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当务之急应该大力开办税务学校，让大量的中国学生学习关税知识，做好替代洋人的准备，薪水也应该按照外人的待遇优厚发放。赫德总领税务已经五十多年了，而这件事却是从来无人提及，这怎么能说是做得好呢？
最赏识感激这位“洋鬼子”的是李鸿章，两人首次见面以后，李鸿章在日记中写道：“英酋戈登翩然来此，此人英姿飒爽，向所未见，且颇驯谨，了无跋扈恶态，不特韬略娴习，抑且质直明达。”戈登所率领的洋枪队是李鸿章清剿太平军时的得力力量。在攻打常熟的激战中，戈登指挥得法身先士卒，打了场大胜仗。李鸿章向朝廷保奏戈登为总兵官，封提督，领二品武官衔，赐穿黄马褂，带孔雀花翎，仿照西方式样给戈登制作了一枚特大的纯金奖章。还赏赐戈登万金，戈登辞谢不收，说：“我为中国效力，实是因为悲悯中国百姓所遭到的涂炭，我不是靠打仗来获取利益的人。”
戈登从中国回国，临走时向大清官员赠言：“中国人民耐劳易使，果能教练，当可转弱为强。”又说：“中国海军利于守，船炮之制，大不如小。”临行，他的行囊仅带走了那枚奖章和黄马褂。戈登回到英国以后，将纯金奖章熔掉捐给了慈善机构，只保留了黄马褂，这件黄马褂至今依然存放于英国的戈登纪念馆。
光绪十二年（1886年），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得知戈登毙命于非洲后，在天津为戈登建一座纪念堂，挥泪祭奠了戈登。
戈登所谋划的“在中国开议”、“先练陆军，后练水军”、“直接向外国制造厂订货采购”等策略就是现在看来也不能说不对。最让人佩服的是他对当时清政府的总税务司英人赫德的指责。戈登认为“总税务专管税务，不令擅越他事”，“亟设税务学堂，以备代替外人”。赫德在中国当政总税司近五十年，干涉政务，到处伸手，泱泱华夏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出不同意见的。最后，“检举”他的居然是他的同胞，值得人思考。
戈登杀害我们的同胞，抢夺我们的财富，从这点说，绝对是我们的敌人。但他却表现出对中国前途的忧虑和同情，因而侠肝义胆为中国的军事外交出谋划策，在维护清政府国家利益方面比朝廷的那些贪官污吏们更具有责任感。
林则徐在虎门是如何“销烟”的
在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镶嵌着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第一块就是林则徐主持进行的“虎门销烟”壮观场面。人们每提及“虎门销烟”都会描述成“林则徐烧鸦片”，也看到过不少图画表现虎门销烟时的浓烟冲天。但探寻历史真相，却不是这样一回事：真实的说法应该是“林则徐淹鸦片”。
林则徐到广州禁烟，经过调查得知传统的“烟土拌桐油焚毁法”，烟油烟毒膏会渗入土壤里，如果挖土提炼，就仍可重新得到十之二三。为此，林则徐研究出另一种销毁方法“海水浸化法”。
海水浸化法是在海边筑了两个大池子，池底铺石防鸦片渗漏，四周钉板，池旁开一涵洞，池后通水沟，将浓盐水倒入其内，把烟土投入泡浸半日，加入石灰，用木耙在池中搅拌，石灰遇水便沸，将烟土完全溶入水中溶解销蚀。待退潮时，把池水接引到海洋，再用清水洗刷池底，不留涓滴。“以日内消化鸦片，放出大洋，令水族先期暂徙，以避其毒也。”
美国商人金等十几人，不信林则徐能把所有鸦片彻底销毁，特来实地考证。林则徐准许他们进入到池边，直接详看销烟方法。这些洋人看了全过程就是一个心服口服，集体向林则徐脱帽致敬。传教士裨治文记述：从四月廿二至五月十日当中，共销毁2376254斤鸦片，其中少数鸦片运送京师作样本，然后销毁。
林则徐在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历时二十三天，销毁鸦片20283箱，给英国鸦片贩子以沉重打击。
“虎门销烟”是人类史上旷古壮举，林则徐禁烟运动的胜利，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虽然此事后来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但这是清王朝长期对外采取消极、落后、错误的闭关政策，作茧自缚的直接结果。
林则徐主持的“虎门销烟”是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辱一个伟大的史实，他赢得了历史的尊重。可悲的是，由于清王朝的腐败无能，林则徐的禁烟壮举只能以悲剧谢幕。
两重臣相争，一无赖得利
晚清重臣胜保与琦善水火不相容，一直在相互斗法。在他们的争斗中，一个流氓无赖却得到天大的好处，捞了一顶顶戴花翎。
清人张集馨在其所著的《道咸宦海见闻录》描写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有个无赖张小虎，模样长得很是丑陋猥琐，让人感觉就像见了鬼一样。这个痞子一直在清军营中混着。琦善在扬州督军围剿太平天国起义时，张小虎因贻误战机，琦善差一点砍了他的头，最后发了一下慈悲，将他发配到新疆。这个兵痞子打探到胜保与琦善不合，而胜保此时也因过失被降职流放到新疆，充任伊犁领队大臣。张小虎便向胜保请求要到他的军中效力，还说他带领着二百多名士兵一同来投奔。胜保一听很是高兴，就应允了。这个张小虎就带着他的几十个“同等货色”前来投奔。张集馨受胜保派遣去核查兵勇的人数，张发现其所带来的实际人数还不足五十人。
这个无赖在胜保军中曾参加了两次攻城作战，两次他都说自己如何英勇而被敌方击伤。一次说是伤在脖子上，用棉布紧紧包扎起来，没过三天就完好如初和平常一样，连一点伤疤也没有留下。还说一处伤在口内，对众人说枪弹已经从大便中排泄出去了。
这个泼皮无赖欺上瞒下，毫无顾忌地矫情伪作，招来一片嘲笑。胜保大人却赏给了他六品顶戴花翎，赏罚竟荒唐到了这般田地。这样的军队镇压个民反暴动都难以应付，更别说去和洋枪洋炮对垒了，焉有不败之理。
慈禧掌权后，杀第一功臣背后的玄机
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垂帘听政掌权后仅一年多，却恩将仇报亲自下令令其第一功臣自裁。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立大功后，在短时间内遭到这样的“待遇”？这个人就是满族权贵胜保。
从道光年间开始，由于清朝统治日益腐败民不聊生引发了各地的民众暴动，按下东边葫芦浮起西边瓢，朝廷上武官不够用，许多文官改了行，曾国藩就是一个成功的列子。满族人胜保字克斋，道光二十年进士。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任顺天府儒学教授，后又担任翰林院侍讲、光禄寺卿、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以敢于上疏言事闻名。胜保虽然是文官，却非常崇拜岳飞那样建功立业的武将，咸丰皇帝给了他机会让他转行当了武将，后来他在慈禧和八大臣斗法发动辛酉政变最紧要的关头，抓住了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助慈禧政变成功，做了太后党，成了慈禧的一位红人。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驾崩于热河避暑山庄行宫，下遗诏由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摄政。早就觊觎朝政大权的慈禧，为争夺大清朝最高统治权，视这八大臣为“眼中钉”，欲坚决铲除而后快。此时的慈禧身在热河，而她的政治势力却远在京师。慈禧深知一旦八大臣的统治地位巩固，她梦寐以求的权利梦想就会成为泡影。她焦虑万分，寝食难安。
此时的胜保任兵部右侍郎，手握重兵，正在直隶和山东边界与捻军作战。咸丰皇帝之死引发的政治波动吸引了他的注意。胜保观察形势，敏感地察觉到慈禧、奕一党与八大臣的对立，他将赌注押在了慈禧一方。八月初二，胜保不顾清廷禁令，上了“吁恳请北上叩谒梓宫折”，提出要吊唁先皇。在这个奏折里，胜保说，“即与本日起行。”摆出一副扔下笔墨就动身的架势。实际上胜保这是进行一招试探，逼迫八大臣批准他的做法。这个紧要关头，一个手握重兵的朝廷要员摆出任何姿态，都会引起各方面的反应，都可能直接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
《清史稿》称，“文宗崩于行在，穆宗嗣位，肃顺、载垣、端华等辅政专擅，胜保昌言将入清君侧，肃顺等颇忌惮之。”肃顺等八大臣接到胜保奏折，觉得无法阻拦，只好同意了他的请奏。发“上谕”准许胜保前来，“叩谒梓宫，叩谒后即赴军营”，这也显露出八大臣对这个军事实力派的惧恨。
胜保赢了第一回合，他带兵赴热河“奔丧”。胜保名义上去热河给先帝吊唁，却先到京城，为的是先到恭亲王奕那里探听政局动态，表明自己的立场，受领下一步任务。在京城，胜保又进行了更为大胆的试探，他将皇上和皇太后同列一折请安。胜保在试探八大臣，如果这一奏请方式能通过，就等于对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予以默认。八大臣接到胜保的这个折子，立即认为抓住了胜保的小辫子，指责胜保署“钦差大臣、兵部侍郎”衔，具折向皇太后请安，“实属有违体制”，“向来无臣工具折请皇太后安之例”。还指出胜保在皇帝丧期内用黄折很不合时宜，著交部议处。胜保被肃顺们抓住把柄，只好再上奏折认错，“叩谢‘交部议处’天恩”。
就在胜保在京城之时，热河争夺最高统治权利之争达到白热化。初十日，两宫太后召见八大臣表示接受山东道员董元醇的奏请，“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但八大臣当场驳斥了这个奏请，将皇太后垂帘听政的言路全部封死。
慈禧知道在热河她根本无力对抗八大臣，要想扭转局势必须回到京城与恭亲王联手，早一刻回去就早一分胜算。当慈禧提出要回京城时，这一提议也遭到了八大臣的反对。慈禧知道如果她再让步，她的政治权利梦想就将化为泡影再没出头的可能。为此慈禧毅然决然地说：“回京城如有意外，不与尔等相干，立命备车驾。”八大臣理屈没法再坚持己见，放虎归山，埋下了慈禧反攻倒算的种子，为他们自己掘下了坟墓。
胜保抵达热河后吊唁了先皇梓宫。慈禧密切注意着周围的动向，因为她受到八大臣的严密监视，不能召见胜保。当晚，胜保的住处来了一位神秘的人，这个人叫许庚身，是军机章京，他作为慈禧的密使来见胜保。胜保提出想要兵谏的想法，许告诫胜保不要轻举妄动，一旦打草惊蛇，胜保的军权就会被削夺，就会影响太后的全盘计划，一切要等到太后回到京城后再动手，只有京城地点、时机、实力最为合适发动政变。胜保完全听从了许的建议。十八日，胜保离开了热河，急速赶回自己军中。
二十三日，两宫皇太后与小皇帝起驾返京，经过许庚身运作，护驾的二万多人马大都换成了胜保的部属，确保两宫太后的性命无虞。二十八日，车驾行至密云，慈禧收到一个奏折，是胜保呈奏的，声称他坚决拥护御史董元醇关于请求两太后“垂帘听政”的建议。“奴才胜保跪奏，为政柄下移，无以服众，皇太后权宜听政，而于近支亲王择贤而任……为今之计，非皇太后躬理万机，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另简近支亲王佐理庶务，尽心匡弼，不足以振纲纪而顺人心。”（《清史稿·胜保传》）。有了这个折子，已经被八大臣拍死了的“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提议，完全可能来个咸鱼翻身死灰复燃。胜保公开声明支持慈禧与恭亲王掌权，他作为朝廷重臣又手握重兵，极具威慑性，为慈禧添加了一个极具分量的筹码。
次日，两宫皇太后和小皇帝平安抵达京城，慈禧在恭亲王的鼎力协助下，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将政敌肃顺、载垣等八大臣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夺得最高政治统治权，确立了慈禧、奕执政的新格局。胜保积极支持慈禧太后发动这次政变，成为“垂帘听政”有功之臣。政变后，慈禧给予其重赏：胜保被晋升镶黄旗满洲为都统、兵部左侍郎，不久加兵部尚书衔。由从二品官员升任从一品大员，成为京职与外职兼于一身的重要大吏。可是，慈禧并没有把胜保留在朝廷中枢，他没能进入慈禧的核心政治圈。慈禧仍命他赴山东、安徽、河南“剿捻”，授命他继续镇压农民起义，他以为这是再造帝国的重任，只有他这样的再世之才才可堪当。
同治元年（1862年），清廷授胜保钦差大臣，入陕镇压回民起义。途中黑旗军首领宋景诗率部反戈，与清军相抗，清廷严斥胜保失当。从此，胜保噩运临头，那些看不惯胜保的诸多官员纷纷上奏揭发胜保“任性骄纵，收受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等十大罪状（《清史稿·胜保传》）。胜保自恃有功于朝廷，对十大罪状，胜保只承认“携小妾随营征战”一条，否认弹劾他的其他各条“罪状”，称是“诬告”，狂妄叫嚣大喊冤枉，要求朝廷惩办诬告他的人。慈禧异常恼怒，说他“挟制朝廷”。这实际上是慈禧新加给胜保的大罪，这就表明胜保在慈禧的心中已经由厥功至伟的功臣，转成“挟制朝廷”的心腹之患。河南巡抚严树森奏道：“回捻闹事只是癣疥一样的小病，惟胜保为心腹大患。观其平日奏章，不臣之心已可概见。”严树森的话道出了慈禧的心病。
胜保获罪，其实应该说由来已久。胜保治军作战，心切气盛，与清廷要员，地方官吏、友军统帅关系不洽。对于造反的太平军和捻军，一意主“抚”，总是寻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用官禄收买捻军头目就“抚”。在个人权力所及之内，能和就不战。胜保的招抚做法，与权威日盛的曾国藩、湖广总督官文、督办安徽军务的袁甲三等坚主镇压的意见相左。王士元《痴偶笔》记载：湘军首领胡林翼说胜保，“满腔忌克，其志欲统天下之人，而实不能统一人。在皖中，每战必败，败必以捷闻。其人本不知兵，尤不晓事，自降于贼而美其名曰贼降。盖其一生本领，以熊文灿为祖师，而昏懦刚愎又过之。”这基本上也代表了曾国藩的看法。从那时起，清廷“褒其才略，戒其骄愎”，对他已不很信任了。
清廷借此机会宣布胜保罪状，削职押解京师，关押抄家，听候审讯。恭亲王对胜保在辛酉政变后居功骄横一直很是不满，这回机会来了。在慈禧的授意下，恭亲王下令查办胜保的罪行。而委派查办的首席大臣却是僧格林沁亲王，胜保正是借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事件而夺取其帅权的。僧王对胜保的罪状，自然件件认真“查实”，不会“亏待了”胜保。朝廷中也有人上疏为胜保求情，要求从轻处理。清廷深感胜保桀骜难驭，已失去了辛酉政变时的作用，已下决心将他处死，对此一概不准。朝廷最后下诏，“斥其贪污欺罔，天下共知。苗沛霖已戕官城，宋景诗反复背叛，皆其养痈贻患，不得谓无挟制朝廷之意，念其战功足录，从宽赐自尽”。
胜保助慈禧太后夺权，功劳不可谓不高。然胜保居功自傲嚣张至极，许多事情让慈禧接受不了，才招来杀身之祸。临刑前，胜保几次要见慈禧，都不得如愿，太后怕他什么？这里面有什么交易什么承诺都随着胜保的自缢带到了阴曹地府，了却了慈禧的一桩心病。对慈禧来说，除去胜保，立威示儆，剪除后患，势所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