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结所在，就如本书作者所云，有内外双重的原因。外的原因是物质环境，现存制度，那是不在个人能力范围以内的；内的原因有一切的心理症结，传统信念，那是在个人能力之内而往往为个人所不知或不愿纠正的。精神分析学近数十年来的努力，已驱除了不少内心的幽灵；但这种专门的科学智识既难于普遍，更难于运用。而且人生艺术所涉及的还有生物学，伦理学，社会学，历史，经济以及无数或大或小的智识和——尤其是——智慧。能综合以上的许多观点而可为我们指南针的，在近人著作中，罗素的《幸福之路》似乎是值得介绍的一部。他的现实的观点，有些人也许要认为卑之无甚高论，但我认为正是值得我们紧紧抓握的关键。现实的枷锁加在每个人身上，大家都沉在苦恼的深渊里无以自拔；我们既不能鼓励每个人都成为革命家，也不能抑压每个人求生和求幸福的本能，那么如何在现存的重负之下挣扎出一颗自由与健全的心灵，去一尝人生的果实，岂非当前最迫切的问题？
在此我得感谢几位无形中促使我译成本书的朋友。我特别要感激一位年轻的友人，使我实地体验到：人生的暴风雨和自然界的一样多，来时也一样的突兀；有时内心的阴霾和雷电，比外界的更可怕更致命。所以我们多一个向导，便多一重盔甲，多一重保障。
这是我译本书的动机。
一九四二年一月。
杜哈曼《文明》译者弁言
假如战争是引向死亡的路，战争文学便是描写死亡的文学。这种说法，对《文明》似乎格外真切。因为作者是医生，像他所说的，是修理人肉机器的工匠。医院本是生与死的缓冲地带，而伤兵医院还有殡殓与墓地的设备。
伤兵撤离了火线，无须厮杀了，没有了眼前的危险；但可以拼命的对象，压抑恐惧的疯狂，也随之消灭。生与死的搏斗并没中止，只转移了阵地：从庞大的军事机构转到渺小的四肢百骸，脏腑神经。敌人躲在无从捉摸无法控制的区域，加倍的凶残，防御却反而由集团缩为个人。从此是无穷尽的苦海，因为人在痛苦之前也是不平等的。有的“凝神壹志，使自己尽量担受痛苦”；有的“不会受苦，像一个人不会说外国话一样”按系作者在另一著作《殉难者行述》中语；有的靠了坚强的意志，即使不能战胜死亡，至少也暂时克服了痛楚；有的求生的欲望和溃烂的皮肉对比之下，反而加增了绝望。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死亡变成解放的救星，不幸“死亡并不肯俯从人的愿望，它由它的意思来打击你：时间，地位，都得由它挑”——这样的一部战争小说集，简直是血肉淋漓的死的哲学。 它使我们对人类的认识深入了一步，“见到了他们浴着一道更纯洁的光，赤裸裸地站在死亡前面，摆脱了本能，使淳朴的灵魂恢复了它神明的美。”
可是作者是小说家，他知道现实从来不会单纯，不但沉沦中有伟大，惨剧中还有喜剧。辛酸的讽喻，激昂的抗议，沉痛的呼号，都抑捺不了幽默的微笑，人的愚蠢、怪僻、虚荣，以及偶然的播弄，一经他尖刻辛辣的讽刺（例如，《葬礼》、《纪律》、《装甲骑兵居佛里哀》），在那些惨淡的岁月与悲壮的景色中间，滑稽突梯，宛如群鬼的舞蹈（Dance macabre）。
作者是冷静的心理分析者，但也是热情的理想主义者。精神交感的作用，使他代替杜希中尉挨受临终苦难。没有夸张，没有号恸，两个简单的对比，平铺直叙地刻画出多么凄凉的悲剧。“这个局面所有紧张刺激的部分，倒由我在那里担负，仿佛这一大宗苦难无人承当就不成其为人生。”
有时，阴惨的画面上也射入些少柔和的光，人间的嘻笑教读者松一口气。例如，《邦梭的爱情》：多少微妙的情绪互相激荡、感染；温馨美妙的情趣，有如华多的风情画。剖析入微的心理描写，用的却是婉转蕴藉的笔触：本能也罢，潜意识也罢，永远蒙上一层帷幕，微风飘动，只透露一些消息。作者是外科医生，知道开刀的时候一举一动都要柔和。轻松而端庄的喜剧气氛，也是那么淡淡的，因为骨子里究竟有血腥味；战争的丑恶维持着人物的庄严。还有绿衣太太那种似梦似幻的人物，连爱国的热情也表现得那么轻灵。她给伤兵的安慰，就像清风明月一样的自然，用不到费心，用不到知觉就接受了。朴素的小诗，比英勇的呼号更动人。
然而作者在本书中尤其是一个传道的使徒。对死亡的默想，对痛苦的同情，甚至对长官的讽刺，都归结到本书的题旨，文明！个人的毁灭，不但象征一个民族的，而且是整个文明的毁灭。“我用怜悯的口气讲到文明，是经过思索的，即使像无线电那样的发明也不能改变我的意见……今后人类滚下去的山坡，绝不能再爬上去。”他又说：“文明，真正的文明，我是常常想到的，那应该是齐声合唱着颂歌的一个大合唱队……应该是会说‘大家相爱’，‘以德报怨’的人。”到了三十年后的今日，无线电之类早已失去魅力，但即使像原子能那样的发明，我相信仍不能改变作者对文明的意见。
《文明》所描写的死亡，纵是最丑恶的场面，也有一股圣洁的香味。但这德行并不是死亡的，而是垂死的人类的。就是这圣洁的香味格外激发了生命的意义。《文明》描写死亡，实在是为驳斥死亡，否定死亡。
一九四二年四月我译完这部书的时候，正是二次大战方酣的时候。如今和平恢复了快两年，大家还没意思从坡上停止翻滚。所以本书虽是第一次大战的作品，我仍旧花了一个月的工夫把旧译痛改了一遍。
一九四七年三月。
巴尔扎克《高老头》简介
他秉性乖戾、嫉恶如仇，他爱真理，为读者展现了一代巨匠的非凡魅力。
批评家称《高老头》为近代的《李尔王》。但在社会观点上，它比莎翁的名剧意义更深广。巴尔扎克的人物不止是一个人物，而是时代的典型；悲剧的因素也不限于个人的性情气质，而尤在乎淫靡腐化的社会环境。鲍赛昂夫人代表没落的贵族，以隐遁终场；拉斯蒂涅与伏脱冷代表新兴阶级的两种作风：一个像瘟疫般钻进社会，一个像炮弹般轰进社会。野心家求名求利的挣扎，与高老头绝望的父爱交错之下，使小说内容愈显得光怪陆离，动人心魄。本书初译于一九四四年，印过四版，销达九千余部。兹因译者不满译文风格，特全部修正重译，交由本社出版。
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简介
典型的守财奴葛朗台，“讲起理财的本领……是只老虎，是条巨蟒：他会躺在那里，蹲在那里，把俘虏打量个半天再扑上去，张开血盆大口的钱袋，倒进大堆的金银……”他象征近代人的上帝，法力无边而铁面无情的财神。为挣大钱，他盘剥外人；为省小钱，他刻薄家人。临死最后一句话，是叫女儿看守财产，将来到另一个世界上去向他交账。然而他一生积蓄的两千万家私，并无补于女儿的命运。黄金的枷锁与不幸的爱情，反而促成了欧也妮·葛朗台双重的悲剧。在巴尔扎克小说中，这是一部结构最古典的作品。文章简洁精练，淡雅自然，可算为最朴素的史诗。
巴尔扎克《贝姨》译者弁言
欧洲人所谓的cousin（法文为cousine，指女性），包括：
一、堂兄弟姐妹，及其子女；
二、姑表、姨表、舅表的兄弟姐妹，及其子女；
三、妻党的堂兄弟姐妹，及其子女；妻党的表兄弟姐妹，及其子女；
四、夫党的堂兄弟姐妹，及其子女；夫党的表兄弟姐妹，及其子女。
总之，凡是与自己的父母同辈而非亲兄弟姐妹的亲属，一律称为cousin，其最广泛的范围，包括吾国所谓“一表三千里”的远亲。换言之，我们认为辈分不同的亲属，例如，堂伯堂叔，表伯表叔，表姑丈表姑母等，在欧洲都以cousin相称；因为这些亲属虽与父母同辈，但已是父母的cousin与cousine，故下一辈的人亦跟着称为cousin与cousine。
本书的主角贝德，是于洛太太的堂妹，在于洛先生应该是堂的小姨（另一方面是堂姐夫），对于洛的子女应该是堂的姨母。但于洛夫妇称贝德为cousine，贝德亦称于洛夫妇为cousin与cousine；于洛的儿女称贝德亦是cousine，贝德称他们亦是cousin与cousine。甚至于洛家旁的亲戚都跟了于洛一家称贝德为 Cousine Bette。而本书的书名也就是 Cousine Bette。
我们的习惯，只有平辈之间跟了小辈而叫长一辈（所谓三姑姑六婆婆就是这么叫起来的），绝没有小辈把长辈叫低一辈的。西方习惯，称为cousin与cousine固并无长幼的暗示，但中文内除了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之外，就没有一个称呼，其范围之广泛能相当于cousin与cousine 的。要找一个名词，使书中的人物都能用来称呼贝德，同时又能用作书名，既不违背书中的情节，又不致使中国读者观感不明的，译者认为唯有贝姨两字，而不能采取一般的译法作“从妹贝德”（从妹系古称，习俗上口头上从来不用）。对小姨子称为姨，对姨母称为姨，连自己的堂姐妹也顺了丈夫孩子而称为姨，一般人也跟着称姨，正是顺理顺章，跟原书Cousine Bette 的用法完全相同。
巴尔扎克《夏倍上校》、《奥诺丽纳》、
《禁治产》简介
《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三个中篇都以夫妇之间的悲剧为题材。三个品德卓越，人格超群的男子，却遭遇了残酷的命运。做妻子的为了虚荣，享乐，金钱，地位，不惜忍心害理，指丈夫为白痴（《禁治产》）；或竟斥为冒名顶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夏倍上校》）。奥诺丽纳是三个女性中最纯洁最严肃的一个，但因为追求想入非非的爱情，对人生抱着不可能的奢望，终于造成了无可挽救的悲剧，与丈夫同归于尽。
每个中篇如巴尔扎克所有的作品一样，都有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的强烈对比；正人君子与牛鬼蛇神杂然并列，令人读后大有啼笑皆非之感。——唯其如此，我们才体会到《人间喜剧》的深刻意义。
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简介
本书描写法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一般小布尔乔亚贪婪成性，为了争夺遗产，不择手段，几乎把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做了牺牲品。除了女主人公于絮尔之外，巴尔扎克又塑造了几个中心人物：财迷心窍的米诺莱，阴险的古鄙和孤僻的老医生。曲折的情节写出各方面大大小小的冲突和矛盾。作者以老医生的托梦作为高潮的转折点：一方面加强了故事的戏剧性，一方面也减少了作品的现实性，令人有美中不足之感。但对于鬼神的迷信，不但暴露了巴尔扎克个人的癖好及其性格的复杂，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欧洲的知识界还沾染不少迷信的毒素。所以即使是作品里不现实的缺点，从另一角度上看仍不失为反映现实的表现。
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译者序
一八四六年十月，本书初版后九年，巴尔扎克在一篇答复人家的批评文章中提到：“赛查·皮罗多在我脑子里保存了六年，只有一个轮廓，始终不敢动笔。一个相当愚蠢相当庸俗的小商店老板，不幸的遭遇也平淡得很，只代表我们经常嘲笑的巴黎零售业：这样的题材要引起人的兴趣，我觉得毫无办法。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应当把这个人物改造一下，叫他做一个绝顶诚实的象征。”
于是作者就写出一个在各方面看来都极平凡的花粉商，因为抱着可笑的野心，在兴旺发达的高峰上急转直下，一变而为倾家荡产的穷光蛋，但是“绝顶诚实”的德行和补赎罪过的努力，使他的苦难染上一些殉道的光彩。黄金时代原是他倒霉的起点，而最后胜利来到的时候，他的生命也到了终局。这么一来，本来不容易引起读者兴趣的皮罗多，终究在《人间喜剧》（《人间喜剧》是巴尔扎克所作九十四部小说的总称。按照作者的计划，还有五十部小说投有写出）的舞台上成为久经考验，至今还没过时的重要角色之一。
乡下人出身的赛查·皮罗多，父母双亡，十几岁到巴黎谋生。由于机会好，也由于勤勤恳恳的劳动，从学徒升到店员，升到出纳，领班伙计，最后盘下东家的铺子，当了老板。他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太太既贤慧，女儿也长得漂亮；家庭里融融洽洽，过着美满的生活。他挣了一份不大不小的家业，打算再过几年，等女儿出嫁，把铺子出盘以后，到本乡去买一所农庄来经营，就在那里终老。至此为止，他的经历和一般幸运小康的市民没有多大分别。但他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一次保王党的反革命暴动，中年时代遇到拿破仑下台，波旁王朝复辟，他便当上巴黎第二区的副区长。一八一九年，政府又给他荣誉团勋章。这一下他得意忘形，想摆脱花粉商的身份，踏进上流社会去了。他扩充住宅，大兴土木，借庆祝领土解放为名开了一个盛大的跳舞会；同时又投资做一笔大规模的地产生意。然后他发觉跳舞会的代价花到六万法郎，预备付地价的大宗款子又被公证人卷逃。债主催逼，借贷无门，只得“交出清账”，宣告破产。接着便是一连串屈辱的遭遇和身败名裂的痛苦：这些折磨，他都咬紧牙关忍受了，因为他想还清债务，争回名誉。一家三口都去当了伙计，省吃俭用，积起钱来还债。过了几年，靠着亲戚和女婿的帮助，终于把债务全部了清，名誉和公民权一齐恢复；他却是筋疲力尽，受不住苦尽甘来的欢乐，就在女儿签订婚约的宴会上中风死了。
巴尔扎克把这出悲喜剧的教训归纳如下：
“每个人一生都有一个顶点，在那个顶点上，所有的原因都起了作用，产生效果。这是生命的中午，活跃的精力达到了平衡的境界，发出灿烂的光芒。不仅有生命的东西如此，便是城市，民族，思想，制度，商业，事业，也无一不如此；像王朝和高贵的种族一样，都经过诞生，成长，衰亡的阶段。历史把世界上万物盛衰的原因揭露之下，可能告诉人们什么时候应当急流勇退，停止活动……赛查不知道他已经登峰造极，反而把终点看作一个新的起点……结果与原因不能保持直接关系或者比例不完全相称的时候，就要开始崩溃：这个原则支配着民族，也支配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