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局就不用说了，对如此这般自私自利丢了脑袋的尹大人，只能送他俩字：活该！
刘墉的“罗锅”与“圆滑”
提起乾隆朝刘墉，大家都会说“刘罗锅啊”，这顶罗锅的帽子已是妇孺皆知无人不晓，刘墉他是摘不掉了。可是这位堂堂朝廷要员真的是一个罗锅吗？拨开乌云寻真相，发现又被人“忽悠”了一回。
先说清代选取官员的标准，科举不光有笔试，还有一项目测。为的是维护官员的形象，凡身有残疾、相貌丑陋的，全不予录取。大多封建朝代选官向来是以“身、言、书、判”作为首要条件，清朝也是延续了这一套标准。所谓“身”，即形体，需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否则难立官威。“言”即口齿清楚，语言明晰，否则有碍治事。“书”即字要写得工整漂亮，利于上级看他的书面报告。“判”即思维敏捷，审判明断，不然便会误事害人。在这四条标准之中，“身”是最重要的，居首位，观瞻为先，所以要首先强调。
再说刘墉，他是进士出身，在“身言书判”四方面必定合格，这是最起码的标准，也只有具备这四点方能进行下一轮的选录。由是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刘墉不会是“罗锅儿”。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姜纬堂先生曾撰《刘墉绰号“罗锅”考》一文，专门指出过这一点。
还有一个旁证从侧面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按照清朝当时的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者，还可以应“大挑”一科。这一科只看相貌，不考文章。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以字形喻体形、相貌。“同”指长方脸，“田”指四方脸，“贯”指人的头大而身体直长，“日”指身体端直而高矮肥瘦适中。以上这四个字是好字，符合者有中选的可能；“身”指身体不正，“甲”指头大身子小，“气”指一肩高耸，“由”指头小身子大。这四个字是不好的，沾上一个就会落选。由此可见，清代选官很重视被选者的相貌，先是以貌取人。所以，刘墉即便算不上玉树临风仪表堂堂，也不至于身体有明显残疾，这是清代选官标准所决定的。科举考试中，只要相貌“对不住看家”一条就立马被刷，“背上背个锅”自然更不行了。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这“刘罗锅”的绰号也不是空穴来风，也自是事出有因。有关资料记载，嘉庆帝曾偶称刘墉为“刘驼子”，而不是“刘罗锅”，这证明刘墉确实有些驼背。不过，刘墉当时已经年届80岁，他常年伏案读书加上逾越古稀之年，驼背弯腰，这再正常不过。如果以此认定刘墉年轻时就是“罗锅”一个，那就是“忽悠”。刘墉的“罗锅”绰号是嘉庆皇帝封的，不关乾隆皇帝的事。
也有这样一个传说：嘉庆皇帝一天看着刘墉弓身爬楼梯的样子很可笑，就出了个谜，“后辈（背）更比前辈（背）高。”这难不住刘墉，他随口就说“罗锅”。皇上大笑，说：“你就是罗锅！”刘墉马上说：“谢主隆恩！”皇上说的话那是金口玉言，从此刘墉不罗锅也得称罗锅了。
刘墉（1719—1804年），清朝政治家、书画家，字崇如，号石庵，另有青原、香岩、东武、穆庵、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字号，诸城县逄戈庄（今属山东省高密市）人，大学士刘统勋之子。乾隆十六年进士，做过太原府知府、江宁府知府、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四库全书》馆副总裁。乾隆皇帝称赞其“知政体”，一生廉洁奉公，深受百姓爱戴。
刘墉人生最得意的作为是乾隆朝查处国泰案和嘉庆朝查办和砷案。
在处理国泰贪污一案上，刘墉自始至终不畏权贵，刚正无私，他的态度对于案情最终水落石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坚定不移地与钱沣一起挫败了皇妃及和砷等人的阻挠，挖出了国泰这个大贪污犯。国泰案结，刘墉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不久授工部尚书，仍兼署吏部，并充任上书房总师傅。
嘉庆四年（1799年）三月，刘墉加太子少保，奉旨查处和砷案。刘墉不畏权势，很快查明和砷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行，朝廷定和砷死罪，没收其家产。在和砷一案处理之中，各省督抚纷纷弹劾和砷，要求将其凌迟。刘墉表现出宽容之心，他建议，和砷虽然罪大恶极，毕竟是先朝大臣，赐令自尽，保其全尸。同时，为防止有人借和砷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在处死和砷的次日，嘉庆帝即发布上谕，申明和砷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惶惶的人心。刘墉是饱读史书之人，他自然明白，历史上的任何酷吏都没有好的下场，他可不想留下酷吏的骂名。事实上，和砷之死，在于嘉庆皇帝要他一定死，刘墉只不过是受命而行罢了。
刘墉处世的圆滑更多地显示在朝堂之上。刘墉在地方做官时做了一些兴利除弊令人称赞的事，而到了皇帝的身边却反而无所建树唯唯诺诺平庸无奇起来，恐怕更深层的原因是他采取明哲保身圆滑处世的守则，绝对不做出头的鸟。刘墉深谙“伴君如伴虎”的古训，为此，他不去抢任何人的风头，皇上的风头更是不去染指。从适应官场规则保全自己的角度看，刘墉这样“揣着明白装糊涂”，未必不是聪明之举。这也源于乾隆皇帝“太过聪明”“酷爱名号”，群臣只好都“愚昧”，只能都“平庸”。乾隆晚年自我美化，虚荣心膨胀达到顶点，他对自己拼凑出来的“十全武功”实在不知该怎样吹嘘好了。他认为“本朝无名臣”，群臣所做一切有利于百姓的事情，都是出于自己的旨意。此时他的身边更不需要名臣，而只需要忠心耿耿办事诸如和砷那样的奴才。
清宫戏中，刘墉与和砷较量的情节，每每精彩纷呈高潮迭出，这些戏说如喝饱了的水母一般，水分太大。翻开真实的历史，刘墉的官职和品位始终比和砷低一等；再者说，和砷一生一直在朝廷做官，而刘墉则大部分时间在朝廷之外任职。两个人同朝同为军机大臣的时间很短，刘墉是和砷的下级，奉行明哲保身原则的刘墉是绝对不会主动到和砷那找不自在的。所以刘墉“大战”和砷，全是后人戏说。
嘉庆七年（1802年），皇上驾幸热河，命刘墉留京主持朝政。此时，刘墉虽八十有余，仍双眸炯然。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刘墉白天到南书房当值，晚上在北京驴市胡同自己的家中“端坐而逝”，享年85岁。《啸亭杂录》记载，刘墉死时，其“鼻注下垂一寸有余”，佛语释义有“解脱之意”。刘墉无疾而终寿终正寝，了却了其人生的最后愿望。卒后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丑男”纪晓岚的悲哀
之所以说纪晓岚“悲哀”，是因为乾隆对他的评价：“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真不知道纪晓岚当时听到这句话是何表情何心态？
乾隆对纪晓岚说这句话的背景是这样的：内阁学士尹壮图指陈弊政，称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而晚年的乾隆早已陶醉在自我美化的怪圈里，再也听不进忠言，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奏议将尹壮图拟斩。纪晓岚与尹壮图之父尹松林为同年进士，因这层关系，纪晓岚为尹壮图求情，乾隆勃然大怒骂出他心中的真实想法，称纪晓岚“不过当作娼妓一般豢养罢了。”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一千八多年之前，汉朝司马迁也是因为为他人讲情，因而惹得汉武帝暴怒之下对其施以惨绝人寰的宫刑。司马迁以自己血淋淋的教训总结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这一幕在纪晓岚身上重演了。幸运的是，乾隆比汉武帝温情多了，训斥一顿之后放过了纪晓岚。
在民间传说中，纪晓岚风流倜傥一表人材，他与乾隆这对君臣的关系是贤明的君主能干的臣子，相互间充满信任、调侃和幽默。纪晓岚正直、机智、英俊、洒脱，他与和砷针锋相对，时时伺机捉弄对手，出他洋相；自己又每每能够成功避开和砷的报复，整的假亦真时真亦假。其实，历史上并非如此，这些故事情节都是人们想当然善意美化的，全属子虚乌有。据有关资料记载，纪晓岚真实的形象和民间传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历史中真实的纪晓岚“貌寝短视”。“貌寝”指相貌丑陋；“短视”就是近视眼。这位大学士不光有这些缺点还要加上口吃的毛病，朱珪曾有诗描述纪晓岚，“河间宗伯姹，口吃善著书。沉浸四库间，提要万卷录。”但客观地说，纪晓岚既然能通过各层科举考试，长相也绝对不是“对不住观众”，应该能“过得去”，但纪晓岚长相不好看却是无疑的。在乾隆以貌取人的标准下，这些先天不足让纪晓岚吃了大亏。
清史家邓之诚先生说乾隆用人“颇以貌取，文达（纪晓岚）貌寝短视，且江北人，故不为纯帝（即乾隆）所喜。一时若翁覃溪、朱竹君、王兰泉、邹一桂皆不得朊仕，际遇颇相似，纯帝所许为明敏之才，率外擢督抚。若于文襄、梁文定、董文恭，皆以弄臣蓄之。”乾隆对身边近臣的用人标准不但要求这些人机警敏捷，聪明干练，而且要相貌俊秀，年轻帅气。和砷、王杰、于敏中、董诰、梁国治、福长安等人就是这样的例子。因此，即便纪晓岚再才华横溢，他相貌一般般、近视眼、口吃这些“毛病”，是乾隆和纪晓岚一辈子貌合神离，得不到真正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纪晓岚难以做乾隆的宠臣、重臣，难以参与重大的政治决策，只能以文字安身立命，只能做乾隆的词臣。
纪晓岚曾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判案不力，部议本应受罚，乾隆却说：“这次派任的纪晓岚，本系无用腐儒，只不过是凑个数而已，况且他并不熟悉刑名等事务，又是近视眼……他所犯的过错情有可原。”一个堂堂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大学士，在他的主子心中竟是个“凑数的腐儒”这般田地，怎能叫人不再说他一次悲哀。纪晓岚一生中两次任乡试考官，六次任会试考官，三次任礼部尚书，这些都是一些无实权的官职，只是大清朝廷花瓶般的摆设而已，是他做词臣真实际遇的体现。
乾隆皇帝让纪晓岚总纂《四库全书》，只是为了给自己多抹点脂粉，为自己的“文治武功”多弄些噱头。让纪晓岚当总纂，这是因为纪晓岚在这方面确实有他人无可比拟的才气，乾隆认为他只能做一些这类的工作，而并不是把他当成独当一面的重臣。总纂《四库全书》时纪晓岚五十岁，他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以自己博大精深的学识、惊人的意志力，对保存和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做出了巨大贡献。纪晓岚在《四库全书》上经营十三年，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他一生的荣耀和辉煌在此达到了顶点。
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纪晓岚和许多同僚都饱尝了文字所带来的窘迫、艰辛甚至家破身亡，后人很难从其中看到“爬格子”的那种愉悦。总纂纪晓岚、陆锡熊和总校陆费墀等人都因差错而多次遭到乾隆的呵斥、交部议处、罚赔等处分。最后，总纂陆锡熊在前往盛京校书途中，连吓带冻一命呜呼；总校对陆费墀因无力负担修改费用而被革职，郁郁而终，死后仍被抄没房产祖业。纪晓岚也多次受到训斥和处罚，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库全书》复校完成后，又发现许多讹误，乾隆又“令纪、陆两人一体分赔”。同僚和自己的亲身遭遇带给纪晓岚更深的感触，也使他真切认识到自身所处环境的险恶。纪晓岚腾达始于笔砚，以文字走上仕途，在他所生活的乾隆朝也正是“文字狱”达到顶峰的时期，这也一定使纪晓岚噩梦缠身。
纪晓岚为后世留下一本《阅微草堂笔记》。这部笔记流传甚广，鲁迅说此书“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孙犁认为这部笔记“与《聊斋志异》是异曲同工的两大绝调。”纪晓岚之所以也写了这样一本笔记，实是无可奈何之举，他目睹了太多的人由文字而丢了自己的脑袋。这本书完成时，他不无遗憾地吟咏到，“平生心力作消磨，纸上烟云过眼多。拟筑书仓今老矣，只因说鬼似东坡。”以纪晓岚的渊博博闻，著书立说应是举手之劳。可是好多的话好多的事，不是不可写，实是不敢写。除了这本《阅微草堂笔记》，我们没能看到纪晓岚传承下来的更多文字，这对后人来说绝对是一种遗憾。“瑟缩不敢著一语”，反映了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生存状况和心态。
晚年的纪晓岚，常以弈道为喻，言其心志，他起了一个别致的号“观弈道人”，他在下棋时从中体悟官场、世道、人心。纪晓岚久居官场，能够在官场之中左右逢源，肯定有他的为官之道。他追随乾隆吟诗作对，阿谀奉承之作居多，也可见其为人“世故”的一面；再者他为官是各不得罪，尽量保持中立的身份，从来不去意气用事赌气要强，这也是纪晓岚从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积累出来的经验。
纪晓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因给亲家卢见曾通风报信而卷入盐政亏空案。和砷抓住时机给了他最致命的打击，他被发配到新疆乌鲁木齐。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大儿子病亡，爱妾郭彩符也撒手人寰，家破人亡。但纪晓岚依然坚定地从悲痛中走了出来，两年后他又回到朝堂。
纪晓岚一生做过翰林院编修、日讲起居注官、侍读学士、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总理中书科事务、兵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官，诰受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兼文渊阁直阁事，赐紫禁城内骑马。
纪晓岚具有阿Q般自我安慰的本领，表现为豁达开朗和幽默乐观。清代笔记中提到纪晓岚记载最多的就是他的诙谐。牛应之《雨窗消意录》说：“纪文达公昀，喜诙谐，朝士多遭侮弄。”钱泳在《履园丛话》中也记载：“献县纪相国善谐谑，人人共知。”纪晓岚这种豁达向上的心态，使他在遭受到各种打击中能及时愈合自己的伤口，积极面对。
纪晓岚在69岁那年自题一首挽联如下：“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把自己比作在官场中起落浮沉的鸥鸟；又说自己如生死书中的蠹鱼。这其中表达了他对自身命运的喟叹，也包含了对自己一生的认识，这也是他毕生经历的真实写照。从这一自挽联中也可以看出纪晓岚对官场的厌倦之情，久在官场浮沉的纪晓岚并没有体会到多少飞黄腾达的快感，他虽然修炼成了超然世外的态度，可称得上是看破红尘，但他的内心更多的时候是充满孤独、凄苦的感叹。
纪晓岚也并非一味地糟蹋自己的人格，他也有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有史料记载，和砷发达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投靠，纪晓岚作为一个文人，不依附和砷去谋求高位，这本身就很难得。据朝鲜使臣徐有闻所见，当时朝中只有刘墉、纪晓岚、朱珪等人始终不依附和砷。纪晓岚在官场上沉浮了半个世纪，夹缝中走钢丝，以老道的处世经验保全自己求生存，从这一点说纪晓岚是一个成功的世俗人物，是“大隐隐于朝”的典范。
嘉庆十年（1805年），82岁的纪晓岚死于京城，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嘉庆皇帝御赐碑文有“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之句，故谥号“文达”，这是对他文学才能的最高认可。另外还有“满清第一才子”、“风流才子”、“幽默大师”和“一代通儒”等称号，每个称号后面都为后世留下诸多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