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yi）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译文：
我曾经阅读《史记》的六国世家的故事，心里感到奇怪的是，全天下的诸侯凭借比秦国大五倍的土地，多十倍的军队，全心全力向西攻打崤山西面方圆千里的秦国，却免不了灭亡。我常常对这个问题深思远虑，认为一定有能够用来使他们保全自己的策略。因此未尝不责怪当时六国那班谋臣，他们对于祸患的考虑太粗疏，谋求利益的眼光太短浅了，而且不能了解天下的形势啊！
秦国要和诸侯争夺天下，不是在于齐、楚、燕、赵等地区，而是在于韩、魏的边境；诸侯要和秦国争夺天下，也不是在于齐、楚、燕、赵等地区，而是在于韩、魏的土地。对秦国来说，韩、魏的存在，就好比人有心腹的疾病一样；韩、魏两国阻碍了秦国出入的要道，却掩护着崤山东边的所有国家，所以全天下特别看重的地区，再也没有比得上韩、魏两国了。
从前范雎被秦国重用，就征服了韩国，商鞅被秦国重用，就征服了魏国。秦昭王在还没获得韩、魏的人心以前，却出兵去攻打齐国的刚、寿一带，范雎就认为是可怕的。既然这样那么秦国忌讳的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了。秦国要对燕、赵两国动用兵力，这对秦国是危险的事情；越过韩、魏两国去攻打人家的国都，燕、赵在前面抵挡它，韩、魏就从后面偷袭他，这是危险的事啊。可是当秦国去攻打燕、赵时，却不曾有韩、魏的顾虑，就是因为韩、魏归附了秦国的缘故啊。韩、魏是诸侯各国的屏障，却让秦国人能够在他们的国境内进出自如，这难道是了解天下的情势吗？抛弃小小的韩、魏两国，（让他们）去抵挡像虎狼一般强横的秦国，他们怎能不屈服而归顺秦国呢？韩、魏因屈服而归顺秦国，从此以后秦国人就可以出动军队直达东边各国，而且让全天下都遭受到他的祸害。
韩、魏是不能单独抵挡秦国的，可是全天下的诸侯，必须靠着他们去隔开西边的秦国，所以不如亲近韩、魏来抵御秦国。这样，秦国人就不敢跨越韩、魏，来图谋齐、楚、燕、赵四国，然后齐、楚、燕、赵四国，也就因此可以在他们的疆域内安定自己的国家了。凭着四个没有战事的国家，协助面临敌寇威胁的韩、魏两国，让韩、魏没有防备东边各国的忧虑，替全天下挺身而出来抵挡秦国军队；用韩、魏两国对付秦国，其余四国在后方休生养息，来暗中援助他们的急难，像这样就可以永远地应付了，那秦国还能有什么作为呢？诸侯们不知道要采取这种策略，却只贪图边境上些微土地的利益，违背盟誓、毁弃约定，来互相残杀同阵营的人，秦国的军队还没出动，天下的诸侯各国就已经困住自己了。直到让秦国人能够趁虚而入来并吞了他们的国家，怎不令人悲哀啊！
苏洵的《六国论》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借古喻今，针砭时弊。苏洵在文章中提出六国灭亡“弊在赂秦”的著名论点，苏洵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抨击宋王朝对辽和西夏的屈辱政策，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吸取六国灭亡的教训，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苏洵此文论点鲜明，笔势雄健，语言锋利，纵横跌宕，气势犹如江河决口，具有雄辩的力量和充沛的气势。表明了作者犀利明达而深远的政治见解。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
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群龙无首”，国家就可以安定了。
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灭亡。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之文，吾意足矣。”欧阳修称赞苏洵“博辨以昭”，“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
曾巩评论苏洵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
明代何仲默说：“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之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之识矣。”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三苏”的“同题作文”摆在上面，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孰优孰劣？世人自有公道评论。
清代李桢也作《六国论》掺乎了一下，本文不说他了。
千年来世人给东坡戴了多少顶高帽子
东坡于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逝世，据现在将近千年，他被称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
要说近千年以来，东坡那些如过江之鲫的粉丝，给东坡戴了多少顶高帽子，这绝对没有人能统计出来，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东坡，这话没有多大水分。东坡就仿佛邻家老头，是那样的真实、率性和本色，恬然自适、超然物外。
东坡铁杆粉丝的评价
东坡辞世二十二年后，公元1123出生的洪迈绝对是东坡的一个铁杆粉丝。在给东坡无上赞誉的人群中，他是较为突出的一个。洪迈在他所著的《容斋随笔》中，多篇文章都提到了东坡，其中一篇《东坡不随人后》对他的偶像给予了极大的褒扬。
“自从屈原开创了赋这种文学体裁，给后代一个竞相模仿的机会。后世人写的词赋语言不能说不工整，但所有这些人都相互蹈袭沿用屈原的模式，没有人刻意去改变它突破这个俗套，创造出一些新意来，仿佛不这样文章就无法写下去了。等到东坡公出现后，作《后杞菊赋》，开篇就平地起波澜：‘哎，先生，谁使你坐在厅堂上妄称太守？’这就几乎像飞腾的蛟龙搏击的大鹏，高高翻飞在九霄之上万里之空，难道是那些林中小鸟能够企及的吗？”“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殆如飞龙搏鹏，骞翔扶摇于烟霄九万里之外，不可搏诘……”
洪迈老夫子从东坡的《后杞菊赋》入手，把东坡比喻作鸿鹄他人则是“区区巢林翾羽者”。洪迈还把东坡的诗句和白居易、杜甫等人的诗句进行了对比，说：“妙用前人诗意，而手法焕然一新，前无古人，到东坡这里算是到了极点。”
白居易说：“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东坡的诗则云：“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杜甫云：“休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东坡则曰：“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
郑谷的《十日菊》诗云：“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东坡则曰：“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又曰：“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与东坡同朝代人的评价
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东坡先生传》。
“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宋史·东坡先生传》。
丞相欧阳修评价东坡，惊呼：“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吾老矣，当放此子出一头地。”
丞相王安石称赞东坡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此人物。”
大词人、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答傅彬老简》，“中书（苏轼）之道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有生之类，皆知仰其高明。”
黄庭坚给苏轼的挽联说：“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
楚辞专家、苏门四学士之一晁补之评点《屈原庙赋》说：“……赋也不是都仿效《离骚》。尽管如此，却不是不如《离骚》的。”他还说，“东坡居士的词，纵横天地，自是曲中条条框框所禁锢不住的，如绝世美人洗净脂粉任人去看。他的赋也是这样的。”东坡的赋如抒情诗，却常有《赤壁赋》那样的纵横议论，真正做到了“赋者古诗之流”。宋朝郎晔认为晁补之对坡赋的评论是精到的。
诗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在《后人诗话》当中提及；“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李廌在祭文中写道：“道大不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
胡元任《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皆废。”这句话盖棺之论太要命了，把东坡捧上了九天，而将后世写词的人打入了地狱。真不知道那些再写中秋之词的看了这句话是如何面对的。嫉妒东坡？没有用，相信也没人这样做；憎恨胡元仁？我想，那是一定的了。他将后世写词的道给堵死了，一点夹缝都不给留。别说憎恨他，就是砸偏了他的心都有。
朱弁的《风月堂诗话》云：“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不让人读东坡诗文，这不无疑要了人家的命。
李涂《文章精义》：“韩如海，栁如泉，欧如澜，苏如潮。”
范温评价说：“老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
许岂页更直言认为：“东坡海南诗，超然迈伦，能追李、杜、陶、谢。”
诗人陆游《题东坡贴》有句，“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
诗人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宋朝之后人们的评价
金朝著名学者赵秉文《滏水集》，“东坡先生人之麟凤也，其文似战国策，间之以谈道如庄周；其诗似李太白；而辅之以明理似乐天；其书似颜鲁公，而飞扬韵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窃尝以为书仙。”
明朝礼部尚书、画家董其昌评点苏轼的《赤壁赋》及其书法作过一段著名的跋语：“东坡先生此赋，楚骚之一变也；此书，‘兰亭’之一变也。宋人文字俱以此为极则。”这是对东坡赋最为贴切而崇高的评价。
明朝文坛盟主、史学巨匠王世贞《书苏诗后》观点，“其缺乏权变，故坎坷终生，此苏子之大不幸也。然其生前死后，宋代文士之争事东坡，却又宛如众派归江，百川汇海，‘天下争趣之，如诸侯王之求封于西楚’。”
明末清初著名诗人、戏曲家尤侗《西堂杂俎二集》有句，“坡公《大江东去》卓绝千古，而六一婉丽实妙于苏。”
清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清初杰出诗人王士祯在《带经堂诗话》当中，更以南北两宋，豪放派之宗，苏轼、辛弃疾二人的词作，与史迁作品比肩。“东坡、稼轩直以太史公笔力为词，可谓振奇矣。”
清朝画家、词人徐釚：《词苑丛谈》：“然仆谓东坡词，自有横槊气慨，固是英雄本色；柳纤艳处，亦丽以净耳。”
清朝文学家刘熙载《艺概·词概》：“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在他的《艺概》中说：“词至东坡，其境益大，其体始尊，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清人宋荦甚至把自己画在苏轼像侧，以示向往。他在《施注苏诗序》中说：“予自龆齿时，闻长老言苏文忠公之为人，心窃慕之，及就傅（跟着老师）读公传，向往愈挚，尝图公像悬座右，而貌（画）予侍其侧；稍长，遍诵公集，然嗜有韵之言尤深。”
晚清著名词家陈廷焯于《白雨斋词话》说：“东坡词豪宕感激，忠厚缠绵，后人学之，徒形粗鲁。故东坡词不能学，亦不必学。”“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词之右。”“稼轩求胜于东坡，豪壮或过之，而逊其清超，逊其忠厚。玉田追踪于白石，格调亦近之，而逊其空灵，逊其浑雅。故知东坡、白石具有天授，非人力所可到。”
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文学小言》第六则云：“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陶潜）、子美（杜甫）、子瞻（苏轼字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文学小言》第十二则云：“宋以后之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类言者，其惟东坡乎！”其实即使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的诗人，也应首推苏轼。《人间词话》：“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国维也说：“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
清末经学大师、湘学泰斗王恺运《相绮楼说》：“通首（指《念奴娇赤壁怀古》）出韵，然自是豪语，不必以格律求之。”
民国近代人的观点
民国画家薛瑞年《论苏东坡及其词》有言，“以苏门相尚相矜者亦不乏人，此又苏子之大幸也。政治之党争与文士之争党，构成奇特之苏东坡现象。”
民国教育家、学者王国宪在《重修儋县志叙》中评价苏轼，“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不独‘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辟南荒之诗境也。”
近代著名词人蔡嵩云《柯亭词论》：“东坡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切气象。若徒袭其外貌，何异东施效颦。东坡小令，清丽纡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设非胸襟高旷，焉能有此吐属。”
近代诗人、词人夏敬观《宋人词集跋尾》：“东坡词如春花散空，不著迹象，”此语，可作东坡自道圣处。
学者陈匪石《宋词举》：“北宋之词，周造其极。而先路之导，不止一家。苏轼寓意高远，运笔空灵，非粗非豪，别有天地。东坡词如天马行空，其用意、用笔及取神遗貌，最不可及。”
当代人的观点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一书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研究宋代文学、苏轼的王水照教授说：“苏东坡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罕见的全才，人类知识和才华发展到某方面极限的化身。”他还在《苏诗研究史稿序》提出，“几乎从苏轼生活的时代开始，就自然形成了一部长达九百年的苏轼接受史……”这样说来，你不接受也得接受。
长期从事苏东坡研究的饶学刚在《苏东坡在黄州》写道：“当我一旦认识了东坡先生之后，就将他作为偶像加以崇拜。他是中国的一位天才和通才，也是宋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文艺家和科学家。”
国学大师钱穆说：“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