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压力巨大的情况下，总是有紧急需求排挤掉重要需求的危险。身为国防部长，我认为，我有责任让总统注意到那些可能被忽视的关键问题。通常，我都用便笺来做这件事，这个点子是我从另一名国安会成员那儿学来的。
二〇〇六年，我们的国家安全机构很适宜地将注意力放在了诸如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打击全球恐怖主义等更紧急的任务上。然而，我确信，并且直到今天我都还持这种观点：除上述任务外，我们也需要考虑改革；在某些情况下，或许还应该彻底革新，比如到了二十一世纪，某些机构已经不能再向我们提供良好的服务了。我用便笺的形式向总统提出了这个建议，希望能有机会就此展开集中讨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们都还未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有关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一项创新，就来自一次类似递便笺的微小举动。一九三七年，海军中尉维克托·克鲁拉克目睹了日本两栖部队攻击上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加利波利惨剧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当时，突袭土耳其海岸的错误指示致使数千盟军伤亡。两栖登陆被认为是自杀之举，所以克鲁拉克饶有兴趣地观察起了那次攻击。他注意到，日军设计出的船有伸缩坡道，让士兵和车辆得以登陆。他在附近的拖船上偷偷拍了些照片，并向华盛顿传了条简讯，说日军设计的登陆艇非常成功，也许值得我们效仿。陆军部根本没有重视这条简讯，将其随意地归了档。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哪个“在中国工作的疯子”说的胡话。
但克鲁拉克一直都放不下这个念头。回国后，他在新奥尔良遇到一个名叫安德鲁·希金斯的古怪造船商。他们齐心协力，基于日本的设计，造出了一艘带伸缩坡道的船。终于，海军陆战队认识到，他们需要这样一种舰艇用于两栖登陆。几年后，这种名为“希金斯船”的战舰几乎成了美军在整个二战战场上最重要的军用设备。从诺曼底登陆，到攻击西太平洋地区的小岛，“希金斯船”运送了不计其数的盟军士兵和大量装备，使得我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成功解放了数百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