，总面积180平方公里。全世界的杜鹃花共5个亚属，“百里杜鹃”便占了4个亚属的23种。千里铺锦，万山红遍，满目烂漫，令人心醉。
“百里杜鹃”目前是毕节旅游的三大核心之一，另两个是位于织金县的织金洞和威宁县的草海。目前已经开发出来可供游览的有两处景区，一处是黔西县的金坡镇，主要品种是马缨杜鹃，号称“花王”；另一处是大方县的普底镇，花色品种比较齐全。车行两小时后，水彩般的锦簇花团挤满视野。可惜通往景区的道路坑洼，黄土裸露，加之周边挖煤采矿，空气中黄沙与烟尘弥漫，使醉人的美景大打折扣。即使如此，称“百里杜鹃”为花之天堂仍不为过。
贵州的“百里杜鹃”世界罕见
一般我们常见的只是灌木杜鹃，即俗称映山红，而这里沿山势由低到高，花树也由灌木过渡为乔木，且不乏百年古树。贵州的“百里杜鹃”之所以被誉为“世界罕见”，是因为它有“四奇”。一奇是规模大、范围广，动辄上万亩，蔚为壮观而被世人冠以“百里”之誉；二奇在于“百里杜鹃”完全是自然形成的，而非现在大多数地方靠人工栽培；三奇在于乔、灌混杂，且多为乔木，别处的杜鹃要附身观看，而这里则必须仰视，据说最古老的杜鹃树上有千年历史，有两人合围粗；四奇在于“百里杜鹃”不仅在规模上令人震撼，花朵也开得格外艳丽，据说是因为这里地下全是煤海，只有在这种独特的土壤环境中才会长得这么好。
“百里杜鹃”森林公园始建于1982年，西部大开发以前只是处于准备阶段，近年来外地游客才逐渐增多。然而20多年过去了，景区的交通条件和基础设施仍不是很完善，旅游发展尚处于观光阶段，休闲无从谈起。如今，以赏花为卖点的旅游主题早已不再新鲜。2007年，日本的电视台因为误报樱花花期一天，甚至引起了全民抗议，小小的樱花牵动了所有国民的心。如今在世界各地，观花已经形成了一个深入民心的盛大节日，一种强烈的期盼和庞大的产业，开启了一个时代，足见花的价值早已今非昔比。樱花的花期只有短短的3天，杜鹃花却要长得多，依海拔由低到高次第开放，黄金观花期就有20来天，宽泛算来整个花期可达两个月之久。这样傲人的天然资源，急需高瞻远瞩的开发和推广战略，如何唱好“花为媒”，打好“旅游牌”，是“百里杜鹃”的当务之急。
听完毕节方面的介绍，我们的建议是：首先还是体制的问题，旅游开发必须导入市场机制，政府的介入要有，但不能太深，不然只会适得其反；其次花期不是问题，关键是怎么引导市场，怎么打造出符合时代要求、适合现阶段旅游需求的产品来。如今，花还是那些花，没有变，变的是人们的观念。旅游者的观念变了，旅游产品打造者的观念不仅要变，还要适度超前。拿国外来说，日本有樱花节，荷兰有郁金香节；就国内而言，洛阳有牡丹节、成都有国际桃花节，也都是人潮涌动，热闹非凡。这说明赏花、玩花旅游已经成为了气候。
同是以花为媒的旅游，同是杜鹃花节，如果说国内各省的操作思路不存在明显的优劣高下，都没有太打开的话，那么不妨放眼世界，学一学国外的经验。现在贵州有‘百里杜鹃’花节，但是远没有美国的杜鹃花节出名。现在全世界的杜鹃花，许多引自中国，比如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杜鹃花，虽闻名世界，但它是19世纪中叶英国的傅利斯从中国引植的。因此，产地不如出处，就像茶，产地是中国，但是现在印度茶却卖向了全世界。在营销时代，好东西也必须要懂得包装，而且还要知道包装后卖给谁，一切都要从市场出发。因此花只是旅游的一个载体，要围绕花在文化方面多做文章，比如贵州多彩的民族风情就是一个很好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