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散子”这剂药方，在《苏学士方》和《苏沈良方》中都有收录。《苏东坡全集》第四卷《圣散子叙》曰：“用《圣散子》者……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宇完复。”《苏东坡全集·圣散子后序》曰：“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己及千人。由此积之，其利甚薄，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办者，犹有所止。若合众力，则人有善利，其行可久。今募信士就楞严院修制，自立春后起施，直至来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径以施送本院……”苏东坡十分推崇“圣散子”的神奇疗效，亲自撰文在民间加以推广这剂药，“饮食备常，百疾不生”。
东坡办医院
东坡之弟苏辙在描述这件事时说：东坡认为杭州是水路陆路交通要塞，人员流动频繁，因而得瘟疫病死的数量通常比别的地方要多，所以要设立治病坊。东坡带头捐出五十两黄金，还从公款里拨出二千缗钱，作为治病基金，设立了由官府主持的治病坊，名为“安乐坊”。东坡令各处大量熬煮加了药剂的粥，派遣官吏带领郎中到各个“安乐坊”给病人看病，救活的人很多。东坡还经常躬身病坊督导指挥各方面的工作，派寺院僧医管理坊事。东坡为了让这个“安乐坊”模式能长久存在下去，后采取并置田获利等方法经营下去，到了东坡去世的时候还在运营着。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记述：“公又多作饘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公曰：‘杭，水陆之会，因疫病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私橐得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以待之，至于今不废。”
南宋周珲《清波别志》记：“苏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于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后两浙漕臣申请，乞自今管干病坊僧，三年满所医之数，赐紫衣及祠部牒一道。从之，仍改为安济坊。”“安乐坊”不是一个临时性的医疗场所，安乐坊的医务人员主要是僧人，朝廷鼓励这样志愿为民的“医僧”，特规定医生以僧人为主，三年医治超过千人的，朝廷“赐紫衣及祠部牒一道”嘉奖管理病坊的医僧。救治的每个病人都有记录。
安乐坊接受社会各方施助，并通过置田获利等，来维持病坊运转开支，“稍畜钱粮以待之，至于今不废”。苏东坡将原来收到某宣德的一笔礼金以此人名义转捐赠给了杭州病坊，以“用助买田”。苏东坡《与某宣德书》曰：“蒙遣人致金五两、银一百五十两为赆仪。自黄迁汝，亦蒙公厚饷。作公意，舍之病坊。此盖某在杭日所置，今已成伦理。岁收租米千斛，所活不赀，故用助买田，以养天民之穷者。”
实际上当时治病坊不止一处安乐坊，总共有五处。南宋《咸淳临安志》记载：“惠民和剂局，在太府寺内之右，制药以给惠民局，与暑腊药之备宣赐者。太平惠民局，局凡五，绍兴五年置，从户部侍郎王俣之请也。南局，在三省前；西局，在众安桥北，北局，在市西坊南，南外局，在浙江亭，北外局，在北郭。”
东坡离杭前将此病坊迁移到西湖边，由公立变为自负盈亏的私立医院，继续为民治病医疗慈善由寺院走向社会所迈出的关键第一步。
苏东坡在杭州创设的救治贫困民众的“安乐坊”，是苏东坡以杭州太守的身份，创立的杭州历史上最早的医院，也是中国第一家官办民助平民慈善医院，最早公私合资的医院，这在中国医学史上有很重要的开创性地位，是中国医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蔡京当宰相之后在他的主导下，“安乐坊”模式后被纳入国家救济体系，大规模实施遍布全国一直延至南宋末，即发轫于此。
苏东坡在杭州的政绩可圈可点令人称赞。东坡竭尽所能开创性的统筹制药施药治病救人控制了瘟疫，想方设法筹建“安乐坊”救治穷苦百姓，展示了东坡心寄苍生天下黎民的菩萨心肠。不仅使灾民在经济上有出路，同时还安定了社会，避免了大疫的蔓延。他还采用工代赈的方法疏河道，浚西湖，筑苏堤，整治六井等，不仅使灾民在经济上有出路，同时还安定了社会。他爱护杭州的百姓，在百姓心目中树立了崇高的声望。因此杭州人也以真诚相报，家家挂有东坡的画像，为他建立了祠堂。“轼二十年间再荏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东坡于元祐五年（1090）端午写了《南歌子·杭州端午》：“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菰黍连昌歜，琼彝倒玉舟。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表现了大疫之后再现端午盛景，东坡如释重负的一种心境。
然可惜的是，东坡调离杭州之后，这里的安乐坊没能维持几年，慈善事业后继无人。这也使人慨叹：这当官做人的差距真是太大了。
苏东坡的“帽子戏法”
本文所说苏东坡的“帽子戏法”，不是说苏东坡像一名足球运动员那样在一场比赛进了三个球，而是说他在头戴的帽子上大做文章，发明了好几种帽子。
苏东坡是我国文学史上少见的全才，他的才艺惊世骇俗罕世难匹，不仅在诗词、文章、书法创作上登峰造极，还晓音律，通稼穑，懂品茗，谙歧黄之术，连天文、河治乃至烹调、酿造无不通晓，甚至他穿的服饰戴的帽子也引起世人崇拜争相效仿。苏东坡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不说他那另辟蹊径自成一家的诗词、书法，单说他特立独行兴致所至而发明创造的东坡帽、东坡扇、东坡肉、东坡酒等无不引领一时潮流，或千古流传至今。这位就喜欢和别人不一样的东坡先生无疑是中国古代一个引领风骚的人物，他对后世影响极大，这点没人怀疑。
东坡为人潇洒性格豁达豪放，不拘小节。元祐元年（1086）东坡在汴京时，为了穿戴方便舒适，他经常内穿和尚的衲衣外套长袍，便衣着装，而且还把五代时一种帽子改造成戴摘方便的高筒短檐帽。由于东坡具有无可比拟的人格和气质魅力，他的这种穿戴方式，引人注目，人皆欣赏，颇受当时文人、士大夫的欢迎，产生名人效应，帽子被大量仿制，于是上至京师王公贵人、下至各地官绅之士，京城的儒生，外地的考生，几乎没有人不弄一顶这样的帽子戴在头上。东坡的帽子流行起来，形成了学士文人一种自然高雅的的风度之美，成为一时时尚。时人将苏东坡的这种帽子称之为“子瞻样”、“东坡帽”。逢节日，几乎青一色的子瞻帽流动于大街小巷，很是显眼。“盖元祐之初，士大夫效东坡顶短檐高桶帽，谓之‘子瞻样’。”
东坡创制的这种“东坡帽”多次出现在他身后画家的作品中。宋末元初赵孟頫所画的“苏轼立像”，明末清初八大山人朱耷所画的“东坡朝云图”，画面中苏东坡头戴的都是此种帽子。
在宋人的许多文集中都提及到了东坡的帽子，为子瞻帽流行于当世找到了注释。王文诰辑注：“李廌《师友谈记》：士大夫近年倣东坡桶高簷短帽，名曰子瞻样。”
南宋洪迈《夷坚志》也有“又取古人而传以新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实新来转一官，门状送还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句中也有“人人皆戴子瞻帽”的描述。
《调谑篇》云：“元祐初士大夫效东坡顶高筒帽，谓之‘子瞻帽’。”
苏东坡发明的帽子也被杂剧演员搬到了舞台上。宋杂剧名角丁仙现此人原是举人，从艺后名噪一时。他头上戴着高高的“东坡帽”出场，然后洋洋得意说：“我的文章盖天下，谁人敢来比诗画。”和他演对手戏的角色说他吹牛。丁仙现勃然大怒，以手指着自己的头高叫道：“小子，你难道没有看见我头上戴着‘东坡帽’吗？”可以看到东坡帽是多么的深得人心，戴上东坡帽是多么的牛气。
性情幽默的苏东坡，有次出了一个题目叫《人不易物赋》，要门下文人照题作文。有人便借他的帽子作了一副对联：“伏其几而袭其裳，岂是孔子；学其书而戴其帽，未必苏公。”正是“生平不识苏东坡，就称才子也枉然”。
东坡以无法抗拒的个人魅力成为他所处的那个年代人相崇拜的偶像，拥有无数“粉丝”，也有人因为极度崇拜苏轼而走向极端。宋人李较的《师友谈记》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例子：宋人章元弼相貌丑陋却娶了一个漂亮媳妇，他只顾痴迷东坡的《眉山集》，让老婆独守空房。满腹怨言的老婆以离婚相要挟，章竟然不知悔改，反而给老婆一纸休书。尤为可叹的是，章元弼还以此为荣，见人就说自己是因为读苏轼文集入迷才休妻的。好像这是一件多么光荣和自豪的事。
不仅是寻常百姓痴迷东坡，就连当朝皇家成员也是苏东坡的“粉丝”。宋英宗的高皇后，是苏轼诗词的忠实读者，苏轼每有新词，她必吟诵再三，并安排宫中乐人演唱。她儿子宋神宗，特别喜爱苏轼的诗文，吃饭时，总要诵读苏轼作品，常常因入迷而“举箸不食”（宋·王巩《随手杂录》）。此后的徽宗、高宗、孝宗，也是苏轼的“粉丝”，尤其是宋孝宗，精读了苏轼全集。
宋人朱弁的《风月堂诗话》云：“东坡的诗文，刚一写成就为世人所传诵。当时朝廷虽然明令禁止苏东坡的文章传世，举报东坡文章的赏钱已增加到八十万，可是禁令愈严而世间流传的愈多，人们还往往以自己拥有的东坡文章数量多而自以为荣耀。那些士大夫们读不到东坡的诗词，便觉得心情郁闷压抑，喘气都不畅快，别人也会说这个人情趣不高。”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也有记载：“建炎年间以来，崇尚喜爱苏氏文章蔚然成风，各地学子都不由自主学习研究效仿东坡，而四川的学子在这方面表现的最为突出。”
东坡走到那就将他的个人魅力带到哪，影响那里人们的生活。
东坡被贬谪到广东的惠州和海南的儋县（古称儋州）时，就将南方人用来防日晒雨淋的“竹笠”做了改动，因而又有了另一种的“东坡帽”。
这种“东坡帽”样式和当地居民戴的斗笠基本相似，所不同的地方是比一般的竹笠大点，在笠沿处加上了一圈几寸长的黑布或蓝布，以防止阳光直射到人的脸庞。当地百姓一下就接受了东坡改革之后的这种帽子，这种东坡帽不是朝堂士大夫附庸风雅的装饰物，而是劳作在田间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必不可或缺的工具。因为惠州和儋县都是苏老先生的流放地，两地虽然相隔千山万水，但东坡足迹所至之处，东坡的印记自然留下，因而两地帽的制式和名称自出一辙。
东坡发明的帽子还不只是这两种，在海南的时候他就利用椰子壳制成“椰子帽”。《正德琼台志》上则载：元符二年（1099），被贬谪到儋州的苏东坡随着对环境的逐步适应，与当地黎汉百姓来往的日趋密切，他那洒脱达观、入乡随俗的情怀便常显露出来。他别出心载地拿椰子壳请当地艺人雕成椰雕帽，谓之“椰子冠”。还赋《和子由椰子冠》诗一首：
天教日饮俗全丝，美酒生林不待仪。
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师。
规模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发不知。
更著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
这首诗反映出东坡达观洒脱、入乡随俗的人生态度，不管在天涯还是在海角，他都能挖掘出最大的人生乐趣。他在这里又发现天然醇美的椰子酒，这种酒无须仪狄（传说中中国古代酿酒始祖之一）教授酿法，酒成后椰壳还可制帽。性直的东坡总是流露出“一肚皮不合时宜”，回想东坡种种遭遇又何尝不是“违时”呢？这样的人你就是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他也依然能找到地狱中的乐趣，你又能奈其何。
东坡的小儿子苏过将一顶“椰子冠”寄给当时谪居广东雷州的叔叔苏辙。苏辙收到侄儿从海南寄来的这份特别礼物，格外高兴，立即写了一首《过侄寄椰冠》诗，表达自己“束发装成老法师”的想法以及无论在何地何种情形下他和兄长苏轼那份心灵感应的亲情。
衰发秋来半是丝，幅巾缁撮强为仪。
垂空旋取海棕子，束发装成老法师。
变化密移人不悟，坏成相续我心知。
茅檐竹屋南溟上，亦似当年廊庙时。
东坡虽然已远去千古，但他留下的诸多脍炙人口的诗作、故事，印在他后世的历代人们的心中，永远那样鲜活，那样使人津津乐道。
千秋苏东坡，万代苏子瞻。
东坡说：张良是个愣头青弱女子
对历史人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爱、憎恶、臧否。这无可厚非。但客观全面的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这样才有助于后人从中汲取正面经验，总结反面教训，少走弯路，这正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张良、萧何、韩信被后世并称为“汉初三杰”，他们对汉王朝建立立有不世之功。张良谋划战略于军帐之中，手不执刃却能于无形中战胜敌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张良靠的不是名声和勇武，靠的是他处理事情时事无论巨细，一概认真对待，追求细节，“成败决定于细节”是也。
汉高祖刘邦评价张良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子房功也。”
司马迁对张良评价为：“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
血气方刚愣头青
后人看到的张良几乎是一个完美无缺完人形象的化身。细观史册，却不是这么回事。
据《史记》、《汉书》等史籍记载，张良先世为战国时韩国贵族，他的祖父、父亲曾相韩五代。秦灭韩后，张良一家三百余口被杀，张良怀着反秦复韩的雄心，悉散家财，访求刺客。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在秦始皇出巡至博浪沙时，张良结交刺客椎击秦始皇，结果误中副车，秦始皇大难不死，“令天下大索十日”。张良不得不隐姓埋名，逃匿于下邳，躲避风声。张良之所以能够从容逃脱，得益于他的相貌。秦始皇和他的卫兵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胆敢前来行刺他的勇士，居然“状貌如妇人好女”。
对这段史实，东坡先生在《留侯论》表达了他对张良的很大看法：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事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哉？其身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
在韩国已灭亡时，秦国统一天下最强盛的时候，秦王政用刀锯、油锅对付天下的志士，那些待在家里也被平白无故的抓去杀头灭族的人，数也数不清。就是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没有再施展本领的机会了。一个政权在强盛顶峰时，君王严厉，他的刀锋是不好硬碰的，而他的末余之势却可以有可乘之机的。张良抑制不住他对秦王愤怒的情感，想凭借一个人的力量，在伏击中打死秦始皇来达到目的，求得一时的痛快。在那时那间隙连一根头发也容纳不下，实在是走到了死亡的边缘，他没有被捕杀，完全是侥幸才得以不死，这真是一个义气方刚愣头青之所为。也太危险了！拥有万贯家财的富家子弟，是不肯死在盗贼手上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生命宝贵，死在盗贼手里是太不值得的。张良忘记了这一点。
隐忍方能成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