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是大自然之子，他曾到喜马拉雅山旅行，曾居住在帕德玛河上的船里与青山绿水为伴。他与大地母亲有天然的亲善感。他珍惜大自然的赐予，从孩提时代起，就特别热爱森林树木。他能长久地望着一棵榕树出神，能识别花园中每棵椰子树的特点，看到有人从树上撕叶子，会像自己受了伤一样，感到非常难过。在他看来，每一片绿叶都是有感觉、有生命的。直到暮年行动不便时，眺望窗外的绿阴仍是使他快慰的乐事。1928年雨季，他曾在桑地尼克坦和什利尼克坦开创了植树节和开犁节。从那时起，每逢这两个节日，人们就载歌载舞，诵读着吠陀经文，呼唤着大地的丰腴，庆祝大自然赋予人们无限的青春活力。他还曾向往制定一个制度，使保护树木成为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情。他创立的植树节，一直沿袭到现在，成为全印度的节日。
1928-1929年间，泰戈尔写了一部着名诗集《森林之歌》，倾注了他对大自然的爱慕、感激和崇敬之情，被称为“对绿色大地的赞美诗”。
他在诗中表现了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如收在《智慧的创造》诗集中的一首诗《大洋的波涛》，描写了咆哮的大海以惊涛骇浪显示自己的威力，800名香客因海难而丧生，使整个宇宙都感到恐怖。但它却摧毁不了人类的爱与执着信念，任何风暴都吹不灭人类的希望之灯。
歌唱生活，热爱生命，表现生活的乐观积极态度，也是泰戈尔诗歌的常见主题。在《刚与柔》诗集中的第一首诗《生命》中，他歌颂了人生的美好，尽管生活中有无数坎坷：
我不想在这可爱的世界上死去，
我留恋那灿烂的阳光，盛开的鲜花，
我要像一个人一样在人群中生活。
人世间的生活像游戏一样纷繁多彩，
生活中充满了悲欢离合，喜笑怒骂！
啊！让我歌唱人们心中的悲哀和欢乐，
让那优美动听的曲调千秋传播。
还有一首诗句，写了这样一个寓意深刻的故事：在浪涛滚滚的河岸上，一个农夫在焦急地等待渡船。天上浓云密布，淅淅沥沥下起雨来。终于，一艘金色帆船从远处驶来，农夫把粮食装上了船舱。“我的收获统统装上船了，请让我也上船吧。”农夫说。可是，船已满载，农夫的收获被船运走了，而自己却被留在荒凉的岸边……这首题为《金帆船》的诗，用象征手法，把帆船比做生命，它在时间的长河中勇进，生命之船会不停留地从每个人身边驶过，但人的奉献却会使载上生命之船得到永生。
泰戈尔特别喜爱孩子，有一些诗歌，他是专门写给儿童的，母亲的爱和儿童的天真烂漫，在他笔下真切感人。《儿童集》和《新月集》中所收录的儿童诗，是世界儿童诗歌创作中难得的佳作。
此外，还有一些诗歌则显示了他哲学家的气质，诗中充满哲理和人生体验。1916年出版的《飞鸟集》中，有许多诗句是发人深思的：他把他的刀剑当做他的上帝。
当他的刀剑胜利时，他自己却失败了。
谢谢上帝，我不是一个权力的轮子，而是被
压在这轮下的活人之一。
谢谢火焰给你光明，但是不要忘了那执灯的人，
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呢。
小草呀，你的足步虽小，但是你拥有你足下的土地。
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是让我
做叶的事业吧，叶是谦逊地专心地垂着绿阴的。
作为一个歌咏美好，赞颂良知，咒诅邪恶的伟大诗人，作为人类文明的体现者和代言人，泰戈尔和他的诗是永生的。正如他在诗中所歌唱的那样：当死亡来到我身旁说：
“你的死期已来临。”
我那时会对他说：
“我不仅活在时间的长河里，
而且活在爱的海洋里。”
他如果问道：
“难道你的歌曲会历久不衰？”
我将回答：
“我不晓得，但知道，
我在自己许多歌曲里，
窥见了永恒！”
1913年11月的一个黄昏，当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泰戈尔领着桑地尼克坦学校的一群孩子踏着晚霞从森林里归来。这时一个乡村邮递员匆匆忙忙赶来交给他一封电报，“你赶快看看吧，是从瑞典拍来的。”邮递员说。泰戈尔拆开一看，心情不由得激动起来。原来，电报是诺贝尔委员会拍来的，他因诗集《吉檀迦利》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吉檀迦利》是一部抒情诗集，共有103首诗。“吉檀迦利”是奉献的意思。这些诗表现了离别的忧伤；大自然的礼赞；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理想境界的追求，颂扬了祖国的土地，赞美了人类和世界的和谐友爱……诗的文笔优美，感情真挚，想像力丰富，具有独特艺术魅力。
那是在1912年5月，泰戈尔带着儿子和儿媳到英国旅行期间，把亲自译成英文的诗集《吉檀迦利》手稿交给了他的英国朋友罗森斯坦。罗森斯坦是伦敦皇家美术学院院长，一位画家。他读了这本英文诗集后，深受感动，立即推荐给文艺批评家爱德鲁·布莱德雷和现代爱尔兰着名抒情诗人威廉·勃特勒·叶芝。他们读后大为惊喜，认为“一位伟大诗人终于来到了我们中间”，叶芝在谈到初读《吉檀迦利》给他的印象时说：“当我坐在火车上、公共汽车上或餐厅里读着它们时，我不得不经常合上本子，掩住自己的脸，以免不相识的人看见我是如何激动。我的印度朋友指出，这些诗的原文充满着优美的旋律，柔和的色彩和新颖的韵律。这些诗的感情显示了我毕生梦寐以求的世界。这些诗歌是高度文明的产物……”
罗森斯坦为朋友的成功兴奋不已，一心想把泰戈尔介绍给更多的人。一天晚上，他邀请了许多文学界的着名人物到自己家做客，特意安排了泰戈尔为大家朗诵《吉檀迦利》。当朗诵完了的时候，在座的听众鸦雀无声，他们默默地坐着，既无批评，也无赞扬。然后一个个默默地走开。泰戈尔感到受了污辱，羞得脸都红了，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他很后悔听了朋友的鼓动，在这些光辉灿烂的大人物面前丢丑。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充满热情赞扬的信一封接一封地寄来了，听过他朗诵《吉檀迦利》的每一个人都对他表示了由衷的敬意。原来，那天晚上他们沉醉在他的诗里，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按照英国人的性格和教养，他们不能立即表示自己热烈的感情。当他们默默地离开时，正沉浸在美妙的诗境中呢！
1912年11月《吉檀迦利》在伦敦出版，立即轰动了英国和印度。英国诗人斯塔杰·穆尔以英国皇家文学协会成员的身份，写信给瑞典科学院诺贝尔奖金委员会，首先提名泰戈尔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表决时，委员会的全部15票中，泰戈尔以12票被通过。他成为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泰戈尔荣获诺贝尔奖的消息轰动了全印度，成千上万的印度人拥上街头为他欢呼，向他致贺的电报和信件堆积如山。在巨大的荣誉面前，他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一方面，他为自己给祖国增添了光彩而感到兴奋，另一方面他也感到了不安。他意识到，他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有些人没有读过我作品的一字一句却最卖劲地显露自己的欢乐。其实，那些人的心里对我是不存在任何友情的……我多么讨嫌那些嘈杂声。这些不真实的举止真使我感到惊骇。”他特别不能忍受的是，他的同胞中，有许多人不是因为真正欣赏他的作品，正确评价他的贡献才赞扬他，而是因为外国人承认了他，授予了他荣誉。不正是这样吗？在他获奖之前，在保守的印度学者中，经常有人对他进行攻击，甚至有人把他的作品拿给学生们，让他们改写为“正确的孟加拉文”。而获奖后，这些人也跑来奉承。这使他感到屈辱。
一天，一个由500名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代表团，乘火车专程从加尔各答来到泰戈尔的住地桑地尼克坦，向他表示敬意。没想到他对他们的回答却是：无法接受如此不真实的爱。这一非凡的举动大大得罪了这些高贵公民，于是，加尔各答的报纸开始对他进行攻击，溢美之词即刻变为恶毒中伤。
《吉檀迦利》使诗人赢得了荣誉，使世界听到了印度的声音，而泰戈尔还是他自己。
六、新的路程
1913年9月泰戈尔结束了在伦敦的一系列演讲活动回到印度。他的国家已经沸腾了，同胞们把他的获奖作为前所未有的国家荣誉来庆祝，泰戈尔本人也登上他一生中荣誉的顶峰。获奖后的泰戈尔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社会活动结合起来，并把自己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因为关心这个世界，当世界某个地方正遭遇着不幸和痛苦时，他便感到无言的悲哀，他把世界的命运看作自己的命运，他重视与外国友人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两位还成为他在桑地尼克坦教育事业上的得力助手。他们便是英国人查尔斯·佛里伊·安德鲁斯和威廉·温斯顿·皮尔逊。
安德鲁斯与泰戈尔的相识是叶芝在自己家中为友人举行的《吉檀迦利》朗诵会上，皮尔逊是根据一项教育计划，以英国传教士的身份来到印度的，后通过安德鲁斯的介绍认识了泰戈尔，此后一直在泰戈尔的桑地尼克坦学校教书，此前他曾分别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习哲学和植物学，良好的教育使他的教学工作深得泰戈尔的满意。这时的泰戈尔对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寄予了很高的期待，他是印度国内较早领会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伟大意义的人之一，当甘地在南非为反对种族歧视而孤军奋战之时，更多的印度人还不知道他。但泰戈尔凭他诗人的直觉，在自己的戏剧和诗歌中早就预言了这项运动会在印度发展起来，所以，1913年11月30日他派安德鲁斯和皮尔逊到南非去协助甘地实现他的伟大计划，同时他在印度向甘地发出一份贺电，对他在南非进行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表示敬意，并祝愿他成功地完成自己的使命。12月26日，加尔各答大学授予泰戈尔该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的称号。两年后甘地派出他林中茅庵的几名弟子来到桑地尼克坦学习。1915年3月10日，甘地亲自造访了这所学校，并在那儿提出了着名的劳动自助纲领，桑地尼克坦学校首先给以热烈的响应。后来这一天被定为“甘地日”，直到今天，每年的3月10日桑地尼克坦都要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学校放假，学生们主动上街参加各种形式的服务社会的活动。
1916年5月3日，泰戈尔开始乘船去日本旅行，同行的有安德鲁斯、皮尔逊和一位印度青年艺术家。泰戈尔一路上不断被所看到的人和景物所打动，他们一行先在缅甸的仰光停留了两天，街头的缅甸妇女身着色彩鲜艳的服装和满面春风的姿容深深地打动了泰戈尔；到达香港时，他又为码头工人富有节奏的体力劳动所呈现出的力与美感叹不已，并预感到当这种巨大的力量掌握了科学时，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的强大。5月29日，他们一行抵达日本神户，在那儿受到了隆重而热烈的欢迎。日本的风光和日本人的生活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经常去东京的一所大学演讲，对日本的风土人情可以说是耳濡目染，日本人的组织纪律性和他们所表现出的身心的从容不迫，他们对自然的热爱和对内在美的追求，特别是日本妇女谦谦之态度和无限温柔的美丽，等等，都强烈地打动了他。他感到原来美好的事物是处处都有的，它们像春天里的花儿无论海角天涯，只要季候到了就无畏地开放了，他因之对美有了更深的理解。这期间泰戈尔对日本的绯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像“古老的水池，青蛙跳进，一片水声溅起。”这样的诗句，泰戈尔简直有点着魔般地迷上了。这类短诗对泰戈尔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的短诗集《迷途的鸟》（又译作《飞鸟集》）和《习作》集便可以说是这种影响的结果。这些短诗原先是他在访问期间应一些青年男女的要求在他们的扇子或签名册上题写的一些“短句子”，谁知竟也是如此的美妙呢。
为了缓解桑地尼克坦学校的经济困难，1916年9月，在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B·庞德的安排下，泰戈尔开始了对美国的漫长旅行。这时的他已经蜚声海外，因此所到之处大受欢迎，这次行程活动主要是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巡回演讲。演讲的内容涉及了艺术、教育、宗教、哲学、人格等众多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也是泰戈尔优美且深奥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受听众的喜爱，但他在演讲中对战争的谴责和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声讨等内容却引起了美国报刊对他的强烈不满和攻击。这些演讲后来分别被收入《民族主义》和《人格》两本论文集。
巡回演讲繁忙的日程安排和美国快速的生活节奏，严重地损害泰戈尔的健康，他不得不中断了此前定下的演讲合同，于次年1月取道日本回国。从这以后，他的身体状况便每况日下，虽如此，他仍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日益不平静的世界形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与英国哲学家罗素、戏剧家萧伯纳以及其他热爱和平运动的人一起，愤怒揭穿一些人以国家主义为幌子图谋私利的虚伪。1919年1月26日，泰戈尔在由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发起的“人类精神自由书”上郑重地签了名。
从1920年开始，圣雄甘地渐渐在印度政治舞台上处于支配地位，不过，他与泰戈尔在许多问题上的意见常常相左，好在他们彼此都不隐瞒自己真实的观点，坦诚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很好的交流，所以，他们之间的友谊丝毫未受到损伤，甚至有时没有得到泰戈尔的同意，甘地绝不采取重大措施。诗人是正直的，政治家也是正直的，无论英国政府采取什么高压政策，他们都毫不畏惧。泰戈尔依然不断地写文章，在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动员世界舆论谴责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为表示他鲜明的立场，他公开声明（先是写在一封信中，后这封信公开发表在一家刊物上）放弃英国政府几年前授予他的爵士称号，以此作为他对英国政府制造的“阿姆利则惨案”的抗议。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自称关心自由和民主的英国越来越失去信心，他清楚地看到英国政府“分而治之”政策给印度人民带来的严重后果，他的心也愈加沉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