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笔:乾隆决定退位时想立太子,和砷却不想换皇上,就劝皇上甭着急,说乾隆肯定得活一万岁。在和砷的心中,只有乾隆和他自己。后来嘉庆当上诸君,他也没太当回事,自行断了后路。
命运判词:嘉庆因他是乾隆的重臣,故而赐他三尺白绫自裁。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殃及家族:对和砷的亲信伊江阿、吴省兰、吴省钦等人刑罚,对同案的福长安改判死缓。和砷保举的其他官员不予追究。他的家族盛极而衰,不劳嘉庆动手了。
后世评定:和砷聚敛财富之多,为中国古代最大最富的贪官。“和砷跌倒,嘉庆吃饱。”此言不假。
为大清亡国掘墓的人
清人笔记《名人逸事》有篇文章《曹振镛之误清》中记载:“整个清朝,重臣死后谥号为‘文正’的共有七人(实际上是八人,另一人是刘统勋。笔者加注):汤斌、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清人评价说这七人中汤斌以理学,朱珪以学问,曾国藩以勋业方面的成就得到‘文正’谥号,这几个人没有任何非议。李鸿藻、孙家鼐则是以给皇帝当师傅得到的谥号,这是惯例,这两人也没有什么明显过错。杜受田给文宗当师傅,相伴的时间是最长的。当受田死时,文宗皇帝失声痛哭,赠他这个谥号也是正常的。等到了曹振镛则是挑剔细故,‘鸡蛋里挑骨头’,箝制人心,让天下人不得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造成一个不痛不痒的天下。等到洪杨事件突发,几乎到了亡国的地步,这都是曹振镛造成的。”
这七人唯独曹振镛被认为是难以配享“文正”这个谥号的。且清人直接就说他的罪过是“造成一不痛不痒之天下。洪杨(太平天国起义)猝发,几至亡国,他罪过极大”。
道光皇帝执政后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章,但他毕竟精力有限,要是仔细查看,就是整夜不睡觉也看不过来;若是不认真看,又怕遗漏下什么被臣下欺骗。章奏不能遍阅实在烦闷,苦不堪言。这时,在枢府的曹振镛拍了一个恰到好处的马屁,他说:“现在天下太平,大臣们好作危言,指陈朝政的过失,以博得赞誉表扬。若是治他们的罪,则皇上会蒙上拒谏的名声。今后所有奏章,皇上不用遍阅,只要选择其中一些最小的错误用朱笔抹出,谴责奏折臣子,让群臣传阅。那么所有大臣都会被皇上的圣明所震慑,以为皇上明察秋毫,细微不遗,一定不敢肆意擅奏,懈怠从事。”
道光一听,正合其心意。于是,他照此办理,每每从臣下的奏章中吹毛求疵挑出极小的错误,给予罚俸降革等严厉惩处。此举果然奏效,从此朝臣们“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这之后群臣上折子都忐忑不安,把许多精力花在“细枝末节”上,惟恐被皇上抓到一时之错。道光帝终于从繁重的批阅工作中解脱出来。
等到咸丰一朝,太平天国起义,大清帝国将要倾覆之际,各级官吏仍“互相隐讳,莫敢上闻。”有人说这是曹振镛“隐蔽之罪”酿成的。曹振镛这方面为当时私人笔记所揭露,毁掉了他“文正”的声名。当曹振镛死后谥“文正”时,就有了“不文不正”的毁誉。
鉴于此,史学家苏同炳说:“曹振镛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糜泄沓,所以他实际上是道光帝的罪人。在他所养成的风气下,官吏以不负责任之圆滑弥缝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销磨殆尽,国事亦因之而不堪闻问。”
曹振镛(1755—1835年),字俪生,号怿嘉。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翰林院编修,后升侍读学士。三任省学政,四任省会试主考官。纂修《会典》、两朝《实录》、《河工方略明鉴》、《皇朝文颖》、《全唐文》皆为总裁官。他一生经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在嘉庆朝得到重用,任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工部,进入内阁。到了道光朝,任武英殿大学士,成为道光的心腹之臣,曾代理皇帝事务三个月。为官长达52年,官宦岁月之长整个清代无人能匹敌。
曹振镛于道光十五年病死,道光十分伤心,亲临吊丧,特下诏:“大学士曹振镛,人品端方。自授军机大臣以来,靖恭正直,历久不渝。凡所陈奏,务得大体。前大学士刘统勋、朱珪,于乾隆、嘉庆中蒙皇祖、皇考鉴其品节,赐谥‘文正’。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人不知。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媿。其予谥‘文正’。”下诏褒恤,入祀贤良祠,在紫光阁陈列画像,进入显赫功臣的行列。道光帝还亲自为他写下这样一段赞语:“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问学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
曹振镛历经乾、嘉、道三朝而不倒,在道光年间抵达个人荣誉的顶峰,以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终其身,被道光帝视为“股肱心膂之臣”。《清史稿》称:道光帝对曹振镛是“恩眷之隆,时无与比”。道光朝满朝文武中,最得宠、最走红的当数曹振镛。
道光喜欢求全责备,只要八股文做得好,形式不错,皇帝就会“龙颜欢喜”;反之则会“龙颜震怒”。至于文章里有没有治国安邦的“真知灼见”,则无关紧要。曹振镛揣度帝意,跟道光皇帝很紧,绝不走板。清人朱克敬《瞑庵二识》披露其自白云:“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曹振镛身居要位,他的为官之道,对道光一朝的官场风气影响很大,于是大家都“循默守位,寖成风俗矣”。
曹振镛生逢内忧外患之世,当时腐化的官僚习气早已成形,大气候早就这样了,这并不是曹振镛一人所能造成的,但世人还是认为这都是因他的恶劣影响所导致。
历史上任何坏事都需要有人来承担责任,来背黑锅。说奉行明哲保身的曹振镛是大清朝的掘墓人,或许他会喊冤;但历史已选择他来承担骂名,他又怎能逃得了呢?
首次倡议修铁路的台湾巡抚
《清史稿刘铭传传》记载,“光绪六年(1880年),俄罗斯说要交还伊犁,后又违背诺言,清廷紧急加强边防战备。皇上召刘铭传到北京,刘铭传上疏陈述军事,他说,‘训练军队,制造武器,固然应该相继进行,但最关键的是铁路。修铁路的好处,不可尽述,对于军事更是刻不容缓。中国幅员辽阔,防不胜防,一旦铁路开通,东西南北联通一气,没有征调仓卒的后顾之忧,没有辗转运输的艰辛之虑,由此裁兵节饷,组成精锐之师。一名士兵可以抵得上十名,大权由上面掌握,不受边官员的牵制,建立了自强的基础,杜绝了洋人的觊觎,都在铁路这一关键之上。’虽然铁路并没有因为刘铭传的奏章而修建,但中国铁路的兴办,却是由刘铭传发端的。”
刘铭传到京后发现清廷一意求和,于是称病,愤愤地回家了。
刘铭传(1836—1896年),台湾首任巡抚。字省三,号大潜山人,安徽合肥西乡人(今肥西县铭传乡)。出生穷苦,为人刚毅勇敢。11岁丧父,18岁入江湖,曾一度上山做强盗。母亲因此受牵连而自杀。刘铭传在家中排行第六,因脸上有麻子故人称刘麻子或刘六麻子。投靠李鸿章的淮军后,他率领的所部号称“铭字营”,加入对太平天国的战争,因凶悍善战,战功显赫,很快被提升为记名总兵,成为李鸿章麾下的一员大将。1865年在山东镇压捻军有功被提升为直隶总督,并获得清廷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及一等男爵的封赏。
同治七年(1868年),刘铭传奉旨督办陕西军务,因与其他官僚相处不和,愤于清政府昏聩不公,又因积劳成疾,告病还乡闲居家中。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刘铭传被清廷重新启用派往台湾。刘铭传在台湾时多次击败法军登台的计划,在沪尾大捷中最终使法军放弃登台。
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廷将台湾从福建分离出来建立台湾省,刘铭传任台湾首任巡抚。
光绪十二年(1886年)他在台北设电报总局,架设水陆电线,全长700公里。同年设立商务局,樟脑总局,在沪尾设立官办硫磺厂。
光绪十三年(1887年)台湾设立煤务局,煤油局,机器锯木厂,为铁路提供枕木。
同年,台北成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聘英德两国人为工程师,着手修建铁路,前后历时六年完成了基隆至新竹全长106.7公里的铁路,成为中国人自办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制定了以“兴造铁路为网纽、辅之以电线邮政”的新政方针。台湾给了他大鹏展翅的天地,了却了他修建铁路的一桩夙愿。
光绪十四年(1888年)创立新的邮政制度,比清政府成立的邮政官局还要早八年。
将清初在台湾设的一府三县,增为四县。划疆分守,初具规模,奠定了今日台湾地方行政区划的基础。
到1890年为止,刘铭传在任台湾巡抚的六年中(1885—1891年),创造了六项中国之最:最早采用西式装备和操练方式;最早上奏折倡修铁路;最早在一省范围内推行全面改革并取得成效;最早独立的邮政局,最早的一条实际营运的铁路;最早的经济特区计划——基隆煤矿承办章程。
他在台湾进行了广泛而大胆的改革。改革涉及军事、行政、经济、生产、交通、教育、文化各个领域,范围相当广泛。多数都卓有成效。台湾的面貌焕然一新,推进台湾的近代化进程,刘铭传实为台湾近代化的先驱,此言不假。
刘铭传的眼光不仅仅盯在台湾上,他还希望“以一岛基国之富强”,以台湾“一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从这点可以看出看,他绝对是有积极进步倾向的人。
然而,刘铭传的改革是在当时已经腐烂透顶的清政府支配下进行的。在他推行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基隆煤矿经营问题上,由于触犯了旧势力的原有利益,使他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种种阻力。不少人对他进行掣肘、攻击与诬蔑。光绪十七年六月(1891年),他不得不告病辞官而去。继任的台湾巡抚邵友濂眼光短浅,思想僵化,尽废刘铭传新政,清代所实行的惟一有计划、有成效的改革就此夭折。
刘铭传作为战略家、军事家,在台湾成功推行了改革,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工业化先驱者。他是清末洋务运动中具有革新思想、时代眼光和实干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
“倡淮旅,练洋操,议铁路,建台省,实创中国未有之奇。”这样的赞誉对刘铭传来说,不为过。刘铭传是近代中国倡议建铁路的第一人,他的远见卓识被载入了史册。为纪念他的不朽业绩,台北的铭传大学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刘铭传在台湾妇孺皆知,“他是保卫、建设台湾的大功臣,台湾人民对他有很深的感情。”台湾人民这样说。
刘铭传二次隐居后,仍时时牵挂国防大事。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侵略军挑起了中日战争。刘铭传向朝廷上书奏战守之策。亟盼清廷能够重新起用他,但未能如愿。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签定,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这不啻给刘铭传当头一棒,他忧思郁结,旧病复发。11月下旬,台湾军民抗日失败,日本侵略军占领台湾全部土地。消息传来,刘铭传顿时昏厥过去。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月,刘铭传去世。朝廷追封他为太子太保,谥壮肃,准建专祠。
作为一名有爱国之心的沙场老将,最令他抱恨终生的是:自己抱病之身不能纵身疆场,冲锋陷阵;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呕心沥血经营多年的宝岛,被拱手割让。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这是一种剜心之痛。有句话叫死不瞑目,相信刘铭传就是这样的。
慈禧有位“戴红翎子的女枪手”
西太后慈禧(1835—1908年),她经历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统治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是近代史上影响至深显赫一时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是一位让晚清历史“抖三抖”的人物,是女人中最具“强烈权力欲望”的“代言”人物。这位老佛爷热衷权术,除了忙着垂帘听政外,生活中也搞些附庸风雅之事,怡情于翰墨雅兴,经常将“自己”所作书画赏赐群臣,以示恩宠。也许是她在政治上太投入,而影响了她的艺术细胞发挥,流于后世寥寥无几的书画真迹没有多少艺术可言。人们见到她更多的书画几乎都由“枪手”代笔,她仅是吩咐钤上“慈禧皇太后之宝”玺印就OK了。所以,“慈禧书画”称之为“慈禧落款的书画”更准确一些。
先说一下慈禧亲笔书法与绘画是何模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慈禧用朱砂手书的《磐若波罗蜜多心经》,此书法笔力稚嫩孱弱,结构松散呆滞,属初学阶段。慈禧亲笔绘画的《蓼花螳螂》画稿,同样也属于初学水平。观其画,蓼花形似断枝枯叶,用笔犹豫迟疑,毫无功力;画面上的螳螂也画的不合章法。这样的作品说成习作可能更为准确些,慈禧的书法绘画远没达到流传于世的水准。
美国人何德兰著的《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慈禧太后拥有十八位宫廷画师,他们的全部职责就是为她作画。他们被分成三组,六人一组,每个月要值十天班……有一组领头的关先生说,‘要我一年至少给她画上六十幅画,约摸着在盛大的节庆日前送去。这些画再加上如意馆人专作的题词,由她在上面盖了自己的印章,就在节庆日当作她自己的画送出去。”从这段话中我们了解到慈禧的“书画枪手”人员够两个班了。她的“枪手”中最知名的要数缪素筠、屈兆麟。
缪素筠(1841—1918年),名嘉蕙,云南昆明人,清末女书画家。她工画翎毛、花卉、虫鸟,亦精书法,有“女红艺杰”之称。她的《翎毛》、《花卉》两作,曾被两江总督作为“贡品”奉献到皇宫,老佛爷喜欢,招书画作者入宫做她的代笔人,她是慈禧书画的首席“枪手”。因为其“通晓文墨,谈吐有致,慈禧无事,辄召其入寝宫,并赐坐地上,两人谈古论今,以解寂寥。”慈禧对她优礼有加,深为宠爱,常令缪素筠位居其左右,随时教她画画,或为其代笔作书画,封为“御廷女官”,每年支俸白银两千八百两,供奉于福昌殿,且免所有跪拜大礼。皇宫的人们尊称她为“女画师”、“缪姑太”、“缪先生”。后又升其为三品“女官”赐“顶戴红翎”,追加白银一万两。慈禧赠送外国使节的花卉画,现藏瑞士苏黎世瑞堡博物馆的《雪中梅竹图》轴,就出自缪氏手笔。
“供奉何人进画图,行宫亦有恽情手。日长频唤先生入,伏地闲谈当说书。”当时西安知府胡延作的《长安宫词》中,有一首这样描述缪嘉蕙在宫中陪侍慈禧。
“八方无事畅皇情,机暇挥毫六法精。晨翰初成知得意,宫人传唤缪先生。”清末诗人陶农部诗颂缪素筠。
清末另一位女画家阮玉芬(生卒年不详),字苹香,江苏仪徵人,也是慈禧喜爱的一位“红粉枪手”。她擅画花卉、翎毛,“入手即超然,妙于点染”。慈禧太后对其也是十分赏识,赐名玉芬,亦供奉于故宫福昌殿,荣遇仅逊缪氏。
“男枪手”的代表人物则为屈兆麟(1866—1937年),字仁甫,北京人,他18岁时进宫造办处如意馆听差,擅长工笔花鸟,后升至最后一任如意馆“司匠长(馆长)”。他是位全才画家,“细笔花鸟,悉能生动自然。山水、人物、花鸟,靡不精妙,尤善松鹤。”作品钩线稍多,画科也较为全面。为慈禧代笔画松、鹤、灵芝、篇幅等。民国十三年(1924年),溥仪出宫,屈兆麟也随着结束了长达四十年的宫廷画工生涯,飘落江湖,卖画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