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人”忧郁，而且沉静。起初人们以为他是个哑巴。两年之后，他突然开口，用的就是村子里人们通用的藏族乡音，但他还不是真正的村里人。人们总以为这样神秘出现的人会神秘地离开。奶奶在好些年头里不准爷爷靠近小广场中央那棵老核桃树。她第一眼看见他就在那里，这个当时村中的美女害怕爷爷一靠近那里就会突然消失。高原上的烈日落在爷爷身上，而庞大深厚的树萌就在近旁。爷爷那时喜欢树荫，因此能够保持修长的手指和清瘦的面庞比村里的女人们还要白晳一点。
面庞黝黑光滑的奶奶抓住爷爷，露出了一口细小的白牙：“我爱你。”
爷爷只想奔到阴凉地里，奶奶就把饱满的胸脯靠在爷爷的手臂上：“你会从那里跑掉的。”
爷爷说：“好吧，”他那双忧郁的眼睛中邪火已经蹿上来了，“那就回屋去吧。”
“不，我们到麦地里去。”
风吹动碧绿的麦地，银光闪闪的麦浪，一波一波，由东到西，从河边向山脚拍击。
我问过奶奶：“你也不晓得爷爷的名字？”
“不晓得。”奶奶盯着翻滚的麦浪出神。夏天，我们的村子就成了一座海上的孤岛，
被洇涌的麦浪所包围。我和奶奶站在岛子的边缘，望着碧波粼粼的大海，“那时我就叫他格巴，他就答应。”格巴是汉人的意思。奶奶把身子的重心倚在银木拐杖上，身子微微颤抖。
到我五岁那年，情况有了一些变化。
那天，似乎是我记忆开始，或者说我有了个人历史的开端。奶奶把一桶酸奶提到院子里的苹果树下。奔向那桶酸奶时，我从门前光滑的石阶上滑倒了，一头跌进一丛香气浓郁的金尽花丛里。爬起来时，我的脸上沾上了一些条状的黄色花瓣，奶奶笑了起来。那时，爷爷是个老人了，奶奶还显得年轻。奶奶说：“多吉，去叫你爷爷。”她的声音像空气中的花味一样甜蜜。爷爷腰挎一把弯刀，在麦地边修补栅栏。爷爷一边吹柳条，一边在说话。或者说，他口里正在发出一种声音，声音断断续续，这是我不明白意义的一种声音。这种陌生古怪的语言弄得爷爷满脸通红，他那样子就像病人呕吐一样：“呃一一X——呃一XX——呃，呃呃一一XXX——一”他要让那种声音从喉咙深处挣出来，到后来，他连腰都深深地弯下去了。他自己往自己脑袋上揍了一拳。他一拳就把自己打倒在地上了。他紧闭的双眼中渗出了泪水。睁开眼睛时，他看见了我。
我问他怎么自己打自己。
爷爷说：“你说你没有看到爷爷自己打自己。”他后来还告诉我说那时他就很爱我了。他说我说了是多吉自己打了自己。
那句话我不记得了。
我还记得的是我们回到院子里的情景。奶奶把覆盖在酸奶上的大黄叶子揭开，用木勺给我们盛上满碗酸奶。周围，蜜蜂和牛虻在飞舞，在嗡嗡歌唱。这嗡嘴声使我最初的记忆出现了空白，或者说是使我的记忆有一段模糊一片。只记得后来爷爷握住奶奶的手，奶奶的肩胛奇怪地耸起。奶奶的哭声嘤嘤的，比蜜蜂和牛虻的声音要细长，明亮。我说：“爷爷打奶奶。”
奶奶抱过我去，把她的泪水弄了我一脸：“多吉，多吉，你乖，你聪明，你爷爷太爱我了。我老了他才说他爱我！”
大概是从这时起，奶奶不再怕爷爷走到小广场上那株核桃树阴凉下面去了。
过一年，草原上的仗巳经打完了，隔我们村十多里的刷经寺已经变成了一个新镇子。原先只有一座寺院的草原上建起了军分区，陆军医院，民族贸易公司，民族干部速成学校，政府机构，旅馆，食堂和汽车站，电影院，隔镇子三五里地还有一所劳改农场。支前的男人们有的留在镇上做事，有的回到了村里。他们带回来一些新奇的故事，他们津津有味反复讲说。比如骑兵的马也有好多要遵守的规矩，不得违反，严重的还要枪毙，枪毙马还要其他马看，诸如此类。爷爷明显地做出嫌人们少见多怪的样子，这样就惹得人不高兴。不高兴的人就会说：“哈！奇怪的红汉人！”并把重音放在汉人两个字上。
爷爷仰脸看天：“哈！见怪不怪的红藏人！”他把重音放在那个红字上面。
“你晓得你变得奇怪了吗？”
“哈！我奇怪了？你们见了那么大世面还会觉得我是个奇怪的人吗？”
——就是这样，那个日新月异的镇子就这样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爷爷领着我离开聚集的人群。他是紧攥着我细小的手臂把我拖走的，一直走到村边的磨坊跟前。这个季节，没人磨面，小路上长满了茸茸的细草。引水木槽中的水冲在挡7欠板上，晶莹透亮像扇子一样溅开。水放出光芒，照亮了爷爷的脸。要是他笑，肯定十分好看。可他绷着脸，水光就在他脸上化成一张青幽幽的东西，有点怕人。爷爷那时还叫我的藏名：“多吉，你不想跟我来吧？”
我摇我的小脑袋。
他的声音变得甜蜜了：“那你就是想跟着爷爷了。”
我点头。
“你看水，多漂亮。”
我就说：“水。漂亮。”
去过刷经寺镇的人回来说，政府就要派人来到村子里建一所学校，而且是汉文学校了。爷爷兴奋得不能自禁，说：“真的吗？真的吗？”他搓着手指很好的手说：“那真是太好了。”这是确实的消息，村里已经在替未来的学校寻找地方了，最后定在村里那座不知什么年代筑起的几十公尺高的古碉里。在故乡，山脊、河谷、村寨四处都耸立着这种八扇六角直入云端的碉堡。碉堡四周除了几个窄小的枪眼，就什么都没有了。碉堡像一根巍蛾的石柱，谁也不知道这种东西是何时何人所建。现在，人们也不用它打仗了，高高的碉楼就成了野鸽和红嘴鸦的巢穴。碉堡里每一层楼板早就垮掉了，村里人每年要进碉楼收一次肥力很足的鸟粪。现在，男人们在原来铺楼板的地方铺上楼板再加一层天花板。这样就在原来有十好几层的古碉的二楼上有了一间教室。起初，上到二楼的楼梯是一根木头上砍出几茬斜口做成的。村里都用这种楼梯。爷爷说：“学校的楼梯不是这样。”人家有些不满，说那你来做一架给我们看看。
“我不会做，”爷爷忍不住撇撇嘴角，“我会画个样子，你会做吗？”他挑衅似的把脸转向手艺最好的木匠。
木匠嘎托垂下了眼皮，信心不足地说：“你画出来了我看。”
“笔！”爷爷大咧咧地说。
爷爷跪在地上，伸手就在一块刨光的白木板上画起来。看来他是要画一条直线，但却画成了一条波浪。人们哄笑起来。爷爷仍然固执地画着，耳朵和后颈窝红彤彤的。结果，乱画一气，画了个什么连他自己恐怕也认不出来。木匠嘎托说：“我手艺不好，这种曲里拐弯的东西我可做不出来。”
谁也料不到爷爷就势一头撞在了木匠的肚子上面。木匠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不知是因为痛苦还是愤怒，木匠的脸色变得那么难看。爷爷呆了。父亲恨恨地一眼又一眼盯爷爷，同时也握紧拳头做好了替爷爷打架的准备。
而爷爷偏偏拧着头对父亲喊：“你恨我干啥！儿子可以恨老子？”
爷爷确实太可笑了。不要说别人，就是躺在地上的木匠也大笑起来。
我哇一声，哭了。
爷爷身子像风中的枯草一样战抖。“好，好，”他莫名其妙地在原地转着圈子，“你们晓得我是外乡人，好，好。”男人们可受不了这种话。他们谁也不会想到欺负一个孤立无助的人，他们只是在笑一个有点自以为是的自负的老头罢了。他们立即不笑了，他们就此记住，这个老头不是因为脾气而古怪，而是因为是个异乡异族人而显得古怪。
爷爷突然感到了寂静，令人尴尬的寂静。他把那件人们以前也曾十分敏感后来又渐渐淡忘的事情挂起来了，只有我的哭声在高高的碉楼下飘荡。阳光不时把高处绕着碉楼飞翔的鸽群的影子投在脚前的地上。
“X！”爷爷用一个谁也不明白意义的音节对我一声断喝。这是他第一次当着别人的面使用汉语。他的脸涨红到和常到村边来戏耍的猴子的屁股一样。爷爷和这些猴子有比较亲密的关系。爷爷宣称不出三天就要画出楼梯的样子，说完就从人群中逃开了。
我远远地跟在他的后面。
那个时候也正是现在我所任教的这所民族学院建立的时候。围墙一修，就把好几座已被打倒、被剥夺的有钱人的公馆围了起来。现在，我就住在这样一个公馆的小楼的狭小房间里。每天上楼，木板楼梯都嘎嘎作响，牵动整个楼面轻轻晃动。我的父亲说：“我上去了，你再上来。”父亲高大肥胖，他爬上楼来，说：“你爷爷当年就是依这种楼梯画的样子？”回到这幽暗的地方，父亲在街上的火气也消失了，他说：“咳，他以前肯定就住在这样的地方。”
他还说爷爷难怪要跑到故乡那地阔天远的地方。父亲从他的见识、他的逻辑出发，用怜悯的眼光盯住我：“命啊，他逃开了，你又回来。”
——和我亲爱的古怪的爷爷生活过那么些年，我还会对什么奇怪含混的思维感到奇怪呢？院墙外面正在建一座立交桥，打桩机穷砸的声音让这座小楼摇晃。我不向父亲解释爷爷来到我们村子的年代这种楼梯遍布有汉人的每一个地方，也不解释以前居住在这种楼房的人不是只有这么一间，而是整整一幢。我只要让父亲怜悯我，只要他因此而心里好过。我这个年纪，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已不需要父母之爱了。再说，我从来就把爷爷当成父亲，不仅是精神上，而且觉得血缘上也是一样。
爷爷，爷爷！我喊着奔向他。他回过身来看我一眼，嘴角虽然紧闭，但隐含着笑意。爷爷又转身晃荡着手臂往前走了。他经常是这样，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没有什么的手不背起来，不抄在胸前，也不插进衣裳里一个什么地方，就总是显得无所适从，叫人看了心里难受。
小时候，我问过好多人一一老师、父亲、村里的其他人：“手不要一个地方吗？”这个问题跟“小兔子不要一个妈妈吗”这样的问题是一样的。可人们茫然不解：“什么？手，还要一个地方？”“手不是长在肩上吗？”“手不是你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吗？”
只有奶奶，她把额头顶住我的额头：“啊啊，孩子，你爷爷叫你小脑袋长了多少东奶奶用抚摸过罂粟花的手堵住我一只耳朵，然后把干枯的嘴唇凑到另一只耳朵眼。老太太使劲吸气。耳膜痛得我尖叫一声。奶奶说：“啊啊，好了，那些怪念头吃到我肚子里去了。”
奶奶在阳光下脱去皮袍两只宽大的袖子，整个上身就赤裸着了。她的乳房不是干瘪瘪地垂到肚脐那里，而是缩小到几乎没有了。
晚上，一家人在一起议论上学的事情。以前认字的人都是和尚和喇嘛。村里男人出家都是到那个新建镇子的寺院去，舅舅就在那里做一个无关紧要的和尚。父亲是老实人。老实人就把那句人人都想说的话说了出来：“为什么要教孩子们学习汉文，不学藏文？”
父亲望着爷爷。爷爷吐了一口痰。父亲还是那样憨厚地望着。
“藏文？”爷爷说，“学了藏文能做什么？”
“学了汉文又能做什么？”
爷爷被问住了。他也许想自己就学过的，又能做些什么。但他觉得那些齐刷刷投向他的询问目光具有挑衅性质，这肯定对他的尊严和一种伟大语言的尊严提出了挑战。于是，他一梗脖子：“当上等人！”
一家人都悄悄地笑了。父亲还在嘟哝：“上等人？学藏文当喇嘛不一样能当上等人？”
爷爷说：“要上汉文学校了。”他摸摸我的头：“该给他取个名字了。”
“多吉不是有名字吗？”
“那是名字吗，姓都没有，能叫名字吗？”看到爷爷额头上青筋绽起，父亲就不再言语了。爷爷得寸进尺：“我要给他取个汉名，有名有钱！”边说边看家里每一个人，而每个人都避开他的目光。于是，他就把身子转向我，手放在我的头顶，就像活佛为人加持时一样。他慈祥的目光顷刻间就变得十分严厉了：“听着，我要叫你的新名字了，你上学的名字。”之后，爷爷挺胸收腹，严厉而又亲切地叫道：“亚伟。”
我一下回不过神来。
“亚伟！”
爷爷又叫了一声。我这才意识到这就是我的新名字了。对不懂汉语，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语言的耳朵，这两个低沉抑制的音节是多么的空洞而又古怪啊，因此我还是不能马上回答。
这时，奶奶叫我了：“多吉。”奶奶的声音恰好和爷爷的严厉相反，万分柔媚。以后，即使从情人口中，我也没有听到过自己的名字有这么甜蜜。
两双老人的眼睛都定在我嘴上了，他们愤怒的眼神由希望到失望。这是我六岁的时候，幼小的身体就感到了一分为二的痛楚。我用双手捧住脑袋，两个声音就在我小小的脑子中厮打。
亚伟。
多吉。
亚伟。
多吉。
多吉亚伟亚伟一多吉！
抱住我的还是沉默寡言的妈妈。妈妈是另一篇故事才能细说的：妈妈是村里最丑的女子，丑到有时叫我也感到害怕。奶奶却是最美丽的女人，奶奶注定在年轻时追求新奇与神秘，所以投向了爷爷的怀抱。而父亲不爱母亲。父亲也是个漂亮的男子汉，但因为爷爷的缘故，我们家因此不是血统纯粹的家族，而且门第也不高贵，所以父亲就只有娶下村里谁也不要的姑娘了。而我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完全是爷爷的长相，小小年纪我的脸上就显出忧伤的味道。我孤独的眼中燃烧着轻蔑的火苗。
那天，我没有回答爷爷。从此，他就经常用怨恨的口气说，他的一生好多祈求都未得到应答。奶奶却一言不发，她低垂眼皮，轻轻掸掉裙子皱褶里的积尘，脸上泛起蜡像般的安详光芒。
爷爷有一个古怪的姓：宇文。
他很孩子气地告诉我这种姓十分稀少。他说在这只有青稞牦牛和喇嘛的地方，我的姓都是独一无二的。
“爷爷，姓是什么？”我问。
他想了好半天，就生起气来了。遇到这种问题他总以为是人家存心叫他难堪，一难堪他的脸就会像公鸡愤怒时的肉冠一样变得通红。他挥挥手说：“好了，好了，用汉话说你听不懂，用藏话我又说不来。”
说完，他转身往前走。一走动，那双手就从刚才有力的挥动中颓然垂下，晃晃荡荡，无所依凭了。
我追上去问：“为什么要姓少的姓？”
“稀少”
“为什么？”
“金子比铁少，金子尊贵。”
有些日子，我们像中了邪似的，老的庄严地走在前面，小的光着脚跌跌撞撞跟在后面，在村子里和村子周围的路口、桥头四处转悠。爷爷晦暗的脸放着光芒，他的一张脸因此生动起来。远处出现一个人影，爷爷就站住了，我也在距他几步之遥的地方站住。他转过身来，故意做出没有看到我的样子。我就努力踮脚，或是爬上就近的栅栏或小树，爷爷就做出惊奇的样子，做个鬼脸。这时，一股热流就从头顶直贯到脚底。这时，来人就巳经走到我的眼前了。爷爷就拦住人家说：“我家亚伟要上学了。”
“亚伟——是谁？”
“对，对。宇文亚伟。”
人家问：“你的舌头不难受吗？”或者人家问：“你说谁要上学了？”
爷爷只好屈服：“就是多吉。我给他取一个汉族名字，要上汉文学校……”
人家不等他啰嗦完，就说：“是啊，你孙子是个聪明的孩子。”
也有爷爷不肯屈服的时候，对方就拿出我们藏族人才有的耐心和平和固执等他解释什么是姓，什么是名，怎样发音，耐心地看着爷爷额头和鼻尖心出许多汗水，并且频频点头。完了，对方又以我们藏族人特有的好脾气和耐心和固执说：“是啊，这样舌头多难受啊，还是叫多吉好听，而且意思也明明白白。”
要是老师不来，这一举动会把爷爷变疯的。到后来，不说别人，就是我也以为他快到了疯狂的程度了。他眼中火一样的光芒越来越炽烈，叫我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