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身后受到的污垢与荣耀
东坡一生中遭受过两次重大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在元祐年间，东坡因反对王安石新法，知湖州时因“乌台诗案”被押送京城受审，逃过一劫后被贬谪黄州。第二次是在绍圣年间，朝廷新宠章惇视东坡为政敌，先贬他到岭南惠州，后将他流放到海南儋州，欲将其困死蛮荒。这两次打击使东坡一生在政治上郁郁而不能得志，“治天下”的政治抱负付之东流，这是他人生最大的遗憾。东坡的头衔也因此少了一个政治家的称号。
与东坡生前受到的两次政治迫害相比，东坡名誉彻底扫地是在他死后发生的。
元祐党人的来历
北宋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九岁的哲宗继位，高太后任用司马光为宰相，东坡在这一时期，曾被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颍州，官至礼部尚书。司马光恢复旧制，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由此，主张变法的政治派别被时人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一派，则被称之为“元祐党人”。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再一次起用变法派人士，全面恢复变法新政，他起用章惇为相。章椁利用哲宗对“元祐党人”的不满，高压打击元祐诸臣，无论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党还是程颐为代表的洛党，以及刘挚为首的朔党，凡是元祐旧臣，都在清洗之列。追夺已死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赠谥，将健在的如吕大防、刘挚、苏辙等贬谪出朝。此番打击的“元祐党人”共有70人。
元符三年（1100），哲宗死，徽宗即位后起用韩忠彦，追复司马光、苏轼等人官职。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东坡北归，五月至真州时瘴毒发作，六月上表请告老，朝廷准以本官致仕。七月，东坡去世于常州。
元祐党人碑的始末
就在东坡逝世的这一年，蔡京得到徽宗的重用攫为翰林学士。蔡京掌权后以继承神宗遗志为名，先把反变法人物韩忠彦等人定为“元祐党人”。还借此机会，排挤政敌，把那些在哲宗亲政后曾上书反对新法、同情元祐旧臣的人列入“元祐奸党”，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还把所有反对过他的和他不喜欢的人，也一并列入“元祐奸党”以发泄私愤。崇宁元年（1102），发生了历史有名的“元祐党人碑”事件。
宋徽宗用蔡京为相，蔡京勾结宦官独专朝政，崇奉熙宁新政。这些把持朝政的奸佞小人以百官所上章疏内容为准，分为正、邪两大类，每一类中，又分为上、中、下三等；在“邪”这一类中，还特加了一个“邪上尤甚”一等。将其中因上书获“附会奸惹，诬毁先帝”罪名的官员共计一百多人，也归入“元祐奸党”。罗列了一个共五百余人的邪类名单，统称为“奸党”，处以不同的降职和贬逐。蔡京怂恿徽宗亲笔书写奸党姓名，刻石立碑共有120人，于端礼门外。这是第一个“元祐党籍碑”。
这120人的名单是：
文臣执政官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范纯仁、韩维、苏辙等22人。
待制以上官苏轼、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程颐等48人。
余官秦观等38人。
内臣张士良等8人。
武臣王献可等4人。
崇宁三年（1104），徽宗下诏重新核定元祐、元符党人和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共309人，刻石朝堂，其余的人不再入籍。徽宗手书刻石，竖立于德殿门外。又令蔡京书写大碑，并印发到各地，昭示全国。这是第二个“元祐党籍碑”。
这309人名单是这样组成的：
曾任宰臣执政官：司马光、文彦博、吕大防、苏辙等等27人。
曾任待制以上官：苏轼、范祖禹、朱光庭、鲜于侁、刘安世等等49人。
余官：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吴安诗、程颐等等177人。
武臣：张巽、李备、王献可、胡田等等25人。
内臣：梁惟简、陈衍、张士良、梁知新等等29人。
为臣不忠曾任宰臣：章敦、王珪2人。
碑文是蔡京撰写的：“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别淑慝，明信赏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罚。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人。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臣窃惟陛下仁圣英武，遵制扬功，彰善瘅恶，以昭先烈。臣敢不对扬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继述之志。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谨书。”
与此同样的石碑分别立在全国各县，这是将反对党一网打尽，斩尽杀绝。朝廷规定：凡是被列入“元祐党籍”的人都被取消了任职资格，子孙亦永远不得为官。皇家子女也不得与此名单上诸臣之后代通婚姻，倘若已经订婚，也要奉旨取消。“元祐党人碑”的竖立，也是标志着朋党之争的一个总结。
这两个“黑名单”上，苏轼是牢牢占据一个名额的。这上面不光有苏轼兄弟，有他的苏门四学士，也有司马光、吕大防等宰辅；最让人觉得可笑的是，那些在苏轼生前一直暗算他，和他不共戴天想要他项上人头的小人章敦、王珪等竟然成了苏轼的“同党”。苏轼在天之灵若是有知，会做如何说法？就是章敦、王珪之徒又怎岂肯与苏轼“同流合污”？真是呜呼唉哉。这整个就是一场闹剧。自蔡京拜相以来，受到其排挤迫害的朝中大臣，几乎超过千人，其中主要是宋哲宗元祐年间的守旧派。“元佑党籍”成了蔡京排挤打击政敌的一把利剑。在蔡京的专权下，宋徽宗的前堂上充满了奸邪之臣，朝政日益腐败下去。
实际上，这些碑上的一些人并不配享有此种荣耀，上至朝堂宰相下至七品芝麻官都在其中。这是因为那群宵小是“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还有官报私仇把自己个人的仇敌的名字也擅自列入了，所以此黑名单上的人是良莠不分，好坏兼有。但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间，碑上人的子孙，都以碑上有他们祖先的名字向人夸耀。这就是元佑党人碑在历史上出名的缘由。
徽宗崇宁五年（1106）正月，在文德殿东墙上的元佑党人碑突被雷电击破成两块。徽宗十分害怕，叫人在深夜时把端门的党人碑毁坏，以免带来可怕的后果。蔡京见事已无法挽回便说：“此碑可毁，但碑上人名则当永记不忘！”
雷电击毁石碑一事，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越来越大。一个道士向徽宗奏称，曾见苏东坡的灵魂在玉皇大帝驾前为文曲星，掌诗文。徽宗心里越发害怕，急将苏东坡在世时最高官爵恢复，后来另封高位，名誉为苏东坡在世时所未有。徽宗还借雷电击毁石碑一事下令销毁京城及外地所有碑石，放宽党禁，恢复受滴者任籍，“自今言者勿复弹纠，除党人一切之禁”。
东坡诗文遭禁毁
两次刊石立碑，蔡京对他的“敌人”进行了严厉打击。但蔡京并未就此罢手，为了彻底在舆论上消除守旧派的影响，蔡京上奏宋徽宗说：“奸党之中，诗文流传民间者不在少数。这些诗人会对百姓产生坏影响，于绍述先圣不利。”宋徽宗觉得有理，下诏说：“为正天下视听，将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等人的文集，以及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文莹《湘山野录》等书籍的刻版，悉行焚毁。”
这样，苏东坡被列入黑名单后，蔡京这些恶毒的魔爪伸向了死去的东坡，在东坡死后的前十年之间，在民间大张旗鼓地收缴他的诗文予以焚毁。他们对保存有苏东坡诗文的人也将给予惩罚，至使人们不敢公开提说苏东坡的名字及其诗文。“诸士庶习诗赋者杖一百。”到了宣和年间（公元1119年—1125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凡石碑上刻有苏东坡的诗文或他的字的，都奉令销毁，他的著作严禁印行，他在世时一切官衔也全予剥夺。
徽宗崇宁、大观年间，东坡的海外诗很流行。这时候，朝廷禁止东坡的诗文传诵，赏赐的钱增加到八十万。但禁得越严密，流传的诗文越多，人们经常凭借收集到的海外诗多相互夸赞。士大夫没有诵读东坡诗文的，便觉得没面子。而有的人则说这种人低俗、没有品位。这段话记载在宋人朱弁的《风月堂诗话》中。“……崇宁大观间，海外苏诗盛行。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徽宗禁毁苏东坡的诗文达十年之久，不仅他的文稿被收缴焚毁，而且凡有他笔迹的碑刻和屏壁都被坼毀，为了禁毀他的诗文，朝廷还不断提高收缴“苏文”的奖金，却没有几个人来领取这个高额奖金。不仅民间收藏“苏文”的人众多，而且皇室成员和许多官员都不顾禁令，悄悄收集和珍藏苏东坡的诗文手稿，苏东坡的诗文字画在交易上极为活跃。到徽宗政和七年（1117），收购珍藏苏东坡文稿的人愈加增多，其时苏东坡的一件真迹文稿，最高收购价达五万文。一位文人书斋挂有苏东坡题书的三字横扁，就有人出这个价求购。宦官梁师成为买到苏东坡写在英州石桥上的碑文，竟出三十万文天价。
东坡身后的荣耀
南宋高宗皇赵构帝迁都杭州后，由于民间对苏东坡的才华越来越敬仰，高宗也开始阅读苏东坡的遗著，钦佩赞赏东坡对朝廷的忠诚。为了追念苏东坡，高宗亲自出来为东坡“平反”，“追复端明殿学士”，又特赠“资政殿学士”、“朝奉大夫”。还给他在汝州郏城县的坟起名叫“旌贤”。高宗把苏东坡的孙子之一苏符赐封高官。
到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孝宗皇帝喜爱东坡诗文，尤对他的策论奏章等文章大加赞赏，并称他为忠直之臣，孝宗皇帝追谥苏东坡为“文忠公”。乾道九年，又赐太师官阶。还特意为他的文集作了序。孝宗赐予《苏东坡集》的序言就盛赞他浩然正气的伟大，这种正气就使他的作品不同于那些华丽柔靡之作，并且使他的名声屹立如山，不可动摇。苏东坡身后的名声地位达到巅峰。这时收购他手稿的人到处可见，成为一件公开的事情。东坡的每件手稿价格也多成天价了。这是苏东坡逝世六十九年的事。封东坡太师的那道圣旨原文：
敕。朕承绝学于百圣之后，探微言于六籍之中。将兴起于斯文，爰缅怀于故老。虽仪刑之莫觌，尚简策之可求。揭为儒者之宗，用锡帝师之宠。故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资政殿学士、谥文忠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凤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方嘉佑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纷更，乃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夺者，峣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佑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论世。倘九原之可作，庶千载以闻风。惟而英爽之灵，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赠太师。余如故。
其时的书商们也大量印制他的诗、文集等，这不仅满足了众多不富裕的文人学子需求，更使苏东坡大量的诗词、论著和杂文等流传于世。因此苏东坡的诗文手稿虽遭徽宗严禁、收缴与焚毀，一些手稿和字画也被金人掠走，但他留存至今的文字作品却仍是古人中最多的一位。据初步统计，苏东坡存世的诗词达一千七百余首、书信八百余封、代拟的圣诏近八百道，以及他的碑铭、奏章、杂记和所编撰注译之《书经》《易传》《论语》《志林》等等作品的字数总计有百万余。
到理宗赵昀端平二年（1235），苏东坡被堂而皇之地摆上了供桌，和孔夫子一道享受皇家祭祀。
徽宗与奸臣们虽然企图将死去的苏东坡的名声搞坏，却未想到适得其反，苏东坡的声望还越来越高，而自已却遗臭万年。这些碑上的名字，没后世记住的的不多，但那几个操纵这件事的诸如蔡京般的宵小，则更为人们所唾骂，永远被刻入了历史的耻辱碑上。
东坡诗文的传播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亦记载：“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甚。有语曰：‘苏文热，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
《朝野杂记》则说：“孝宗雅敬苏文忠，居常只称子瞻，或称东坡。”
朱弁《曲洧旧闻》记：“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后类如此。”
《渑水燕谈录》云：“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苏子瞻《老人行》于壁间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之《大苏集》。子瞻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芸叟题其后曰：‘谁传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儿问大苏。’”
东坡诗影响所及，不单国内，以至域外。《苕溪渔隐丛话》：“子由奉使契丹，寄子瞻诗云：‘谁将家集过幽都，每被行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苏辙此诗见其集《栾城集》，题为《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后来金人攻下京师，特别索取苏东坡和司马光的书画，作为战利品的一部分运到塞外。
东坡《留别廉守》也尝自言：“悬知合浦人，长诵东坡诗。”
宋人李較的《师友谈记》记有一个故事：“相貌丑陋的章元弼娶了一个漂亮媳妇，可他倒好，只顾阅读苏轼作品，让老婆夜夜独守空房。老婆以离婚相要挟时，他竟然不知悔改，一纸休书给老婆以自由。尤为可笑可叹的是，章元弼还以此为荣，见了朋友还洋洋自得地说自己因为读苏轼集入迷把妻子都休了。”
邪恶终将被正义所战胜。“人们喜欢的总有鲜活的生命。”值得庆幸的是东坡的绝大多数诗文在民间保留了下来。否则，诸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这些流传千古的句子，少了那一句都是不可想象的。
东坡这个名字与他的那些精灵般的文字已经流传了千古，还将千古流传……
东坡也是一代开山立派的宗师
读武侠小说，看那些潜心创造出独家武功行走在江湖之上的开山立派宗师，衣珺飘飘，江湖之上，号令天下，煞是令人羡慕。东坡虽说不是武功高手，但他在文学天地上也是一个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
何谓檃栝？也称檃括、隐括、檃桰。本意是这样的：“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枸木一定要等到将它用工具矫正然后才会变直，不锋利的兵器一定要等经过磨砺之后才会变得锋利。语出《荀子·性恶》。《古今汉语实用词典》中对“檃栝”有两条注解：一是矫正竹、木弯曲的工具。二是就原有文字的内容进行剪裁改写。这种再创作就是将原作的文体写成另一个文体，体裁可以自由转换，但不脱离原作的内容和词句。本文所说的就是对原有作品的再创作。
首次使用“檃栝”这个术语进行这个文学题材创作的人是苏东坡。所以，东坡就是宋代檃栝词风的一代宗师开创者。
东坡流芳千古的檃栝名篇
苏轼檃栝创作的代表作是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檃栝为《哨遍》。陶渊明是东坡十分钦佩和向往的人。东坡的恩师欧阳修也欣赏十分陶渊明的传世宏篇《归去来辞》，曾评论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一篇而已！”东坡谪居黄州时，建了十分简陋的“雪堂”，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朋友董毅夫却极为欣赏，想和东坡做邻居。于是，东坡取《归去来辞》进行隐括，使这篇文章符合声律，赠给毅夫，让家僮来演唱。东坡也放下手中的农具跟着高唱，把正在干活的老牛牛角当成乐器来打拍子。这是多么高兴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