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避风头的张良一天在沂水圯桥遇见一老翁,这个老翁走到张良面前时,故意把鞋脱落桥下,然后颇指使气地说:“小子,下去给我捡鞋。”张良愕然,但还是强忍心中不满,下桥把老翁的鞋捡上来。老翁又翘起脚傲慢地说:“给我穿上。”张良心中非常惊奇,想到老翁这样羞辱自己,恨不能揍他一顿。可张良已经历尽了人间磨难,还是强忍怒火,好事做到底吧。于是,跪在老翁面前,小心翼翼地帮老人把鞋穿上。老翁非但不谢,反而仰面长笑而去。张良呆视良久,老翁又返回桥上,对张良赞叹道:“孺子可教矣”。
性不忍,粘火着,暴虎冯河,终不能成大器;能隐忍,树大志,蓄势待发,则功业成矣。
因为张良行刺秦始皇所表现出来的血气方刚隐忍不够,老翁深为张良感到担忧。所以,老翁让张良做仆人、侍妾所做的事情,用傲慢无理的行为重重刺激他,挫败张良的刚强锐利之气,以考验他的忍耐之心,磨练他“大勇能忍”的性格,使他能够忍受住小的愤怒而去完成远大的计划,完成伟大的事业。
反复磨练张良的性子后,老翁送给张良一本书说:“读此,则为王者师。”说完这句话老翁飘然离去,不见踪迹。张良打开一看,乃《太公兵法》,这《太公兵法》乃姜子牙的兵书。张良日夜研习兵书,终成为一个深明韬略,文武兼备,足智多谋的智囊,为开创大汉基业立下厥功。
东坡在《留侯论》开篇对功成名就的张良进行了赞誉:
“古人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超过他人的节操,具有一般人所不具有无法忍受的度量。普通人受到侮辱时,拔剑而起,挺身上前搏斗,这不算的是作勇敢。天下有一种真正称得上勇敢的人,他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无缘无故的对他施加侮辱也不动怒。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因为他胸怀大志,目标高远的缘故啊。
千秋功业成于身
张良与刘邦留城相遇后,受到刘邦的器重,成了刘邦依赖的主心骨。
在楚汉战争期间,张良给刘邦献出了一连串奇计,辅佐刘邦击溃各路武装,使刘邦最终一统天下,建立起绵延四百余年的大汉王朝。
“入咸阳先得民心”,这是张良立下的首功;
“鸿门宴谏主安民斗智,助刘邦得以脱险”;
“火烧栈道,麻痹项羽,扩充实力,为后来暗渡陈仓打下伏笔”;
“重用黥布、彭越、韩信,取得关键战役胜利”;
“封韩信以名换实,集结四方诸侯兵围垓下,奠定大汉基业”;
“保太子稳固朝野使汉室得以稳定传承”。
张良将他的隐忍之功很好的传给了刘邦,刘邦受之,坚持作了下去,终得天下。《留侯论》对这层意思是这样表述的: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以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能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看那汉高祖之所以成功,项羽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一个能忍耐、一个不能忍耐罢了。项羽不能忍耐,因此在战争中百战百胜,因此随随便使用他的刀锋,而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实力。汉高祖能忍耐,保养那完整的刀锋,把自己的精锐实力保养得很好,等待对方的衰弊,这是张良教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破齐国要自立为王,高祖为此暴躁发怒了,语气、脸色都显露出来。从此可看出,他还有刚强不能忍耐的气度。不是张良,谁能成全他?
刘邦评价张良时充满敬佩感激:“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后世也因此称张良为“帝王之师”。
全身而退显睿智
刘邦当上西汉皇帝后,张良不受刘邦“自择齐三万户”的封赏,只取留城万户,功成身退。据《史记》载,“汉元年正月,封功臣。良末尝有战斗功,高帝曰:‘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良为留侯。”
张良不仅善于为主人出谋献计,也善于为自己规划生涯。
在功成名就之际,张良为什么只选择当了一个留县县令,甘做一个留侯,这是张良知道自己建立的功勋极易引起功高震主,到那时则会落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二则他本是韩国贵族,若是刘邦怀疑他举起复兴韩国的大旗,那他的处境则更为危矣;三是张良遵循“将在前,相在后,士在侧”,一直把自己放在“在侧”的位置,始终没有给刘邦留下“篡逆”的嫌疑。四是张良选择的留县不是什么大地方,不很惹人注意,最关键的是那里是他和刘邦初识的地方,提醒刘邦不要忘了旧情。综上,张良明哲保身因而能全身而退,没有因功高盖主而招致杀身之祸。“谋进万难之前,身退功成之后”,也是对张良的另一个侧面写照。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写诗赞张良道:
汉业存亡俯仰中,
留侯于此每从容。
固陵始义韩彭地,
复道方图雍齿封。
张良真是一个很透彻、很清醒、很睿智的智者,对得住后世对他的赞誉。
张良长得什么样?
张良究竟长得什么样?这是人们很想知道的。
东坡在《留侯论》上最后说道: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总以为像子房这样的英雄人物不是身材高大魁梧奇伟,至少也是诸葛孔明那样道骨仙风羽扇纶巾是耶,太史公司马迁就是这样揣测的。可是,子房的身材、相貌就像一个女人一样,同他的志向、气概并不相称。这真是人不可貌相,这也正是张良之所以成为张良的特别之处啊!
东坡的《酒经》何以与《醉翁亭记》PK
宋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这篇文章清新隽永,耐人寻味,老少咸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句名句被引用了千古,耳熟能详。文中描绘的景色“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自由逍遥令人向往,这是后世公认的。
然而,在当时的宋朝却有人不这样认为。当苏东坡一则短文《酒经》面世后,宋朝洪迈在其所著的《容斋随笔》中,有一则文章认为这篇《酒经》胜过《醉翁》,要比《醉翁》还要好,更有意境。洪迈说,“东坡的这篇文章,就象祭神用的八种珍奇美味,通读时只要肯用力,就能体会到其中的真味。”
宋人洪迈在《容斋五笔》卷八《醉翁亭记酒经》一文中说:欧阳修《醉翁亭记》和苏东坡的《酒经》写法相似,都在句中大量用了“也”字,都是用“也”字做语尾的。《醉翁亭记》一共使用了二十一个“也”字,《酒经》一共使用了十六个“也”字。而“欧记人人能读;至于《酒经》,知之者盖无几。”
两篇文章的不同遭遇,早在宋代就成定局了。但洪迈还是为苏轼《酒经》不能得到当世的推崇而深致不平。“路见不平一声吼”,他侠肝义胆来为东坡的《酒经》打抱不平。
“坡公尝云:‘欧阳作此记,其词玩易,盖戏云耳,不自以为奇特也。’而妄庸者作欧语云:‘平生为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力退之画记,退之不能为吾《醉翁亭记》。’此又大妄也。”洪迈先引苏轼的话,说欧阳修是带着开玩笑的心理写作《醉翁亭记》的,他并不觉得自己这篇文章有什么奇特之处有多么了不起。
苏东坡曾说:“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遣词用句平易,是为游戏之作。自己并不以为有什么奇特之处。而一些庸俗之徒却假托欧阳修的话说:‘平生所做文章这是最得意的一篇。’又说:‘我虽然写不出韩愈的《画记》,韩愈也写不出我的《醉翁亭记》。’这些都是信口开河。”
洪迈接着说:东坡的《酒经》中每用“也”字,上面的字一定要押韵,暗寓于赋。而一些读者往往不去用心体会。这篇文章激扬畅快,源深奥妙,是很难用人间笔墨形容出来的。我现在把这篇文章抄录在这,让后世的人都来看看。“坡《酒经》每一也字上必押韵,暗寓于赋,而读之者不觉,其激昂渊妙,殊非世间笔墨所能形容,今尽载于此,以示后生辈。”
苏东坡的《酒经》这篇文章,被洪迈说的神乎其神,都到了“很难用人间笔墨形容出来”的境地。那么,东坡这篇“惊世骇俗”的文章究竟是怎样写的呢?现照录如下:
“南方之氓,以糯与粳,杂以卉药而为饼。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轻,此饼之良者也。吾始取麫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汁,蒸之使十裂,绳穿而风戾之,愈久而益悍,此曲之精者也。米五斗以为率,而五分之,为三斗者一,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酿,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赢也。始酿,以四两之饼,而每投以三两之曲,皆泽以少水,足以散解而匀停也。酿者必瓮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
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盖三投而后平也。凡饼烈而曲和,投者必屡尝而增损之,以舌为权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后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冷者也。凡酿与投,必寒之而后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篘,得三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谓赢者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饼曲,凡四两,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润而再酿之,五日压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劲者也。劲、正合为五斗,又五日而饮,则和而力、严而猛也。篘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则糟枯中风而酒病也。酿久者酒醇而丰,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看了这两段文字,我的感觉是干巴巴的。这篇文章就是一篇说明文,告诉人们如何造酒的。根本体味不到那种“激扬畅快”,“难用人间笔墨形容出来”的意境感觉,也看不到令人流连千古吟咏的语句。没有多少美感嘛。就是打扁我,也绝不会同意洪迈的观点。
可是,人家洪迈可不是这样认为的,洪老夫子说:东坡的这篇文章,就象祭神用的八种珍奇美味,通读时只要肯用力,就能体会到其中的真味。而那些性急的人,读这篇文章则很难体会其中的真味。“此文如太牢八珍,咀嚼不嫌于致力,则真味愈隽永,然未易为俊快者言也。”他毫不掩饰地表示了自己对《酒经》一文的激赏,对《酒经》的不为世人所知,表示了遗憾。
呵呵,这样说来,咱只能是属于那伙“性急的人”,读的又不够下力气,所以不能体会到其中的真味。
我实在是搞不懂,洪迈为什么非要将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篇文章硬要来个PK。或许是《醉翁亭记》和《酒经》两篇文章都谈到了酒,或者都大量用了“也”这个语气词,这本没什么特别的。最主要的是两篇文章的主旨和意趣完全不同,本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谁也不关谁的事。也不会因此就非得将两篇文章进行比较,一较高低。可人家洪老夫子却不这样认为。
洪老夫子说,两篇文章都用了大量的“也”字,相比之下,东坡用的“也”字更加奇巧。难道就是因为两篇文章都大量用了“也”这个语气词,都谈到了酒,就具有可比性了?就相似了?这令后人实在想不通这是什么逻辑?
洪迈所说苏轼《酒经》的优点,“也”或“者也”前一字都押韵,语句音韵铿锵、起伏有致。可后人读《酒经》普遍觉得这篇文章内容不过是造酒之道,相当于技术性文章,属于标准的说明文字。文气不够流畅,语言不够优美,更谈不上什么深远意境,一般人也就没什么兴趣了。倒是《醉翁亭记》是篇优美散文,清新隽永,耐人寻味,旨在述事遣怀,当然更为人们所接受,因而方能不胫而走,流传千古。
从《容斋随笔》洪迈的这篇文章来说,只能说他是苏轼的铁杆拥趸,大概他认为凡是苏东坡的文章就是好的;凡是东坡的文章就是天下无双的。这样未免太武断了,你总不能说,“就是东坡放的屁也是香的吧。”好歹这天下风头也不能都让东坡一个人占尽,总得给他人留个显摆得瑟的一席之地吧。虽然苏东坡是大文豪,成就比欧阳修大,但他也不尽然篇篇佳作吧!文章千古事,各有优劣,见仁见智,何必相提并论?
或许,一生钟爱酒喜酒,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的东坡,他潜心研究酿制美酒,并将酿酒经验以《酒经》记之,是他出于要留给后世这个酿酒的方法,仅此而已。对他来说,哪有什么欲与恩师欧阳修一争高下的想法呢?这都是后人牵强附会,生拉硬扯,捕风捉影而生硬拉郎配,搞什么PK,实在是无聊之举。
洪迈在两位文豪文章使用的“也”字上做文章,实在是没有多大意义。牵强,不能服众。
苏东坡效仿白乐天以诗歌记年岁
年号,是中国封建社会皇权政治制度的一大“发明”,系古代皇帝用于纪年的专有名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标志。不同的皇帝都有自己专属的年号,不使用其他皇帝用过的年号,否则会被视为是藩属、臣服的标志。
以前帝王没有年号。最早的帝王纪年年号始于西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13年,武帝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追改以前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六年。自武帝肇始为后代帝王所沿用,从此历代帝王即位后都给自己统治的年代命名了年号,诸如隋开皇、唐贞观、宋建隆、元中统、明洪武、清顺治等等,这样就将每个帝王统治的年代分得清楚,使后世人容易辨别。直至袁世凯复辟帝制,他使用的“洪宪”年号是最后一个帝王年号。
这年号本是帝王记录自己统治时期的纪年,却被唐朝的世人白乐天拿来开了个玩笑。
这位白居易白乐天独出心载,来了个以诗记年岁,给自己整个“年号”。无独有偶,白乐天的创举虽然前无古人却后有来者,把白乐天当偶像的苏东坡效仿他的举止,也来个全盘复制,免得乐天寂寞。
宋洪迈《容斋五笔》卷八有则《白苏诗纪年岁》记录了这件事。
“白乐天为人诚实豁达爽朗,因此经常作诗来抒发情怀,他还喜好以诗来纪年岁。阅读白乐天的诗集,就将这些诗歌摘录下来。”
“此生知负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年少,百岁三分已一分”;“何况才中年,又过三十二”;“不觉明镜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复旦”;“非老亦非少,年过三纪余”;“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銮”;“我今欲四十,秋怀亦可知”;“行年三十九,岁暮日斜时”;“忽因时节惊年岁,四十如今欠一年”。
“四十为野夫,田中学锄谷”;“四十官七品,拙宦非由它”;“毛鬓早改变,四十白发生”;“况我今四十,本来形貌羸”;“衰病四十身,娇痴三岁女”;“自问今年几,春秋四十初”;“四十未为老,忧伤早衰恶”;“莫学二郎吟太苦,才年四十鬓如霜”;“下有独立人,年来四十一”;“若为重入华阳院,病鬓愁心四十三”;“已年四十四,又为五品官”;“面瘦头斑四十四,远谪江州为郡吏”;“行年四十五,两鬓半苍苍”;“四十六时三月尽,送春争得不殷勤”;“我今四十六,衰悴卧江城”;“鬓发苍浪牙齿疏,不觉身年四十七”;“明朝四十九,应转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