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大旅游时代:中国旅游战略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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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走上高高的兴安岭(2)

汽车像一只小甲壳虫,行进在莽莽天地间,一路西去,直到看到那条冲出草原,在中俄边界上游移近千里的大河——额尔古纳,我们终于明白了作为鲜卑后裔的席幕容为什么会思念这样的河,而自己执著远行于此也是来得其所。

不是每条大河都能被称为母亲河,额尔古纳,呼伦贝尔最大水系之名,容有莫尔格勒等支流的额尔古纳河,在人们视野外的北方,在草原、森林中旖旎而行,在中俄边界的近千公里路上浩浩而行,它是呼伦贝尔河流之源大湖之源,庇佑出蒙古、鄂温克等诸多北方民族的祖地。蒙古民族就是最早在额尔古纳河东岸崛起,从而走出森林,驰骋向草原的,额尔古纳河养育了蒙兀室韦(蒙古族的祖先部落),它是呼伦贝尔的母亲河,是条堪比长江、黄河的大河。

沿额尔古纳河而行,至蒙古民族的发祥地室韦,这一路的瑰丽让人惊叹。

星星点点的各色鲜花盛开在岸边的草甸上,灌木丛茂密旺盛,河湾中绿荫葱茏。路旁农田里的油菜花、小麦和远处的森林层次分明,成群的牛羊、骏马散布在草场上,宁静而又和谐。

在少见人影寂静的边塞,散布着美丽白桦影子的山野中,额尔古纳河穿越丛林绿洲,在高原云影低映的草原上静静地闪动灵光,平展开无数回环,曲线柔动成“几”字,而大气的形状又恰似太极,让人不由想到北方的女性,个性之中就是这自然调和的刚与柔。这条温存着北方民族的母性河流,一条耐读耐看的河,就像它很美的名字“额尔古纳”(“弯曲、奉献”、“清洁”之义)一样,注定会让人想念。

母亲之河宛如大地脐带在草原上舞动

能有幸沿着一条母亲河游走,看到一条纯净的大河在高原上深邃浩荡的颜色,虽没有蒙族兄弟的膜拜朝圣之心,却也不免在壮丽的风景中震撼,在温柔、神圣中平添了崇敬和游子归乡似的亲切。草原之行,大河之旅,是寻找心灵故乡的人们所钟情的。顺水而行,一路是歌。道不尽的草原情缘、说不完的大河情深,呼伦贝尔南北行,最深的烙印还是兴安岭边额尔古纳河岸的影子。

一段美丽的爱情传说催生了呼伦湖和贝尔湖,使这儿成为“歌的天堂,舞的海洋,诗的源泉,酒的故乡。”

呼伦湖,地处呼伦贝尔草原中心,蒙语里人们总是亲切地称她为达赉湖,意思是像海一样的湖。这个面积曾达2339平方公里的湖,它既是内蒙古第一大湖,也是中国第五大湖。说她像海,可能还欠缺几分咆哮与霸气。很少能见到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场面,空气中也缺少咸腥的气味。然而,她却更像一位慈祥的母亲,用自己的乳汁哺育着一支支马背上的民族。

更可贵的是她鲜遭人为的破坏,沙滩上的牛粪充分地论证了这一点。就这样,无任何人工的雕琢,没有熙熙攘攘躺在沙子上享受阳光浴的游客,水面上也没有飞驰的快艇,只有不远处的牛羊群悠闲地喝着自己的下午茶。自然不再被人所极端地驱使,而是与之和谐地相处,就像每个人初恋时那种两小无猜的感觉。

呼伦湖与不远处的贝尔湖南北相对,组构出呼伦贝尔的名(呼伦,水獭之义;贝尔,雄水獭之义),它的浩瀚静静地衬出草原的温性,在这个鸟和鱼的天堂里,人仿佛置身于南国水乡。

如此浩渺的水面出现在亚洲干旱半干旱草原,完全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异数,它对呼伦贝尔草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生态系统的影响不言而喻。这里有20多种、多达数万吨的渔业资源,两岸200多万头牛羊等的畜牧业,构成呼伦湖区独特的渔牧风光。

夜幕降临,丰盛得近乎奢侈的晚宴就在湖边的蒙古包里举行。香喷喷的蒙古扒肉,让人垂涎欲滴;火辣辣的草原烈酒,直通五脏六腑。在一片欢愉的歌声中,洁白的哈达被美丽的蒙古族姑娘高高举起,越过我们已经微热的头颅,安稳地挂在了脖子上。

一首首熟悉的草原歌曲萦绕耳畔,一杯杯感情浓厚的蒙古醇酒流入胸膛,酒不醉人,人已自醉……

《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歌声在夜色中回荡,让人瞬间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纯净、多情与深沉。心灵沉淀之爱,常带着人追随其来去,使得这片最原生态的草原,赋予世人尽情地想象。

父亲草原的健悍,让人想到在这个曾经是成吉思汗厉兵秣马的地方,那股“风吹草低见牛羊”中的苍莽,因为隐喻中温暖的母爱之河,它还有着摄影作品壮丽之外无法表达的温情。而一个外地人也会因这种淳朴的亲情、乡情之恋甚至感恩之念深深地爱上这片草原。

这是一个人一辈子才可能有的一次机会,无比震撼!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一次穿越时空的心灵之旅。

只知道中国有句古语,叫做“看景不如听景”,这次最强烈的感觉,就是这句话在呼伦贝尔面前失灵了。很多旅游地宣传得很好,但去了以后却大失所望。只有呼伦贝尔例外,这里是“听景不如看景”,一路走下来,超乎所有人动的想象!

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怀抱中,我们找到了心灵的港湾与归宿,所有人都喊出了相同的心声。

大草原、大湖泊、大森林、大湿地、大冰雪、大河流、大温泉……丰富而独特的旅游资源,使呼伦贝尔成为中国大旅游时代的佼佼者。但如何整合好、利用好这些资源,显然还未破题。

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是旅游业大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们在考察后提出,这些强势资源的多样组合完全可以支撑呼伦贝尔打造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国家级旅游目的地,成为世界级高端休闲、体验旅游之都。伴随着大旅游时代的到来,呼伦贝尔旅游业的大投资、大整合、大发展恰逢其时。

二、历史绝响

“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我了望南方,山下是茫茫的草原,它是我亲爱的家乡呦!”

悠扬的旋律飘荡在长空。

这次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我们就是要破解关于草原民族和草原文化的历史天问。从草原到森林,再从森林到草原的交错,呼伦贝尔各处的风景总不雷同,在变化中美丽,在美丽中变化,无数历史的悬疑留给我们无限隽永的回味。

激流河畔,白鹿岛上,我们激辩草原历史。

从自然的角度讲,全世界只有三大草甸草原,但是没有哪一个草原能像呼伦贝尔,有如此雄壮的金戈铁马,有如此众多的历史悬念,又有如此丰富的民族融合史。我们到了这个地方,终于明白了,从更广阔的时空来看,中华民族是三大文明的融合——黄河文明、长江文明、草原文明,当用这种眼光来考量世界的时候,很多悬疑的历史现象就可以揭示了。

以呼伦贝尔为代表的草原文明,蕴涵着关于北方游牧民族深厚而未被开掘的历史文化。在这片古老的草原上,从匈奴、鲜卑,到突厥、回纥,再到契丹、女真、蒙古,这些北方游牧民族,一个个像雄鹰一样掠过历史的天空,转瞬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从哪里来?它们向哪里去?这个千古之谜,谁也搞不清楚,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巨大隐秘。作为历史天空中的一个重要的星系,它的产生、发展、融合与消亡,充满了神秘感。正是这种神秘感促使我们对它痴迷不改。

1.那些掠过苍穹的雄鹰

夏天来了。

远处,茫茫苍苍的大兴安岭。

眼前,蓝天、白云、草原、河流、湖泡、牛羊……

每个人的思绪都像飞奔的骏马驰骋在辽阔的草原。

我们的内心世界,除了眼前的景物,还有沃野万顷的松嫩平原;1700多公里的边境线——海拉尔、满洲里、牙克石的异域风情;还有那些像雄鹰一样的少数民族——蒙古、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在呼伦贝尔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北方民族厚重的文化积淀与千年的历史跨越,历历在目,宛若昨日。

呼伦贝尔,最富文化魅力的草原。

世界上有很多草原,但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当属呼伦贝尔大草原。它有一个全世界草原都不具备的特色,除了绝美的自然风光,它还是孕育中华北方民族的摇篮。

文化魅力,缘于呼伦贝尔的神奇。

呼伦贝尔草原与大兴安岭森林的交界地带,尤其是两者相交形成的那条线——林线,这条线既是草原的界限,也是森林的界限。这条线的形成与温度和降水的梯度变化相关,也勾画出了今天的农牧交错带。

令人惊奇的是,今天在这条线附近,我们还能看到工业社会前人类的三大生活方式:游牧、农耕和采集渔猎。在大兴安岭的密林中还生存着鄂伦春、鄂温克和达斡尔族。在他们中还能见到渔猎和采集的生活。

人类的文明史,先后经历了狩猎、游牧、农耕、商业、工业、城市六种社会形态的演进,而自然环境的影响至关重要。

大兴安岭山脉纵贯南北,岭东是气候温和的丘陵地带,适合农耕;岭西为一望无际的干旱草原,是游牧生产的乐园;而中间的大兴安岭森林,是狩猎民族世代生活的地方。无疑,这里是人类发展历史上从狩猎经济向游牧经济、由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过渡的理想王国。

从森林走向草原,从狩猎走向游牧,从匈奴走向蒙古,一条北方游牧民族发展的历史轨迹在这里隐约可见。

呼伦贝尔,北方游牧民族的演兵场。

伴随着自然气候的变化,大约从公元前5000—4000年开始,人们开始走出森林,牧业生活逐渐成为草原的主导,由此把不同的游牧民族相继推上了历史舞台。首先是匈奴建立了草原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创造了游牧文明的雏形;鲜卑、柔然、敕勒、契丹人在这片土地上轮番实践了狩猎、游牧、农耕的几乎全过程。突厥人强盛一时,带来了中亚文明的成果;从13世纪开始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旗帜下再度统一草原部落,建立了疆域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从此形成的蒙古族便成为草原的主体民族,成为草原文化的主要承载者。

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迁徙,从狩猎到游牧,从北方到南方,从东方到西方,铁骑所至,星天翻转,江山换颜,风云激变……

草原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产生了两个高峰——一个是北魏王朝,一个是蒙古帝国。这两个王朝虽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但其意义却非比寻常,无论是对于中原的黄河文明、长江文明,还是对于欧洲的中世纪文明的冲击和改造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正是“上帝之鞭”的独特使命。正是在这样的一次次冲突和融合中,中华民族走到了现在,而草原民族也融合到这一大家庭中,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呼伦贝尔,中华民族的“历史后院”。

呼伦贝尔草原和她东部的大兴安岭森林,就是这些彪悍的民族从弱小成长壮大的家园,他们从这里冲出去,在世界舞台上打拼,累了再回到这里休养生息。如果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战场,那么这块草原就像永远的大后方,是前方打仗的勇士们心中温暖的故乡。

由于“逐水草而迁徙”的生产方式,对草地完全处于自然利用状态,当一个地方因为自然和人为等因素不适应畜牧生产时,北方游牧民族便追逐水草迁徙他乡,一次又一次历史南迁造成一次次的冲突。

这些从大兴安岭走出来,从呼伦贝尔冲出去的北方游牧民族,它的轨迹不断向外滚动,像一个泥团,轨迹短的,自然就不在了。东胡、乌桓、柔然等,就像一片烟云,还没有滚到一个地方,就不存在,干涸了;稍长一点的,一个是辽,一个是金,到了黄河流域;轨迹最长的是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基本上到世界去了。

那一幕幕的历史场景,仿佛已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它们的迁移轨迹,是从呼伦贝尔出来,然后到阴山,继续繁衍生息,壮大后那里便是他们进入中原地区的跳板,强渡黄河,进入汾河或黄河河谷,从而问鼎中原。因此,在阴山那一带,就直接与汉民族产生对峙。

在这个拉锯战中,阴山以南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阴山以北是“阴山东西一千余里,单于之苑囿也。自武帝出师攘之于北漠,匈奴过之未尝不哭。”其长歌当哭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中国很多了不起的英雄——汉武帝、李广、卫青、霍去病、唐太宗、北宋杨家将等;在这个过程当中,游牧民族也不断历练和演变,如果这个泥团滚不动了,就只有再向西,进入洮河流域或者青海草原;再不行,只有滚到准噶尔高原,进入新疆;如果还不行,就只有远走中亚,很多民族在这个过程中就消融或者消亡了。

而这时在“历史的后院”,大兴安岭作为天然屏障,对遭到破坏的草原起到周期性的恢复作用,当草原恢复了生机,一个新的游牧民又在这里形成。几千年来,东胡、乌桓、丁零、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室韦、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就这样相继出现、相继消融在历史的天空。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却有两个游牧民族走上了南进的顶峰,一个是鲜卑,一个是蒙古。

东胡的后裔鲜卑族,是从呼伦贝尔草原第一个进入中原建立封建王朝的游牧民族。

对北魏王朝拓跋氏的历史大家都异常着迷,包括鲜卑怎么从大兴安岭走出来,如何从森林走向草原,从草原走到了黄河流域,最后成立了北魏政权,形成了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在中国的历史上,民族融合文化的发展上,形成一个群星璀璨的高峰时期。

鲜卑主动放弃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汉民族融合,自觉纳入中原文化。特别是在佛教文化上,在建筑上,在服饰上,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以致在国外专门有个“鲜学”,研究鲜卑的历史。

鲜卑,从哪里来?向哪里去?最后又怎样消融在中华民族中?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有趣问题。

1980年,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在鄂伦春自治旗境内的嘎仙洞中,发现了宝贵的石刻祝文(阴刻魏碑体字)。自此,一个千古之谜被破译出来。

石刻祝文证实,面积有两个篮球场大的嘎仙洞即“石室旧墟”,是鲜卑先民最初的居室,也证实,大兴安岭就是史籍中所记载的大鲜卑山,鲜卑人因山而得名。

嘎仙洞——鲜卑先民最初的居室解读祝文,可以对鲜卑拓跋氏的成长历程有一个明晰的了解。公元1世纪,活跃在现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一带深山密林中的鲜卑拓跋部,南迁“大泽”(即呼伦湖),在呼伦贝尔草原安家落户,由狩猎业转向游牧业,并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成长起来,取代了匈奴的统治。到公元4世纪又从草原出发进入中原,统一了黄河流域,建立了北魏王朝。北魏崇尚佛教,山西的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是他们留给后世的文化瑰宝。后来,这个显赫的民族与北方各民族融合,汇入到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之中。

公元10~12世纪,辽代的契丹人、金代的女真人先后征战和统治呼伦贝尔,留下了数座古城和两条边壕遗址。绵延千里的边壕,伸展在辽阔的大地上,无言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13世纪对于呼伦贝尔草原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世纪。一个悄然兴起的民族,一位被外国学者称为“世界征服者”的人物,从这里出发,征战欧亚,一统华夏,把呼伦贝尔草原推上了世界政治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