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也对这本书的写作背景进行了交代,“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苏轼)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
《易经》是产生于殷周时著名的占筮书,有很大的神秘色彩又有一定哲理。它诞世后,历代都有不少人研究它,后人对《易经》作了许多解释,编写了诸多“易传”。孔子所作《易传》是历代儒家学者的世界观的主要依据之一。汉人解《易》,偏重象数;晋人解《易》,偏重义理。到宋代解释《易经》,则成为成为风气,许多文人都有解《易》之作。如陈搏的《先天图》、《无极图》,欧阳修的《易童子问》,司马光的《易说》等等。苏东坡因“自恨不知数学”,所以他撰《苏氏易传》偏重于义理分析。
东坡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对《易经》进行研究,浸淫其中几十年。他写《周易》的主要时间是在两次贬官期间,在黄州时已基本完成草稿,后在岭南惠州、儋州又作了进一步修改和补充。回想自己的创作过程,苏东坡在《夜梦》诗中之感慨:“弃书事君四十年,仕不顾留书绕缠,自视汝与丘孰贤,易韦三绝丘犹然,如我当以犀革编。”意思是说孔子在《易经》上花费了许多时间,连串联竹简(当时用竹片写书)的牛筋都被翻阅断了。而自已花的功夫比孔子还多,只好用更坚韧的犀牛皮来串联竹简了。这首诗表明东坡写书很勤奋也很辛苦,耗费了东坡一生很多精力。
《苏氏易传》脱稿后,只有少数几个朋友见过苏东坡的手写书,都极为赞赏。他逝世后,传阅和抄写的人开始多了起来,不少书商也开始刻印。但因宋徽宗严禁苏东坡的诗文流行于世,人们便根据他逝世的常州之雅称“毗陵”,将书改名为《毗陵易传》。因此《苏氏易传》也叫《毗陵易传》,也由此纪念为这部书做出大贡献的东坡。
《苏氏易传》同其它“易传”所解释的《易经》不同的地方有几点:干卦的象辞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苏东坡对此解释道:“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蛊,故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苟且之意),强则日长,偷则日消。”他认为天之健并不是靠“刚”,而是靠“不息”,才能“日长”。“巽”代表风,是八卦之一。苏东坡认为风总是在“不息”的运动,所以“巽而止蛊”。对《易经》六十四卦中的“蛊者事也”之说,苏东坡则认为:“夫蛊,非事也。以天下为无事而不事事,则后将不胜事矣,此蛊(一种毒虫)·之所以为事也。”意思是说毒虫本身不是多大的事,也不会有多大祸害;但因天下为无事而生事,所以毒虫就为大事了。
苏东坡还说,“阴阳相蕴(蓄)而生物,乾坤者,生生之祖也。”他认为:“刚柔相推而变化生。”意思是阴柔阳刚对立的变化才能促进生。同时他还强调“刚柔变化本出于一”,即有进则有退,有明则有晦(暗),进退与明晦既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他在《毗陵易传》中说:“见其今之进也,而以为非向之退者,可乎?见其今之明也,而以为非向之晦者,可乎?圣人以进退观变化,以昼夜观刚柔,二观主无往而不一者也。”
苏东坡在《苏氏易传》中还说:“古之言性者,如告瞽者,以其所不识也。瞽者未尝有见也,欲告之以是物,患其不识也,则又以一物状之,则又一物也,非是物矣。彼唯无见,故告之以一物不识,又可以多物患之乎?”东坡说“告(指听别人告知的)”与“见(指亲眼所见)”的作用和效果,所以“无见”是人仅凭别人“告”知,是很难准确认识事物的。苏东坡强调凡事需亲身体验才能得到真知。他劝戒人们:不要仅仅满足间接获得的知识,而要同事物直接接触才能有真知熟见。东坡的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正是他对“实践出真知”这一真理的直接体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苏氏易传》作了中肯的评价。《提要》中说:“推阐理势,言简易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试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辞博辫,足资启发。”肯定了苏东坡结合现实,从实际出发“多切人事”的观点。
“多切人事”四字,确实是《苏氏易传》的特点,东坡性格豪放不拘,以一代文豪的文笔解《易经》,所呈现出的特点自然是“文辞博辩”,“言简意明”,“足以达难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
《苏氏易传》以“借天道谈人事,屏弃玄谈,切近事理”,故将易学从高深莫测中解脱出来,成之成为“讲哲理,言人事,砺道德,明心性”的实用之书,因而具有指导人们修身养性,学为所用的实用价值。
古人在表示矛盾的双方时,常以阴阳表示,《周易》也是这样表示。东坡在阐释“一阴一阳之谓道”时也有自己的观点:“阴阳果何物哉?虽有娄旷之聪明,未有得见其仿佛者也。阴阳交然后生物,物生然后有象,象立而阴阳隐矣。凡可见者皆物也,非阴阳也。然谓阴阳为无有可乎?虽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谓之阴阳,与不见阴阳之仿佛而谓之无有者,皆惑也。圣人知道之难言也,故借阴阳以言之,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东坡的矛盾观也反映了他的“多切人事”的特点。
但客观地说,东坡在《苏氏易传》上也表现出相信天命的唯心的一面。他说:“死生病福,莫非命者,虽有圣知,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这句话揭示出东坡对天命的信仰很虔诚笃实。但,东坡在一些具体事物问题上“多切人事”,又时常表现出唯物的一面,经常提出一些精辟而深刻的见解。
东坡临终时握着他的好友钱济明手叮嘱道:“苏轼与公交谊十五年,始于常州,终于常州,此天公以公惠苏轼也。《苏轼易传》书稿,乃武受先父之托,于儋州三年苦雨终风中沥血而成。汉人解《易》,偏于象数;晋人解《易》,偏于义理;吾之解《易》,多切人事。此稿虽浅陋,不敢与古贤相列,但乃苏轼平生所持政见之源。苏轼今托于公者,个中情由,公日后当知。苏轼之于世,口孽笔孽均深重难赦,诗词已流于天下,评说由人,不去管了,此书稿愿公善保全之。三十年后,世人或可借此稿以了解苏轼颠沛一世之心迹……”读这段话不能不为东坡“沥血遗言”而感动。
朱熹对《东坡易传》“不知性命之理”,而“每为不可言、不可见之说”这些观点最不满意。朱熹以自己的天理、人性诸说为理论基点,对《东坡易传》中的人性理论进行了反驳,并替孟子的性善论进行辩护。朱熹说:“苏氏不知其说,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为不可言、不可见之说以先后之,务为闪倏混漾不可捕捉之形,使读者茫然,虽欲攻之而无所措其辨。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为说至简。今将言之而先日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日不可见,足以眩夫未尝学问之庸人矣。由学者观之,岂不适所以为未尝见、未尝知之验哉!”《杂学辨·苏氏易解》。
陆游却给《苏氏易传》很高地评价,“自汉以来,未见此奇特。”陆游还认为,“东坡汇百川支流,滴滴归原,而滔滔汩汩以出之,万斛不能量也!”他肯定了苏东坡吸众家之长,有了“万斛不能量”之博识。陆游说:“《易》道广大,非一人所能尽,坚守一家之说,未为得也。元晦(朱熹)尊程氏至矣,然其为说亦已大异,读者当自知。”对朱熹尊程氏驳斥东坡的观点,陆游予以反对。
其实,东坡本是文学家,不是思想家,因而有其“理论不能严密贯澈”,“理论上有不一贯之点”的缺陷;但东坡在博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对以往的种种人性、观点进行较为深入的反思和剖析,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这些对于后世来说都有着重大的研究价值。
《苏氏易传》是三苏世界观的集中表现。既是“三苏”父子“合力为之”的结果,也是东坡“独得伏羲、文王超然之志”而成就的一代名著。无可否认,在这部传世之作中,东坡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研究东坡,《苏氏易传》不可遗漏。
“苏门六君子”中东坡最愧疚的是谁
“道大不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东坡先生辞世之后,在写给他的诸多悼文中,我最欣赏的是这一篇。这篇悼词是苏门六君子之一李廌写的,“东坡之没,士大夫及门人作祭文甚多,惟李廌方叔文尤传,如:‘道大不容,才高为累,’此数句,人无贤愚,皆能诵之。”《曲洧旧闻》。
李廌(1059—1109),字方叔,号德隅斋,又号齐南先生、太华逸民,华州(今陕西华县)人,北宋文学家。李廌六岁时父母就离开了人世,他发奋自学。苏轼在黄州时,他拿着自己的文章拜谒东坡。东坡在看了李廌的文章后认为“其文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拍着他的背说:“你的才华堪敌万人,如果再加以高节情操,举世都不能抵御了!”拊其背曰:“子之才,万人敌也。抗之以高节,莫之能御也。”自此天下人知道了李廌有“万人敌”的美名。李廌拜在东坡门下,成为“苏门六君子”之一。几年后,当李廌再拿着文章去见东坡时,东坡评论其文“如大川东注,昼夜不息,不至于海不止”,感慨地说:“(李廌)张耒、秦观之流也。”
“苏门六君子”也称“苏门六学士”,他们是: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廌六人。“苏门四学士”指的是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四人。
元祐三年(1088)正月,苏轼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主掌贡举考试,他的门生李廌在省试举子之中。李廌是苏门弟子中最有才华,文章写的很好之一,加之又有东坡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李氏一定会考中。因此,苏轼“先言任意取人”的传言开始弥漫。“其年到省诸路举子,人人欲识其面,考试官莫不欲得方叔也”。但结果却是李鹰名落孙山。北宋末年朱弁《风月堂诗话》亦载:“东坡知贡举,李廌方叔久为东坡所知,其年到省诸路举子,人人欲识其面,考试官莫不欲得方叔也。坡亦自言有司以第一拔方叔耳。既拆号,十名前不见方叔,众已失色,逮写尽榜,无不惊骇叹。方叔归阳翟,黄鲁直以诗叙其事送之,东坡和矣。如‘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真迷日五色’之句,其用事精切,虽老杜、白乐天集中未尝见也。”朝士吕大防感叹说:“有司试艺,乃失此奇才耶!”李廌的落榜一时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对于李廌落第,身为主考官的苏轼深为自责,为此赋诗:“余与李廌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我惭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责。青袍白纻五千人,知子无怨亦无德。买羊酤酒谢玉川,为我醉倒春风前。归家但草凌云赋,我相夫子非曜仙。”苏轼在诗句说自己愧对李廌,失取此奇才,当负遗才之责。他相信李廌并非池中之物,一定还有科场进身的机会。
黄庭坚为这次省考的参评官,他也次苏轼诗韵,赋诗安慰李廌,诗题为《次韵子瞻送李廌》:“骥子堕地追风日,未试千里谁能识。习之实录葬皇祖,斯文如女有正色。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难塞责。虽然一哄有奇偶,博悬于投不在德。君看巨浸朝百川,此岂有意潢潦前。愿为雾豹怀文隐,莫爱风蝉蜕骨仙。”黄庭坚说李廌是未遇伯乐的千里马,这次落第是因为运气较差,考试如同赌博,胜负只是凭运气而已。
李廌认为自己满腹经纶,没能考上是命运不济,是阅卷者未能看中自己的文章,故而落第。他写诗明志:《下第留别陈至》有句云:“余生天地间,动辄多愿违。天王十二闲,玉勒黄金鞿。奈何骥与碌,不使备六蜚。盐车初未脱,伯乐第兴悲。宁甘生刍饿,不为场藿嘶。京都足风埃,士气亦随淄……吾生三十年,二十九年非。”《下第留别舍第弼》诗亦云:“百年能几何,三十已一世。胸中经纶策,偃蹇未获试。”
三年后,元祐六年(1091)李廌再应试,不幸再次落第。他产生了不再博弈科名之意,“某顷元祐三年春礼部试不第,东坡送之以诗,黄鲁直诸公皆有和诗。今年秋复下第,将归耕颍川,辄次前韵上呈内翰先生及乞诸公一篇,以荣林泉,不胜幸甚。”有“数奇辜负师友责”之语。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说“廌果终身不第以死”,即据此而来。
在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这件事,“东坡素知李廌方叔。方叔赴省试,东坡知举,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数十字,且语黄鲁直曰:‘是必吾李廌也。’及拆号,则章持平,而廌乃见黜。故东坡、山谷皆有诗在集中。初,廌试罢归,语人曰:‘苏公知举,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后。’及后黜,廌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儿遇苏内翰知举不及第,它日尚奚望?’遂闭门睡,至夕不出。发壁视之,自缢死矣!廌果终身不第以死,甚可哀也。”后人认为陆游的记载有虚构之辞。我倒是宁可相信这一观点。“李廌终身不第以死”这倒没什么,人怎样都可以渡一生;反之,如果真的是因为李廌落榜,而导致“廌有乳母年七十……自缢死矣”,这实在是令人欲哭无泪憋闷得慌。
无独有偶,赵渭《养疴漫笔》又一次将这件事渲染一番:元祐年间,东坡任贡举主考官,李方叔参加考试。将要对考场封闭的时候,东坡将一封封好的书信让人带给李方叔,当时李方叔不在屋中,这个人将书信放在桌上。恰巧这时,章子厚的两个儿子日持日援到李方叔屋子来,便拿起东坡给李方叔的信来看,是一篇文章《扬雄优于刘向论》。二章十分惊喜,将这封信拿走。等到李方叔回来后,到处也找不到这封信,知道了一定是被二章偷走了,十分惆怅又不敢说出来。等到考试时,所出题目果然是这个。二章都模仿放东坡的作文,心神紊乱的李方叔却是实在写不下去。等到放榜时,东坡想魁首一定会是李方叔,实际却是章援,第十名的文意与第一名相似,打开一看,却是章持。东坡大惊失色。前二十名里,有一个答卷十分奇特,东坡对其他的参评官说:“这个一定是李方叔。”等打开一看,却是葛敏修。而李方叔名落孙山。东坡走出考院,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大为叹息忿恨。李方叔离去时他作诗一首相送,有句“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空迷日五色”。李方叔的母亲叹息对他说:“苏学士当主考,你都没能考上功名,今后还有什么指望呢?”李母因这件事抑郁而死。
南宋时,流传有东坡泄露考题给李廌,却被苏的政敌之子章氏兄弟偷去的说法。但这个说法一直没有几个人相信。宋朝科举之时,知贡举官在得到诏令、受令及入院锁宿等各个时间环节上,朝廷都派有人员监督。苏轼作为知举官,也不可避免的在各个时间环节上受到监督。尤其是北宋严格的锁院制度,增设权同知举官若干人,使其互相牵制,分割知贡举官的权利。加强对知贡举官的监督。因此说东坡徇私情授题给门人李廌的事情不能成立,说东坡私泄考题为的是污垢东坡的名誉。
李廌连续两年应举落第,便绝意仕途,他定居在长社(今河南长葛县),长社县令李佐非常敬佩李廌的才华,他动员当地的士绅,为李廌买了一处房子。李廌定居在那里,直至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