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风情百样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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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爱唱反调(3)

学者余秋雨在《东坡突围》中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我最喜欢的文学家是苏东坡。最喜欢的是东坡在黄州写赤壁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

刘小川语,“中国古代,苏东坡这样的个体生命,可能绝无仅有。”“窃以为,没人比他更丰富。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他生活在古代,却比现代人更现代。他生命中的核心要素,提纯了人类文化的‘遗传基因’。”

外国人的观点

日本诗人、苏轼研究家山上次郎观点,“古代中国在世界上数得着的政治家、文学家为数甚多,但最受民众所敬爱的要算苏东坡,其原因在于苏东坡具有崇高的人格和优美的诗歌、并兼仙风道骨。就其一生来说,又是具有伟大的悲剧性的人物,因而更加征服了人们的心。”

日本学者村上哲见在《唐五代北宋词研究》中指出,“唐末以来,词有沉溺于伤感的倾向。东坡词却以悠然静观之姿,以及对人生达观的态度,组成其作品的基调。东坡词的豪放,与苏轼的人生观有着紧密的关系。豪、雄、放,是其情感、思想的自然流露。”

苏轼作品开始影响韩国从高丽国文宗三十四年开始,九百多年间,韩国人都称东坡先生为“苏仙”。苏轼是韩国文学史上,地位最高的中国文人,比李白、杜甫、陶渊明都要高。在韩国中学校、大学校的课本上,自古至今,都收有苏轼的前后《赤壁赋》、《三槐堂铭》等。

法国《世界报》在全球范围内评选十二位“千年英雄”,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宗教诸领域,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

没有尾声

正像林语堂先生说的那样,“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数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

呜呼,这种文字实在是做不下去了,对东坡的评点犹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不舍昼夜,安有穷尽?

金庸的武侠小说达到了“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余秋雨在《东坡突围》中说:“东坡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

“中国古代,苏东坡这样的个体生命,可能绝无仅有。”我以为不是可能,而是毫无疑问,东坡做到了“前无古人”。“没人比他更丰富。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要想再见到东坡这样“不可救药的乐天派”,这“后面来者”不知还要等上几千年。

还是以林语堂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苏东坡“山寨”陋室铭背后的辛酸

《陋室铭》是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传世名篇,这篇经典古文自它问世以来,“盗版”、“山寨版”、“仿制版”无可计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它是被仿作最多的古文经典,后人传诵千古,这点无争议。

这篇传世名篇却并非作者蓄意斟酌而作,而是他一怒之下宣泄而成。刘禹锡曾官运亨通,官至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后因得罪了当朝权贵被贬至安徽和州当通判。按当时的规定,他可以住三间三厦的官邸,但和州知县欺他是被贬之官,对他百般刁难,半年之内逼迫他搬了三次家。房子越搬越小,地方越搬越远,条件越搬越差。第三次搬家之后,刘禹锡忍无可忍愤然挥就《陋室铭》。

看这段故事,刘禹锡“被”搬来搬去虽然说条件是越来越差,但好歹还有间房子住。到了宋朝苏东坡那里可就惨了,东坡的遭贬可不是在一座城市里搬来挪去,不只是一走几千里饱尝风餐露宿,而且到了目的地还要居无定所露宿荒郊野岭。

黄州住所落成在雪中

宋神宗当政时,苏轼曾任祠部员外郎,元丰三年(1080),他因作诗讥讽王安石的新法,结果被以“谤讪朝廷”的罪名贬谪黄州。被贬黄州期间,东坡没有收入来源,也没有居所。

东坡在《东坡八首》前面的小序中说:

“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匿,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郡中情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东坡在黄州为了生计不得不开荒垦田,植树种菜,还搭建了一座草房,草房是在雪中竣工的,因此壁上绘画雪景,取名为“东坡雪堂”。

王文诰《苏诗总案》,“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葺堂五间。堂成于雪中,因绘雪于四壁,榜曰东坡雪堂。”

《宋史·苏轼传》云:“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从这几篇文字中可以看到东坡的生计是多么艰难,他已经到了无屋可居的境地。

苏东坡为雪堂行云流水作文一篇《雪堂问潘邠老》。

序言:苏子得废园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为,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苏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苏子隐几而昼瞑,栩栩然若有所适,而方兴也,未觉,为物触而寤。其适未厌也,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于堂下。

正文:客有至而问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未能,拘人也而嗜欲深。今似系马止也,有得乎?而有失乎?”苏子心若省而口未尝言,徐思其应,揖而进之堂上。客曰:“嘻,是矣!子之欲为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提刀,避众碍而散其智者也。是故以至柔驰至刚,故石有时以泐;以至刚遇至柔,故未尝见全牛也。予能散也,物固不能缚;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释。子有惠矣,用之于内可也,今也如猬之在囊,而时动其脊胁,见于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风不可搏,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于人,犹风之与影也,子独留之。故愚者视而惊,智者起而轧。

东坡的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他的安身栖所是在雪天落成的,这本身就说明东坡一度无家可归无屋可居。东坡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将为名逐利世事坎坷的世间进行了揭露。我们也看到了东坡所付出的艰辛要比刘禹锡多了去了。东坡逝世约七十年后,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南宋陆游曾拜谒过东坡的雪堂。

东坡《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两三首》一诗中有诗句:“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对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东坡要想睡个安生觉,还得亲自盖屋。“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东坡说:“古之君子,不择居而安”,随便住在什么地方都行,而且一住下来就非常开心,一开心就容易找活做,“安则乐,乐则喜从事”。这就是东坡遭遇挫折时的心态。

海南露宿桄榔林

但东坡的陋室铭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在黄州他还能自食其力盖起了雪堂。更凄惨的还在后面,等他被贬止海南时则要露宿桄榔林中了。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苏东坡再次被贬,从广东惠州渡海南下到海南岛后折返昌化(今儋州),苏东坡父子抵达儋州后无处安身,只好居住在废弃的官屋中。很快立冬,海岛上气候并不寒冷,但风雨连绵,几无虚日,官屋破漏不堪,如住水牢。“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迂。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东坡《和陶怨诗示庞邓》。

等至军使换人,新来的昌化军使张中崇仰苏轼,他见官舍实在无法居住,让东坡暂住行衙,又派兵修葺伦江驿作为东坡的居所,使东坡得以安居,还不时馈赠酒米。然而章惇一心想要东坡的命,宋绍圣五年四月,朝迁派出湖南提举董必赴广西察访,在雷州得知东坡居儋州官舍,便派人前往将东坡父子逐出。张中也难逃此难,后遭罢黜而致死。东坡父子被赶出官驿后无室可居,只好暂时借宿在学子黎子云的旧居,处境十分凄凉。

为了安身,苏东坡决定在城南的桄榔林中买地建房,在写给朋友的的信中苏东坡说:到了这里,已经有一次遭到驱逐,为了不露宿野外之中,只好倾尽所有积蓄买地盖屋。“初至僦官屋数橼,近复遭迫逐,不免买地结茅,仅免露处,而囊为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为一笑而已。”

当地百姓十分同情窘迫的东坡,在东坡盖房时“儋人运甓畚土助之”,“我本早衰人,不谓老更劬。邦君助畚锸,邻里通有无。”《和陶和刘柴桑》。那些跟随苏轼问学的学子更是全力以赴,“十数学生助作,躬泥水之役”,其中来自潮州的王介石更是担当起主要责任,“不躬其劳辱,甚于家隶,然无丝毫之求。”《与郑嘉会书》。

绍圣四年(1097)七月,在众乡亲的帮助下,东坡的三间茅屋落成。东坡在宽慰之余,作诗将自己不累于外物的旷达情怀如幻似真,虚虚实实诉说一番。由于茅屋处在“竹身青叶海棠枝”的热带乔木桄榔林中,便将茅庵命名为“桄榔庵”并题《桄榔庵铭》:

序:东坡居士谪于儋州,无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摘叶书铭,以记其处。

九山一区,帝为方舆;神尻以游,孰非吾居。百柱屃屭,万瓦披敷;上栋下宇,不烦斤鈇。日月旋绕,风雨扫除;海氛瘴雾,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娱;习若堂奥,杂处童奴。东坡居士,强安四隅;以动寓止,以实托虚。放此四大,还于一如;东坡非名,岷峨非庐。须发不改,示现毗卢;无作无止,无欠无余。生谓之宅,死谓之墟;三十六年,吾其舍此,跨汗漫而游鸿溕之都乎?

东坡决定长居此地,作《新居》一诗,

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

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

旧居无一席,逐客犹遭屏。

结茅得兹地,翳翳村巷永。

数朝风雨凉,畦菊发新颖。

俯仰可卒岁,何必谋二顷。

我们看看东坡新居环境是怎样的?“盖地极炎热,而海风甚寒,山中多雨多雾,林木阴翳,燥湿之气不能远,蒸而为云,停而为水,莫不有毒”《儋县志》。东坡的桄榔庵周围一片荒芜,“海氛瘴雾,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娱……”

这样恶劣的环境哪里是人住的地方?但豁达睿智绝不会被命运压倒的东坡就是在这里一住三年,他的笔墨与桄榔相伴相随:“独倚桄榔树”,“江边曳杖桄榔瘦”,“卧树独秀桄榔园”,“雪粉剖桄榔”,“散策桄榔林”……这里就是他的“生谓之宅,死谓之墟”。

“桄榔庵”,见证和陪伴了苏轼贬逐岭南的一千多个日月。桄榔庵在东坡之后历代都有修缮得以保存,但不幸在民国九年(1920年)州城“大难”中毁灭殆尽。

东坡的《雪堂问潘邠老》、《桄榔庵铭》两篇“陋室铭”,加在一起也远不如刘禹锡的一篇《陋室铭》名气大,影响深。这没什么,这世上所有的风光也不能都叫东坡一人占了。东坡的诗文历经岁月长河的洗涤而长留于天地之间。九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和他的灵魂交流与对话。“文字恒久远,美文永流传。”对于东坡来说,对于后人来说,这就足够了。

东坡回首他的一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所道出的这一句也许正是他悲苦人生的最贴切的脚注。

刘禹锡若地下有知,看到东坡生活居住的地方,他还会写出《陋室铭》吗?

林语堂搞错了将“乌台诗案”大白于天下的人

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进行改制。就在这时,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在湖州任上时发生了“乌台诗案”,这起案件是北宋历史上第一宗也是最大最著名的文字狱。

案件的起因是御史中丞李定、舒掸等人使用沈括用过的伎俩,摘取苏轼所作诗句和《湖州谢上表》中一些不臣语句,指证苏轼藐视朝廷、谤讪新政,将其告发。在这之前,沈括曾一个人单枪匹马“检举”过苏轼,因其人单势孤没有得逞。这次可不一样,李定等人是组团来的。面对强大压力,宋神宗只好下旨将苏轼入狱到御史台。御史台也叫“乌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植有成排的柏树,上面时常栖落着数千只野乌鸦,后世便称御史府为乌府,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汉书·朱博传》:“是时,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由于这起案件的发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审理这起案件自然也在御史台狱进行,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李定、舒掸等人为何要污蔑迫害苏轼?

原因有以下两点:

李定、舒掸、何正臣等都是在朝廷变法之际坐着火箭上来的新进之士,他们的工作是负责监察、审理、审讯、监督朝廷官员。这几个人声望低根底浅,最忧虑担心苏轼这样反对变法的重量级人物卷土重来。他们坚决不能让苏轼这样的人再次回到朝廷,那样则会危及他们的地位。所以他们寻找一切机会打击旧党代表人物,致其死地而后快。

他们痛恨苏轼,还因为他是当时文坛的领袖,其反对新法敢说敢为,他写了不少抨击新法、嘲弄新法人物的诗文,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如果剪除了苏轼这个“祸根”,那些跟着苏轼的人就会树倒猢狲散。其中李定最想要苏轼的性命,是因为还有私怨在里面,苏轼曾对他为了继续做官,竟然隐瞒家中父母丧事,不去丁忧的事情嘲讽过。

再有也是李定这帮人心胸狭隘、嫉贤妒能的本能使然。嫉妒使这伙人成了魔鬼。

李定、舒掸等人是如何污蔑迫害苏轼的呢?

李定等人将苏轼上给神宗的《湖州谢上表》作为导火索,引燃对苏轼的迫害。

神宗元丰二年(1079)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首先向苏轼放出了第一枪。他上奏神宗皇帝说: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谤讪讥骂,无所不为。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苏轼就说这些都是新法造成的,将责任归咎于新法。提出按照法令对苏轼进行严厉惩处。

监察御史里行舒掸紧接着上阵。他将苏轼诗集《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献给神宗,说苏轼在诗文中遍处都在诋毁新法、藐视朝廷甚至宋神宗本人。苏轼讽刺新法令考核官员为“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将给贫民发贫困补助款说是“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讽刺造福农桑兴修水利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请求神宗立即对苏轼严加惩处,杀一儆百。舒掸恶狠狠地提出要结果苏轼的性命。

李定这位御史中丞火上浇油表现的更加狠毒。他列举了苏轼四大可废该杀之罪:

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著”;

二是“傲之语,日闻中外”;

三是“言伪而辨”,“行伪而坚”;

四是“陛下修明政事,怨己不用”。

“怙终”这个词很有分量,语出《书·舜典》:“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孔传:“怙奸自终,当刑杀之。”怙终就是有所恃而终不悔改,就是盗贼终生不改其性,只能用刑法来处死他。李定说苏轼“怙终不悔”,要求神宗对苏轼实行“特行典宪”,这就是血淋漓地表示要了苏轼的老命。

以上三人对苏轼的攻击之词《续资治通鉴·宋神宗元丰二年》都有记载。

神宗面前摆着这几份措辞激烈的奏折,在这种强大压力下,为了维护大局,他下旨将苏轼交付御史台调查处理。

苏轼逃过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