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苏轼对于李廌的事一直放在心上，苏轼还与范祖禹商量一同向朝廷举荐李廌，但二人因故相继离开朝堂，因而没有结果。据李廌自己在《师友谈记》中的记载，苏东坡有次和他的僚属聚会，东坡举起满满一杯白酒对欧阳叔弼、陈伯修二校理和常希古少尹，说：“你们三位都把这杯酒喝干了，我才告诉你们为什么受罚。”三人饮罢，东坡说：“你们三位都担任主管，却没有举荐李方叔这样的人，即此就可以罚你们。”这三位人感到惭愧，忙着道歉。当时张文潜也在席上，却也举起大白之杯，对东坡说：“先生也应当喝这杯酒。”东坡说：“为什么呢？”文潜说：“先生从前主持贡举，也错失了李方叔，岂不和他们犯了同样的错误。”苏轼曾向有关部门多次推荐李廌，由于党争苏轼的川党失势，李廌自然受到连累，再也别想求取一顶乌纱了，终是布衣一生。
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卒，李廌步行到东坡逝世的常州，作文以祭之。所作《吊东坡文》言辞悲恸，文气奇壮，一时为人传诵。《曲洧旧闻》。东坡的儿子苏过居住在许昌时李廌多次和他相会交游。
北宋大观三年（1109），五十一岁的李廌身患重病去世。凄苦一生的李廌真的是一无所有，身无分文，贫穷到给自己买口棺材的钱都没有。县令李佐哀其凄凉，带头募集银两买了口棺材，这才安葬了他。其实早在李廌读书时，就因为家境贫穷而致使三代祖先灵柩没钱安葬，只能寄放在庙里。李廌泪流满面对他的老师苏轼说：“我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忠孝的意义，现在我的祖先、双亲未葬，我还学什么呢？”就告别他的老师，想去赚钱来完成安葬亲人。苏轼大为感动，对李廌予以资助，又告知朋友共同帮助他。李廌才得以把他三代祖先的灵柩安葬在华山下。
李廌虽然布衣一生贫困潦倒，但其词语俊，颇有苏轼的清新之味，一样受到当时人们的称赞。他的词代表作是《虞美人》：
玉阑干外清江浦，渺渺天涯雨。好风如扇雨如帘，时见岸花汀草涨痕添。
青林枕上关山路，卧想乘鸾处。碧芜千里思悠悠，惟有霎时凉梦到南州。
这首词描写春夏之交的雨景以及由此而生发的思念情绪。一反寻常怀人词的凄恻，极淡远清疏之致地表情达意，作者与景刻画入微，引人入胜，为这类题材开拓了新的境界。
近代词人况周颐《蕙风词话》对这首词评价很高，说“好风”一句，确有此景而又“似乎未经人道”；结尾“碧芜千里思悠悠，惟有霎时凉梦到南州”一句，“尤极淡远清疏之致”。
李廌文章喜论古今治乱，辨而中理。《答赵士舞德茂宣义论宏词书》是重要的文学批评作品。《师友谈记》1卷，记载了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人关于治学为文的言论，为后世研究宋代文学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赵序有“鉴裁明当，语胜理诣，翰墨娟秀”之语称赞李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称其“妙中理解”。
在苏门最得意的六君子当中，李廌幼失双亲，孤苦伶仃，最为凄惨；布衣一生，贫困潦倒，最为贫穷；无银葬亲，无钱葬己，最为悲情。
读李廌的人生，真让人唏嘘不已，感慨万千。
“乌台诗案”害东坡的始作俑者竟是科学家沈括
科学与文学，本是两个风牛马不相及的领域。你搞你的科学研究，我搞我的文学创作，本来应该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相安无事的。不知怎的，有位科学家搞科研之后闲暇功夫有个嗜好，就是袖口里总藏着小纸条，收罗每位朝官的不臣之言，背后算计同事，然后向上级告密讨好，以表示自己的忠诚之举。这真是天下之大，林子里什么鸟都有。
这位科学家就是北宋的沈括。沈括是我国历史上卓越的科学家之一，博学多才、成就显著。他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气象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晚年以平生见闻研究，在镇江梦溪园撰写了笔记体巨著《梦溪笔谈》而名垂青史。《宋史·沈括传》称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沈括“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沈括在历史上还有改革家的名号，这就是说他这个人很喜好政治，政治嗅觉灵敏，检举揭发他人的政治手段也不一般。
沈括生于北宋天圣十年（1031），比苏轼大五岁，却晚他六年中进士。治平三年（1065），苏轼进入史馆，而沈括在前一年入昭文馆。北宋沿袭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崇文院。这位科学巨匠与文化大师苏轼这样就有了同事的经历。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在皇上的支持下，王安石进行了大刀阔斧激进的改革。沈括积极参预变法运动，受到王安石的器重和信任，担了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还是朝廷派出考察新法执行成果的钦差大臣。这个沈括一心想要抱住王安石的大腿，他在到处考察后，只是报喜不报忧，汇报说全国百姓都热烈拥护朝廷新政策，国泰民安，万事大吉，一派升平。
苏轼却与王安石这位“改革总设计师”观点不一样；也和沈括这位钦差大臣“所看到”的不一样。在王安石推行新政如火如荼时期，苏轼历数推行新政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指责王安石“怀诈其术，以欺其君”，还说如此这样推行新政将会导致亡国。“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苏轼是一位勇于直谏、嫉恶如仇很敢说话的人，苏轼所见到的和沈括所言完全相反。苏轼和王安石领导的新政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对阵。
因苏轼一再和王安石“作对”，苏轼无法在朝廷上立脚，他要求外放被下放到了杭州担任通判。熙宁六年（1073年），沈括作为钦差大臣，到杭州检查农田水利建设。临行前向神宗辞行，宋神宗对沈括说：“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沈括果然按照宋神宗的圣喻对苏轼“格外关照”。
沈括到了杭州，查访农田水利以及新法实施的情况后，虽然他和苏轼政治观点不同，但不妨碍“与轼论旧”，毕竟他们曾经是老同事老朋友。沈括和苏轼一见面，嘘寒一番，回忆“昔日同在馆阁之事”。临行时他向苏轼索要他最近的诗文，苏轼不做多想，把当时写的许多诗词，包括后来授人话柄的《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都手书一份给了沈括。沈括一回京城，在苏轼的诗文中寻章摘句找出一些贬低诽谤新政的句子，加以详细的“注释”后分给宋神宗、王安石、吕惠卿。沈括说苏轼的这些诗句如何居心叵测，如何恶意诽谤新政，“词皆讪怼”，藐视朝廷讽刺皇上等等。沈括此举，希望在王安石跟前立一大功。可他没料到，王安石对他的邀功之举根本不予理睬。王安石经过一些事情已经改变了对沈括的看法，他对神宗说：“沈括是小人。”
有人说，致使苏轼陷入文字狱“乌台诗案”的罪魁祸首是王安石。不错，王安石是看不上老和他作对的苏轼，但王安石还没有卑鄙无耻到使出蓄意栽赃无中生有这种小人伎俩。“苏轼惹祸，根源在沈括。”也正是沈括从苏轼的诗文中嗅出他的“反动语调”；也正是沈括出卖苏轼邀功请赏的举动，才为苏轼日后陷入“乌台诗案”险些丢了老命引燃了导火索，换句话说，沈括就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
元丰二年（1079年），李定、舒掸、何正臣、李宜四个变法集团的主要官员，他们借鉴拾起沈括曾经的做法：从苏轼诗文中断章取义，罗织罪名，弹劾苏轼，导致苏轼入狱，他们欲陷苏轼于死地，因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在这起案件中理想、身心遭受严重打击，还险些丢了老头皮。虽然，苏轼入狱沈括不是主谋，但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沈括，“乌台诗案”正是以沈括上呈的那些“发现”为基础的。“其后李定舒掸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
王安石罢相后，被他喻为“小人”的沈括没有辜负王安石给他的评价，风向立马变了。他和王安石划清界限，给王安石一击，摇头一变立马诋毁新法。沈括向新宰相吴充上书，历数了王安石变法的很多弊端。吴充也是很看不起沈括为人的，他转身就把沈括检举王安石的报告递给了神宗皇帝，神宗一看，沈括这人两面三刀，朝秦暮楚，这不是落井下石吗？做人哪能这样啊？于是开始冷遇沈括，后将他出知宣州贬出去了。元佑年间，苏轼在杭州当差，沈括居然跟没有发生以前的事一样，还经常跑到苏轼那里去叙旧，每次都恭恭敬敬地礼数周全，苏轼早已看不起他了。脸皮厚也是小人生存不可或缺的法宝。
南宋王铚《元祐补录》记载了沈括这一丑事。“沈括素与苏轼同在馆阁。轼论事与时异，补外。括察访两浙，陛辞，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归即签谶帖以进，云词皆讪怼。其后李定舒掸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云。元佑间，轼知杭州，括闲废在润，往来迎谒恭甚。轼益薄其人。”
沈括与苏轼曾是朋友不是政敌。那么，沈括为何要陷害苏轼呢？这是人们十分想要知道的。余秋雨大师在《东坡突围》中说，“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但王安石毕竟也是一个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沈括，但最终却得出这是一个不可亲近的小人的结论。”
沈括出卖苏轼或许有余秋雨大师所说嫉妒的成分在里边。但我想，沈括绝不会糊涂到拿自己的短处去和人家的长处相比较的。我却认为沈括是政治舞台上的“顺风倒”，那方强势他就倒向那方。苏轼和王安石对立，沈括看到王安石势力大，他便将赌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因而主动陷害苏轼以取媚王安石。政治立场决定了他与苏轼的对立。当王安石的变法失败后，他又投向保守党，检举指责王安石变法的诸多弊端。这是沈括的道德人品、操守修养缺失所决定的。
沈括在朝廷上掺乎的事还不少。北宋时期，辽和西夏经常到中原地区掳掠人口牲畜，侵扰不断，严重影响了北宋王朝的安定。沈括是坚决主战的，熙宁七年（1074）他担任河北西路察访使期间，他参与研究城防、阵法、兵车、兵器、战略战术等军事问题，对兵器制造也提出了一些意见，他还编了《边州阵法》、《修城法式条约》，把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在军事科学上。
熙宁八年（1075），辽国派使者向宋朝廷索要河东黄嵬这一片土地，宋神宗派沈括出使辽国。出使前，沈括遍查两国间的地界书，义正言辞地驳斥辽方的争地要求。沈括到辽国后，双方进行了六次谈判，沈括都坚持不做丝毫退让，契丹知道了沈括的意志不可动摇，只好提出索要天池的要求。此件事记载见《宋史·沈括传》。次年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整顿陕西盐政，后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加强对西夏的防御。元丰五年（1082）宋军在永乐城之战中被西夏所败，沈括在战役中负有救援不力的责任，被贬均州（今湖北省均县）团练副使，随州安置，形同流放。从此，沈括的政治生命宣告结束。
宋哲宗元二年（1087），沈括完成《天下州县图》，这本书他编修了十二年。被哲宗特许亲自到汴京进呈。次年，定居润州（今江苏省镇江）梦溪园。沈括晚年在梦溪园写出了闻名中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此外还有一本《忘怀录》。《梦溪笔谈》的问世，被视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上里程碑式的典籍之作，它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奠定了沈括科学家的的历史地位，也因此被忽略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变脸”。
因为“乌台诗案”，沈括为自己涂上一笔永远无法抹去污点；否认沈括的人品，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东坡与竹的一世情缘
从古到今中国文人最普遍喜爱的植物非竹莫属了。除此君，无有可替代者。
君不见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咏竹、爱竹、嗜竹者不乏之人。竹子虽已不再作为书写文字的工具，传承文化的载体；但竹子并没有因此而作别文化，远离文化人的生活。而其早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植物，而被历史赋予一种荣耀，一种光芒，这是因为它和文人拉扯上了关系，就不再寂寞了，就大出风头了。如果用一种植物来形容中国文人，古语早就有“君子比德于竹”之说，舍此君其谁呢？竹本身四季常青，坚贞不屈，格高韵胜，虛心而直，不畏霜雪的特点恰恰契合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清高一面，暗合这类群体的道德意识，由此成了文人雅士精神人格的化身。
竹与梅、松被誉为“岁寒三友”；又与梅、兰、菊并称“四君子”。而只有竹因其具有崇高品质的象征，才被赋予崇高至上的无可比拟地位。它被喻为全德君子，常作为君子高洁、挺拔、风雅人格的写照。文人雅士不论在失意之际还是得志之时，都喜好以竹自喻，以竹明志，以竹修心，以竹怡情，以竹养性。因此说，没有哪一种植物能像竹子一样成为一种民族性的象征，对人类文明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诗经》中有“绿竹青青”、“绿竹猗猗”、“绿竹如箦”之句。后世吟诵竹者犹如吟月、吟酒，皆如星辰浩瀚，不可胜数。“竹下品茶则绿色盈盏，竹下饮酒则翠绿满怀”，这是人人向往的惬意之所。屈原在《离骚》中有“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魏晋时代有“竹木七贤”纵情逍遥于竹林中；唐代有“竹溪六逸”纵酒酣歌于竹海之处。这些千古留名的那个不是爱竹喜竹之士。
晋代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此地有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晋书·王徽之传》记，“王尝居空屋中，便令种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大气磅礴的李白，“萧萧见白日，汹汹开奔流”。杜甫爱竹不仅表现在“平生歇息地，必种数竿竹”的生活中，而且还体现在精神追求上。白居易爱竹，既用之娱乐精神也不忘满足口腹。在《养竹记》中，他总结出竹的节操，“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他把自己的栖身所在设计建造成“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的环竹宅地。王维更沉溺竹之禅境，《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柳宗元的《竹》里有云“今日南风来，吹乱庭前竹。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南宋陆游作有《东湖新竹》，“插棘编箩谨护持，养成寒碧映沦漪。清风掠地秋先到，赤日行天午不知。解箨时闻声簌簌，放梢初见叶离离。官闲我欲频来此，枕簟仍教到处随。”明代徐渭在《风竹》讲，“竹劲由来缺祥同，画家虽巧也难工。”以画竹咏竹闻名于世的清代郑板桥更是满怀虔诚，“山竹为君，石呼为丈。赐以佳名，千秋无让。”
到了苏东坡这里，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东坡来了个全方位的：爱竹、咏竹、赞竹、画竹、食竹。这位创新大师与竹有着道不尽的一世情缘，因而开创了新的天地。
熙宁六年（1073）春，苏东坡出任杭州通判时，曾下塌在“绿筠轩”中。他在“绿筠轩”临窗远眺，只见满目皆是苍翠欲滴的茂林修竹，景色宜人。东坡畅怀写下了这首传唱千古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