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一次，他的两个幕僚在幕府相互出对，一个出上联“如夫人”，另一个回对“同进士”；接着从“如夫人洗脚”对“同进士出身”；“替如夫人洗脚”对“赐同进士出身”，两个人闹腾得不亦乐乎。突从里屋传出一个摔东西的响声，接着总督大人铁青着脸出来拂袖而去。两个幕僚目瞪口呆，意识到他们闯祸了。后来弄明白了，原来权倾天下的总督大人就是“赐同进士出身”，他俩捅到了人家总督大人的“软肋”。
清朝科举分为三甲。头甲三人，即状元、榜眼和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第一名，称“传胪”（起初，三甲头名亦称传胪，后仅限于二甲头名），中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这里的“同”只是“相当于”罢了。
曾国藩学生左宗棠的“学历”比起老师又逊色了一筹，只是个“举人”出身。可这位非常有性格的“举人”却不像老师那样温柔了，什么韬光养晦，什么难得糊涂，脾气火爆的左宗棠不来这个扭扭捏捏。他一直自比诸葛亮，一向以为今亮（即他自己）未必不如古亮（三国时的诸葛亮）。左宗棠也确实在治军、打仗、办洋务各个方面都做出了一些成就。为了能获得更大荣誉，死后能得到皇帝给予的谥号，因此左宗棠一心要摘掉自己“举人”的“中等学历”，说什么也得弄个“高等”的。
湖南是太平天国战争早期的战略要地，咸丰二年（1852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长沙城危急之际，经人举荐，湖南巡抚张亮基聘请左宗棠为师爷，并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给他。左宗棠由此得以大展身手，他立马“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各种建议都被采纳并付诸实施，终于使长沙固若金汤，太平军围攻三月无功而返。左宗棠初露峥嵘，一生的功名也由此开始。
咸丰四年（1854年），左宗棠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这次时间更长，达六年之久。其时，长沙周围城池多被太平军占领。左宗棠焦思竭虑，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以一己之力支撑大局。对统军打仗一窍不通的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由于左宗棠的悉心辅佐和筹划，终将湖南军政形势转危为安。左宗棠在长沙也两次证明了自己，引起了朝廷的重视。
咸丰九年（1859年）腊月，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其中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他的这两句话，让左宗堂的名字一夜传遍全国，自此，左师爷牛大发了。骆秉章统领的有位总兵名叫樊燮，自恃立有战功见左师爷不拜。左师爷十分恼怒，喝道：“武官见我都要请安，你为何不拜？”樊总兵答道：“武官虽微，但我也是朝廷二品大员，为何要拜一个未仕的举人？”左师爷闻言大怒，破口大骂：“滚出去！”事后，左师爷逼着骆秉章参了樊总兵一本，让这位“有眼不识泰山”的总兵卷了铺盖。
做官要有“学历”，中了秀才后再考举人，中了举人，才有更大的机会向上发展。但对于做官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中进士，由进士而翰林，就可以走进朝堂。再者说，也只有“进士”一类“高等学历”，死后才有可能得到皇家给予的谥号。
左宗棠的“学历”是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参加在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因“搜遗”中第成为“举人”的。但此后的几年中，他三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故此，“举人”的学历绝对是左宗棠的一块心病，他一心想要弄个名正言顺的“进士”。
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奉命督办新疆军务。这位左大人一直为自己的“举人学历”耿耿于怀，他想的最多的是，自己的身份仅是举人，再有功劳按例也不能入阁，死后也得不到追封，自己建立再高的丰功伟业也不能光宗耀祖，这哪对得住祖宗啊。于是，在军情紧急时刻，这位十分有性格的左大人自恃盖世功业，上奏清廷，要求解除军务，回京参加会试。当时，西北正处于关键时刻，左宗棠此时要求更易主帅，对于清廷来说，这简直是“大厦将倾”。朝廷看出来左宗棠的真实用意，赶紧遂了人家的夙愿，破例赐他一个进士，并授予翰林院检讨职务。左宗棠由此得到了绝对的“高等学历”，精神大振所向披靡，接连攻克塔城、伊犁、新疆，收复六分之一的国土，为大清立下不世之功，自己也进入了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的序列。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二十七日清晨，七十四岁的左宗棠在福州钦差行辕任上去世。追赠为太傅，谥“文襄”，赏治丧银三千两。左宗棠可以微笑着满意地长眠了。
谁葬送了胡雪岩的白银帝国
胡雪岩是中国晚清第一大豪商，个人资产在高峰期达到白银3000万两，超过了清政府的国库储备。然而他的白银帝国却在短时间内坍塌，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主要原因是其政治上不成熟，做了李鸿章和左宗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李鸿章与左宗棠在“洋务”、“海防”、“陆防”等多方面针锋相对，分歧不断，互相拆台，后期明争暗斗越来越激烈。而胡雪岩对左宗棠强有力的财政支援使得左宗棠屡占上风，这让李鸿章十分恼火。李鸿章定下“排左必先除胡”的策略，先剪掉左宗棠的羽翼，再击倒他。在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政治斗争中，胡雪岩就这样成了李鸿章的眼中钉。
任何历史事件都有着复杂因素和背景，在胡雪岩倒台的过程中，浮出这样一个厉害的人物叫盛宣怀，他直接颠覆葬送了胡雪岩的白银帝国。你这有“左胡”“官商组合”，李鸿章和盛宣怀来了一对“李盛组合”。盛宣怀，李鸿章的心腹之人，字杏荪，江苏武进人。控制、参与了中国近代的轮船、矿山、电报、铁路、纺织等产业的建立和发展。他还是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以及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创办者，他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在李鸿章和左宗棠相斗期间，胡雪岩在商场上春风得意，在利益的驱使下，他涉足了自己并不熟悉的蚕丝市场和国际市场，与美国商人展开商战。但他缺乏政治经验，不知道潜在的对手在密切地关注着他的破绽。
胡雪岩不能忍受外商长期霸占中国生丝出口市场，“邀人集资同买，则夷人必服”，他带头动用银2000万两，囤积生丝14000余包，超过了上海生丝全年交易量的三分之二。当生丝市场价格上涨后，胡雪岩不仅不抛，反而继续囤积，想逼迫以美国人为代表的生丝外商提高收购价格。可他没有想到，国际市场已被美国控制，当中国商人想卖掉手中的货物时，却无法出口。最终，胡雪岩不得不停止收购，而囤积的生丝不能变现，直接导致资金周转不灵。光绪九年（1883年）夏，胡雪岩被迫贱卖生丝，亏耗1000多万两，实力损了一半。
而正在这关键时刻，法军进攻驻越南的清军，中法战争爆发。左宗棠再次被招入军机，胡雪岩则为左宗棠筹备军饷。李鸿章趁左宗棠不在两江，指挥盛宣怀准备向胡雪岩下手。这时，胡雪岩为清廷向外国银行借的80万两巨款正赶上到期，这笔借款是胡雪岩历年为左宗棠行军打仗所借的，外国银行只认胡雪岩。这笔钱每年由各省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按惯例，只要各地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府就会把钱转给胡雪岩，由他来还款。盛宣怀在这方面做了文章，他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的意思是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二十天。邵友濂是李鸿章的人，自然照办。落实好这件事，他又串通好外国银行，向胡雪岩按期催款。由于事发突然，紧急之中，胡雪岩只好调来阜康银行各地钱庄80万两银子，先还上外国银行。胡雪岩没认为这件事有多严重，他认为协饷一定要给他的，晚发二十天没多大事。
处于暗中的盛宣怀通过电报，对胡雪岩一切调款数额了如指掌，他开始出手给胡雪岩致命一击。他抓住阜康银行空虚之际，组织人到银行提款挤兑。这些提款的人都是绅商大户，少则数千两银子，多则上万两。他还让人四处放风，说胡雪岩囤积生丝大赔血本，挪用阜康银行存款。如今尚欠外国银行贷款80万两银子，阜康银行倒闭在即。如此一喧嚷，存款户很快纷纷提款，挤兑风暴在上海爆发。盛宣怀在那里坐镇，煽风点火把动静搞得很大。
胡雪岩星夜赶到上海，让总管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赶紧发下协饷，邵躲起不见。胡雪岩又急忙给左宗棠发电报，请左帮助救急。盛宣怀暗中叫人将电报扣下，使左宗棠没能收到这份电报。第二天胡雪岩见左宗棠那边没有回音，这才真急了，亲自去上海道台府催讨，邵友濂已经溜了。
胡雪岩只好把他的地契和房产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捱过挤兑风潮。不想这次风潮来势迅猛，愈涌愈烈，上海挤兑很快失控。各地阜康银行也是人山人海，存款被纷纷提取，银行门槛被踩破。山西票号和外国银行也顶不住压力，纷纷停止注资和拆借，并限令当年十月底前清还长期借款。胡雪岩的阜康雪记钱庄首先倒闭，接着，胡庆余堂易主，宣告破产。疯狂的提款和断流，导致胡雪岩设在北京、杭州、宁波、福州、镇江以及湖北、湖南等地的阜康字号相继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全部倒闭，接连破产。
胡雪岩这才明白，有人做了他的手脚。阜康银行倒闭，事关重大，邵友濂急忙上报朝廷，左宗棠匆匆从京师赶来。胡雪岩恐慌中曾三次与左宗棠会晤，要左想方设法为其收拾残局。但是，作为阜康钱庄的大客户，恭亲王奕、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煜等人，见死不救，也都溜之大吉。李鸿章等人火上浇油，还把胡雪岩向外国银行贷款时多报利息的事情抖落出来，慈禧太后得知此事大发雷霆，要胡雪岩加倍赔偿，下令查抄胡雪岩的家产。
光绪十年（1884年），左宗棠病倒了。曾国荃代理两江总督，他上折奏道，“胡光墉此番案属因公支用，非等侵吞”，为胡雪岩想办法规避查办，却是无果。光绪十一年，左宗棠病逝，胡雪岩最大的靠山轰然坍塌。户部尚书阎敬铭落井下石，奏请“已革道员侵取公私款项，请旨拿交刑部治罪，以正国法”，朝廷立即准奏，胡雪岩在押解入狱令到来前已经黯然病逝。胡雪岩的一生就这样不了了之，清廷对他的案子也来了个不了了之。
胡雪岩死后，盛宣怀少了一个有力的竞争者，事业蒸蒸日上。1885年，他到轮船招商局担任督办，并应张之洞之邀，复返湖北筹办汉阳铁厂，之后，盛宣怀又受命担任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职。
胡雪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野心过大，急于扩充，使钱庄因缺乏流动资金而被挤兑导致的。但深层次的原因是官场后台的坍倒和官场的倾轧，来自政治敌手的打击。胡雪岩虽也戴着二品顶戴，但他却游离于官场之外，不谙官理，不懂变通，而成为李鸿章“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牺牲者。
侵略者竟为大清强国献计谋
英国将领戈登，在咸丰十年（1860年）随着英国侵略中国时，直接指挥了圆明园的大烧杀、大抢掠，犯下了滔天罪行。当时他还留下了名言：“我们用最野蛮的方法践踏着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英国驻华公使向清廷提出，“欲永租津地一区，为造领事官署及英国商住屋、栈房之用。”戈登充当英租界内规划设计，从而为后来源源不断的英国传教士、商人、淘金者进入天津奠定好了一块落脚地。
同治二年（1863年），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朝廷成立洋枪队，所有的指挥官都用欧美人。华尔战死，白齐文接替后不长时间又被戈登替代，他成为洋枪队的头子，在李鸿章麾下听遣。戈登与起义军激战于江浙两省，在中国两年内参加了三十三场战役，攻克城池数十座，其中一个战役历时一年半，仅费军需一百万两，人们都认为这是奇功。戈登十分谦逊地说：“平叛如此乌合之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假以时日，中国官兵也可以平叛的。可是中国的上级官僚急功近利，于是在上海招募外洋无业亡命之徒，让这些人平乱；不知道这群人完全是冲着利益来的，反复无常，将会为中国留下无穷祸害，比土匪所造成的危害还要严重。我得以带领这只部队，严加约束，事后设法遣散，不让他们留下隐患。这是我为中国立下的一点微弱之功。”
然而就是这个侵略者洋鬼子，一个双手沾满太平天国鲜血的刽子手，却对清政府很有感情，提出了很多有利于中国强大的建议，甚至于有利于抵御外侮，对大清朝十分有宽裨益。
清人李岳瑞撰《春冰室野乘》有《戈登遗言》一文说：“戈登，曾经为中国立下功劳，他隶属李鸿章帐下十余年。后来回归英国，死在埃及任上。我国的朝廷官员提及他，认为其不如英人华尔。可是华不过是一战将，戈登则具有文才武略。况且他忠于我国，这些是不可淹没的。他回英国时，曾经给李中堂上书献出十条策略，论外交军事十分详细，可惜的是我们对他的所言不能认真对待。假使及时听从他所言，何至有后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祸端？这些大不幸正是戈登所提醒的，我们事事没有不遭此祸乱的。现在戈登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年了，情况却是每况愈下，糟糕透顶之极。倘若戈登知道了这些，也会哀叹他对中国所说的那些话不幸被言中啊。”
戈登所献出的十条策略，其主要内容于下：
一、以后中国与外国缔结条约，当在中国进行，此为原则。以前我国与各国立约，没有这样做的实在是不可胜数。《马关条约》还不计算在内。
二、与外国缔结条约，要多用文字，少用语言，条文文字要简单。签署前先咨询别的国家，因为各国为了各自在华利益互相猜忌，肯定会指出涉及最为重大利益的条款。只是这招十年前可以用，现在各国均势已定，他们经常串通，所以这条不灵了。
三、中国首都只要是北京，那就不要与人开战。首都离海太近，无险要可依赖。这条有人不以为然。即使如此，旅顺威海已经证明其不能守了，因此我坚持此意见。
四、如果没有强大的陆军部队，则海军就没有可以后退的余地。现在应该先训练陆军，等陆军训练好后再练海军。
五、北洋水师购买了诸多船炮，是十分失误的。当时如果拿这个钱来买新式枪支，是有好处的。等陆军强大后，再建海军。以购船炮之款，尽购新式枪，等到陆军练成劲旅，再购船炮。
六、对那些嘴上好战却又不会战、不能战的，都应该斩首。
七、政府应该鼓励帮助本国商人出国，直接向外国制造厂订货采购。
八、海关总署应该设在上海，权限必须限于进出口税务，不让赫德插手其他事务。如果他动不动就和外国官员商议，那岂不是干预中国内政了？赫德如此专权，居然没人提这个，还谈什么别的呢？李文忠在海关总署时就不喜欢和他谈论内政，只因我的告诫。
九、政府应当责成专理大臣采办国防军火大事。如果遇到与各国公使谈论有不顺畅的地方，当令出使大臣，在外商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