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看左手，又看看右手。两只手都被血充得很是饱满，但我总疑心两只手中涌动着不同颜色的血液。这时，我把头顶在前一排的椅背上，低低地叫了一声：“爷爷。”原来，童年时那种感受依旧铭心刻骨。
爷爷住在医院里老不回来。那时候，军队和老百姓关系很好，人们在陆军医皖看病却一分钱不花，而且爷爷大概爱上了那个地方。治完了肺炎，他犯了风湿，然后又是肺炎，然后是痔疮。他穿着有条纹的病号服，三天两头有护士来换上洁净的床单。
我问过父亲爷爷在医院住了多久，父亲说有四个月，就是说我离开村子后，他还住了三个月。“他的汉话真正讲得好了。”父亲说，“你爷爷真是可怜，他说他把汉话又全部记起来了，可谁也没听见讲过，因为老师走了，你也走了。”
“我有专门写给他的信，用汉字写的。”
“他看的。后来，眼睛不行了，他就把信吃到肚子里去。但从来不说什么，也不要求你的弟弟妹妹什么。”
我只能在心里暗叫一声：爷爷！
爷爷住在陆军医院里肯定渐渐消失掉了村里人身上特有的气味。在那里，他害完了他一辈子所有的病。要是他肯给医生护士讲一些一个汉族如何变成一个藏族的故事，肯定还可以在这个医院里再住些时候。但他毕竟住了四个月。汉语恢复到一定水平，他就叫奶奶给他买了搪瓷的缸子和碗，自己到食堂打饭。然后，就把老伴打发回家了。
奶奶哭了。她说：“他是想永远待在那里了。可是再好的人也不会永远要他。”
抹去眼泪，奶奶就给我们分发礼品了。最后，搭裢里还剩了些东西。我试探着用脚碰碰，里面清脆的声音告诉了我，我求过的人她把医院里那些东西带回来了。那个时候，家里的器具是木头，是铜，是陶瓷，而没有什么搪瓷制品。这应该是村里最早使用的搪瓷制品，洁白，而且给人细腻的感觉，上面的红色字样闪闪发亮。
“你骗了我。”在心里的话我没说出口来。
因为我看见奶奶若无其事，她吩咐母亲在壁橱上给那些东西腾出陈列的地方。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在请求之后又来谴责。
奶奶还说：“那小便的东西我们送给多吉舅舅一个吧。”
她还说爷爷起初为自己使这些东西在夜深人静时发出声音而感到羞耻，但现在习惯了。爷爷后来据说要求在医院看守大门，挑水，在他已经无毛病可害的时候。他说：“我孙子走了，我没有亲人了。”并且还做出许多与他性格不合的事情，人家把他留下，实际上是看他精神上有没有毛病，而顺便给他治好了痔疮。回家以后，他的性格又变回到我没出生之前的样子，甚至更好。所以，有人说，哦，这老头的怪脾气不是骨血，而是屁股上的毛病弄出来的。
爷爷摸摸胸口，打一个嗝儿：“呃。”
父亲说，临终前他甚至发了胖，满面红光。
“眼睛呢？”
“就是这个不大好使，他说也不想再看什么了。”
当然，偶尔害病，家人为他担忧。他就说：“不要伤心。我早就死了。这个我不是我，我已经早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还说：“不要叫亚伟，这里不是他的家。”
这些都是我离开以后的事了。
看到奶奶接受了我的请求，却又偷回了那些东西，我跑出了家门。在村中的小广场上，我抚摸着老核桃树粗糙的树干，叫道：“爷爷。”可那些阴凉纹丝不动，没有回响。
我还没有把将要远走高飞的消息告诉给家里人，我知道奶奶、母亲会伤心地哭泣。我只要告诉他，他会替我高兴。
而他在医院害病，害了一个又害一个，在他认为的同类中间。
医生护士叫他老乡，使他万分欣喜。爷爷不知道时代变迁使这个词有了新的意思：不表示亲近而是一种有礼貌的疏远。于是，我跑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家人。不等女人们哭出声来，又跑了出去。那个有点年纪穿着旧军装的干部来接老师和几个学生了，可是只有我愿意去到遥远的地方。
人们说：“爷爷来，孙子去。每一种血有自己的流向。”奶奶捧住我的头，用额头紧抵着我的额头，奶奶在母亲低低的哭声中颤抖。
这是村里为我和老师送行的宴会上的事情，有几个大人甚至和我喝了几口酒。这是一个晴朗无云的日子，人们开始唱那些千年流传的忧伤的送别歌摇。
我却往山上奔去。
我越爬越高，回首眺望，村中小广场上人们仍然在穿梭舞蹈。感觉中，天上漂泊无依的云彩正向我降落下来。我依然奋力向上，虽然刚喝下的酒使我胸口像要燃烧。穿过一片片粉红色的小叶杜鸦花，惊起那些正在午寐的野兔和獐子，甚至还有一头犄角优美的公鹿。公鹿奔跑一阵，回过头来，愤怒地打了几个响鼻。这时，山顶已经在望了。我再一次回望村子，留在记忆中关于村子的印象，最深刻鲜明的就来自这回头一望。
村子那些石头砌成的寨楼和楼顶上雨雪漂白的木瓦闪着一片白光，在一片绿色的沉寂中。前面是河流，背后是山，左右两边是麦田。
直到今天，它一定还是这副模样。
——山脊紧挨着碧蓝的天空。
当我终于爬到山顶时，天空更加高远了。现在，遥远的镇子，刷经寺镇出现在我的眼前。在群山和草原的中间，是又一群新奇的景观。红瓦白墙，高些的屋顶上，还有旗帜在飘扬。老师说，我去的是比这更大更美的地方。现在，我只是看见旗帜在那一簇簇的建筑上招展。在十五里地以外的地方，我想在那些建筑中找出医院的位置。我想象我能从一扇扇打开的窗户看见爷爷，看见他把白色的被单一直拉到颏下，我想他会说：“你不要我了吗？我病了。”
我就告诉他，他会当做喜讯来接受的、将会使他倍感孤独的消息。
他说：“我成功了，我可以死了。”然后用白色的被单蒙住了脸。
于是，我走得毫无牵挂。
可是，镇子上肯定起风了。风从草原上吹来，风摇动了窗户，我眼前只见镇子上一片闪闪烁烁的光点。我发现我找不到医院，更找不到爷爷的窗口。这就像是一种预兆，一生中间，爷爷、我、我的亲人都没有找到一个窗口进人彼此的心灵，我们也没有找到一所很好的心灵医院。
当眼光顺着地图上表示河流的蓝色曲线蜿蜒向北，向大渡河的中上游地区，就已感到大山的阴影中轻风习习。就这样，已经有了上路的感觉，在路上行走的感觉。
就这样，就已经看到自己穿行于群山的巨大阴影与明丽的阳光中间，经过许多地方，路不断伸展。我看到人们的服饰、肤色以及精神状态在不知不觉间产生的种种变化，于是，一种投身于人生、投身于广阔大地、投身于艺术的豪迈感情油然而生，这无疑是一种庄重的东西。
这次旅行以及这个故事从一次笔会的结束处开始。在泸定车站，文友们返回成都，我将在这里乘上另外一辆长途汽车开始我十分习惯的孤独旅行。这是六月，车站上飞扬着尘土与嘈杂的人声，充满了烂熟的杏子的味道、汽车轮胎上橡胶的味道。
现在，我看到了自己和文友们分手时那一脸漠然的神情。听到播音员以虚假的温柔声音预报车辆班次。这时，一个戴副粗劣墨镜的小伙子靠近了我，他颤抖的手牵了我的袖口，低声说：“你要金子吗？”
我说不要镜子。我以为他是四处贩卖各种低档眼镜的浙江人。
他加重语气说：“金子！”
“多少？”“有十几斤沙金。”
而据我所知，走私者往往是到这些地方来收购金子，绝对不在这样的地方进行贩卖，我耸耸肩头走开了。这时，去成都的班车也启动了，在引擎的轰鸣声和废气中他又跟上我，要我找个僻静地方看看货色。
他十分执拗地说：“走嘛，去看一看嘛。”他的眼神贪婪而又疯狂。
但他还是失望地离开了我。他像某些精神病患者一样，神情木然，而口中念叨着可能和他根本无缘的东西，那种使我们中国人已变得丧失理智与自尊的东西的名字：金子。现在，我上路了。天空非常美丽，而旅客们却遭受着尘土与酷烈阳光的折磨。我还能清晰地看见自己到达丹巴县城的模样和丹巴县城的模样：建筑物和我的面孔都沾满了灰尘，都受到酷烈阳光的炙烤而显得了无生气。我看见自已穿过下午四点钟的狭窄的街道，打着哈欠的冷落店铺、散发着热气的房子的阴凉、？瓜零零的树子的阴凉。一条幽深阴暗的巷道吸引了我，我听见了自己的脚步声在寂静的巷道中回响。从第一个门口探出一个中年汉子的脑袋，他神情痴呆麻木，眼神更是空空洞洞，一无所有。我从这扇没有任何文字说明的门前走了过去，我在巷道里来回两趟也没有见到几个字指点我在哪里可以登记住宿。从巷道那一头穿出，我看见空地里只剩下我站在阳光底下，注视那一排排油漆已经褪尽了颜色的窗户。
一个身体单薄的孩子出现在我面前，问我是不是要登记住宿。他伸出蓝色血脉显现得十分清晰的手，牵我进了楼，到了那个刚才有人探出脑袋的房间门前。
“阿爸，生意来了。”
这个娃娃以一种十分老成的口气叫道。
门咿呀一声开了，刚才那个男人的脑袋又伸了出来，他对我说：“我想你是来住店的，可你没有说话我也就算了。”
“真热啊，这天气。”
“刚才我空着，你不登记。这阵我要上街打酱油去了，等等吧。我等你们这些客人大半天了，一个也没等到。现在你就等我十几分钟吧。”
我望着他慢吞吞地穿过阴暗凉爽的巷道，进入了微微波动的绚烂阳光中间。他的身影一从我眼光中消失，我的鼻孔中立即扑满了未经阳光照射的木板和蛛网的味道，这仿佛是某种生活方式的味道。
那孩子又怯生生地牵了牵我的衣角。
“我阿妈，她死了，还有爷爷、姐姐。”他悄悄说。
我伸出手抚摩他头发稀疏的脑袋，他缩着颈子躲开了。
“你爷爷是什么样子？像你阿爸一样？”
他轻轻地摇摇头：“不一样的。”
子亥子低下了小小的脑袋，蹬掉一只鞋子，用脚趾去勾画地上的砖缝。从走道那头射来的光线，照亮了他薄薄而略显透明的耳轮、耳轮上的银色毫毛。
“我的名字叫旦科，叔叔。我爷爷打死过野人。”
他父亲回来了，搭着眼皮走进了房间，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们隔着门板听见酱油瓶子落上桌面的声响，给门落闩的声响。
孩子踮起脚附耳对我说：“阿爸从来不叫人进我们的房子。”
旦科的父亲打开了面向巷道的窗户，一丝不苟地办完登记手续。出来时，手拎着一大串哗哗作响的钥匙，又给自己的房门上了锁，可能他为在唯一的客人面前如此戒备而不太好意思吧。
“县上通知，注意防火。”他讪讪地说。
他开了房门，并向我一一交点屋子里的东西：床、桌子、条竟、水瓶、瓷盆、黑白电视、电视套子……最后，他揭开枕巾说：“看清楚了，下面是两个枕芯。”
我向站在父亲身后的旦科眨眨眼，说：“还有这么多的灰尘。”
这句揶揄的话并没有在那张泛着油汗的脸上引起任何表情变化。他转身走了，留下我独自面对这布满石棉灰尘的房间。县城四周赤裸的岩石中石棉与云母的储量十分丰富。许多读者一定对这种下等旅馆有所体验，它的房间无论空了多久都会留下前一个宿客的气味与痕迹，而这种气味只会令人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倍感孤独。
那个孩子呆呆地望着我掸掉床铺上的灰尘，脸上神情寂静而又忧郁，我叫他坐下来分享饮料和饼干。
“你怎么不上学？”
他含着满口饼干，摇摇头。
“这里不会没有学校吧？”我说。
旦科终于咽下了饼干，说这里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可他爸爸不叫他上学。
“你上过学吗？”
我点点头。
“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字都告诉你了。”
“阿来：
“我有个表哥也叫阿来。”
“那我就是你表哥了。”
他突然笑了起来，笑声干燥而又清脆，“不，我们家族的姓是不一样的，我们姓寺朵。”
“我们姓若巴。”
“我表哥死了，我们的村子也完了，你知道先是树子被砍光了，泥石流下来把村子和许多人埋了。我表哥、妈妈、姐姐……”
我不知道如何去安慰这个内心埋葬着如此创痛的孩子。我打开窗帘，一束强光立即照亮了屋子，也照亮了从窗帘上抖落下来的云母碎片，这些可爱的闪着银光的碎片像一些断续的静默的语汇在空气中飘浮，慢慢越过挂在斜坡上的一片参差屋顶。
旦科的眼珠在强光下呈绵羊眼珠那样的灰色。他在我撩起窗帘时举起手遮住阳光，现在，他纤细的手又缓缓地放了下来。
“你想什么，叔叔？”
“哦”…给你一样东西。要吗？”我问他。
“不！以前阿妈就不叫我们白要东西。以前村口上常有野人放的野果，我们不要。那个野人只准我爷爷要。别的人要了，他们晚上就进村来发脾气。”他突然话题一转，“你会放电视吗？”不知为什么我摇了摇头。
“那我来给你放。”他一下变得髙兴起来，他爬到発子上，接通天线，打开开关，并调出了清晰的图像。在他认真地拨弄电视时，我从包里取出一沓九寨沟的照片放在他面前。
“你照的？”
“对。”
“你就是从那里来的？”
“对。”
他的指头划向溪流上古老的磨坊，“你们村子里的？”
我没有告诉他那不是我们村子的磨坊。
他拿起那沓照片，又怏怏地放下了。
“阿爸说不能要别人的礼物。要了礼物人家就要进我们的房子来了，人家要笑话我们家穷。”
我保证不进他们的屋子，旦科才收下了那些照片。然后，才十分礼貌地和我告别。门刚锁上，外面又传来一只温柔的小狗抓烧门板的声响。我把门打开，旦科又怯生生地探进他的小脑袋，说：“我忘记告诉你厕所在哪个地方了。”
我扬扬手说：“明天见。”
“明天……明天我可能就要病了。”小旦科脸上那老成忧戚的神情深深打动了我，“阿爸说我一犯病就谁也认不出来了。”
——这种聪明、礼貌、敏感，带着纤弱美感的孩子往往总是有某种不幸。
“我喜欢你，你就像我弟弟。”
“我有个哥哥，你在路上见到他了吗？”见我没有回答，他轻轻说，“我走了。”我目送他穿过光线渐渐黯淡的巷道。太阳已经落山了，黄昏里响起了强劲的风声，从遥远的河谷北面渐渐向南。我熟悉这种风声。凡是林木滥遭砍伐的大峡谷，一旦摆脱掉酷烈的阳光，地上、河面的冷气起来，大风就生成了。风暴携带尘土、沙砾无情地向人类居住地无论是乡村还是城镇抛撒。离开时，又带走人类生活产生的种种垃圾去污染原本洁净美丽的空旷原野。我躺在床上，电视里正在播放系列节目《河荡》，播音员忧戚而饱满的男性声音十分契合我的心境，像一只宽厚的手安抚我人眠。醒来已是半夜了，电视节目早已结束，屏幕上一片闪烁不定的雪花。
我知道自己是做梦了。因为有好一阵子，我盯着荧光屏上那些闪闪烁烁的光斑，张开干渴的嘴，期待雪花落下来。这时，风已经停了，寂静里能听到城根下大渡河澎湃涌流的声音。
突然，一声恐惧的尖叫划破了黑暗，然后一切又归于沉寂。寂静中，可以听到隐约的幽咽饮泣的声音，这声音在没有什么客人的旅馆中轻轻回荡。
早晨，旦科的父亲给我送来热水。他眼皮浮肿，脸色晦暗，一副睡眠不足的样子。“昨天晚上？”我一边注意他的脸色，小心探问。他叹了口气。“旦科犯病了，昨天晚上。”“什么病？”
“医生说他被吓得不正常了，说他的神……经，神经不正常。他肯定对你说了那件事，那次把他吓出了毛病。”
“我想看看他。”
他静默一阵，说：“好吧，他说你喜欢他，好多人都喜欢他，可知道他有病就不行了。我们的房子太脏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