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了吗？”
“没有。”
“爱我吗？”
“爱。”我说。
“我像你姐姐还是妈妈。”
我不回答。
“我摸到你那里都长毛了，受不了你就上去吧。”
我拼命摇头，我说：“你爱我阿爸时我就爱你，那时我想长大挣到钱了就娶你做妻子。”
“那就爱我一次。别像你阿爸。”
“那是阿爸真心爱你，我也是。”
“来吧。”她伸出丰腴的手扳住我瘦削的肩膀，我就这样让她感触到我的瘦弱，我因为这个害怕逃下床，逃离了她丰腴的热烘烘的身体。
她在暗中叹口气，说：“好吧，头人的根子都一样。”
早上，她醒转过来看着我穿上我破烂的衣裳，看我又恢复了一副流浪汉的模样，眼光湿湿的一声不响。
我将转身时，她说：“吻我一下。”
我冰凉的嘴唇触到她温暖的额角。
她把嘴唇迎向我时，我退缩了。她说：“就当是替你阿爸。”
走上灰色黎明时分空荡荡的大街，看到一条和一无所有的黎明一样颜色的空荡荡的大路逐渐消失在茫茫群山的苍翠中间。我实在是难以确切地知道一条路，一件看来和以前发生过的别无二致的事情，一个人的命运，乃至这无情而恢弘的世界哪里是开始，而结束处又在哪里。
我想知道。所以，流浪路上那些不间断的树丛、岩石、土地和村庄、泉水，以及阳光下风雪中雨雾中的人群都未能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记忆，我一心系念的仍是那座林中溪边的小小村庄以及村里的人物。
团支书嘉央竭力要取消我参军的资格，换上她弟弟，就说我家是漏划地主。两年后，旧事重提。阿生对工作组长说，我们色尔古村有漏划地主，而他知道那人是谁。他说那人早该揪出来了，那人有六个木箱的财物。他对彩芹老师也这样说过。
“你是说他？”
“他，”阿生眨眨眼问“是谁？”
“你自己知道。”
“我喜欢你，彩芹，我们一起长大。”
“你喜欢好了。”
“你不喜欢我？”
“你自己知道，太好了。”
“你想想吧。”
“还是你想想不要滋事太多，你把他揪出来干什么？人家打仗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我们一起在沟边捏泥巴娃娃，记得吗？”
“我记得那时他回来脚上蹬着咕吱吱作响的茶色马靴，把我阿爸的东西驮回来，在沟边塞给我们一人一大把花生糖和饼干，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饼干。”
父亲当兵七年，当干部两年，回家来时赶着一匹马和一头毛驴。马背上四只绿色的子弹箱，毛驴背上两只肥皂箱子。两只箱子是各式单棉绒军服六套。一只木箱里一个打得方方正正的被子，一只木箱子里是一条狗皮褥子和一条军绿色帆布的马褡。毛驴背上的两只箱子一只盛着一双马靴，三条皮带和四双军用胶鞋。另一只用白色的降落伞上割下的绸子包着日记本两个，钢笔三支，一捆战地油印小报，一夹卡宾枪子弹，一个掏空心的甜瓜式手雷，一只水壶，一只口琴，一本《红岩》，一本《青春之歌》，以及几本《星星》诗刊，其中两本还留着火燎的痕迹。到阿生把目光瞄准那只木箱时，军衣已穿破了三套，母亲无论费多少手脚也难以把那些碎片连缀在一起了。也是在那时，我又发觉箱子里还有一只苏式船形军帽，里面别有几枚铮亮的勋章。
幸好那时父亲为自己新生的女儿和彩芹老师炽烈的爱情所鼓舞，显得有些振作了。三十二天之后，妹妹脸上的红皮褪尽，一双漂亮无邪的小眼睛大睁开来注视着这个并不漂亮无邪的世界。她红润的小嘴唇紧紧抿在一起，鼻翼随着平稳的呼吸轻轻翕动，我们一家三双眼睛落在她脸上，煮开的茶壶嘟嘟作响。妹妹睡熟了，她平稳的呼吸使家中经久不散的苦味消散了。父亲和母亲默默对视，脸上的皱纹舒张开来。我从自己舌尖上品味到一些没有吐露的平和愉快的言辞的味道。
“我们都还不到四十岁吧，雍宗。”
“不到四十。”
“我们不老。”
“离老还早，阿来大了，女儿这么干净。”
“她能长大吗？”
母亲幽幽地哭了。
她嘤嘤的温柔的哭声在透过窗棂斜射进屋的阳光中飞舞。那夜我梦见一群金色蜜蜂环绕着一个溢蜜的蜂巢。
这篇小说即将结尾。
亲爱的读者你们又聪明又愚蠢，一如我聪明而愚蠢。我们都想对小说中出场的人物下一种公允的客观判断。我们的聪明中都带有冷酷的意味。
也正是由于我们的聪明，我们发现各种判断永不可能接近真理的境界，并从而发现自己的愚蠢。这就是在写作过程中深深困扰我的东西。这种愚蠢是我们人永远的苦恼，它比一切生死，一切令人寻死觅活的情爱更为永恒，永远不可逃避。
现在我的案头就放着两块前面描写过的被我砸毁的铜锅的碎片。捎来碎片的乡亲告诉我那堆碎片就堆在仓库顶的阁楼上，积满了灰尘，在寂静的黑暗中发出低沉的嗡嗡声响。这块巴掌大的铜块除了烟垢，断口呈浅灰色，闪烁着细小晶体的尖利光芒。它使我沉静下来，色尔古村的许多熟悉的面和陌生的面孔在眼前回旋起来。
一切又在眼前浮现。
妹妹出生了，并健康成长。父亲脸上刻毒的孤傲神情就消退了。
他对母亲说：“久保没有嫉恨我。”
这句话弄得我和母亲莫名其妙。父亲笑笑，就到大队部去了。大队部也就是广场边那个从未储存过多少粮食的仓库。
嘎洛刚刚治好腰间的恶疽，他苍白浮肿的脸仰向父亲。
“我再不给你们开会背柴了。”
嘎洛惊诧地眨眨独眼。
“我不是四类分子，有人想给我戴这顶帽子但戴不上。”
“你父亲……”
“他不是我。嘎洛你当过兵打过仗。我也当过兵，我打了七年仗，你几年？”
“你知道我脑子。”
“我知道你那脑子，我还当过比你大的干部不是吗？”
父亲眼中的绿火又蹿动起来。嘎洛惊慌起来。
嘎洛重新跌坐到毡垫上，说：“你阿爸其实对我挺好。”
“他是他，我是我。”
“确实，你不是四类分子。我也知道那几口木箱是怎么回事，我不要阿生把你弄成漏划地主。只是上面说过要监督。”
“请你问问他们要不要我进监狱。”
“不，不会。”嘎洛说。
以后，队里集会的柴火就由各家摊派了。父亲早出晚归，尽心尽力地养家糊口。清早上工前砍一捆柴，下午收工后背到沟口的公路边卖给过往的卡车。每天有三五角钱的收入。他给自己每天买一包八分钱一盒的经济牌香烟，余下的钱积攒起来。两个月下来，他给母亲买了一块头帕，我和妹妹各得到一双鞋，我还得到一本红色塑料封面的《成语小词典》。另外，父亲还给家里两岁的黑狗追风买来一只红皮子颈圈，上面吊着一只响声清脆的铃铛。追风凶悍又机敏。明眼人一眼就看出这是一条相当纯正的猎犬，它不是像本地的猎狗一样又大又笨，本地狗多是牧羊犬和来自汉地的那种更为糟糕的看门狗杂交出来的。黑狗追风一声不吭，细小的身子把沉重的铁链拖得哗哗作响，它从不虚张声势无谓地吠嗥。它不时耸动溜尖的双耳，口中发出低低的咆哮。当它猛虎样地蹿上时，就大张着口，吐出鲜红的舌头。这更是要引起人们的惊叹，那条窄小修长的舌头上是一片毒蛇盘缠状的黑焰，这意味着追风面对凶恶庞大的熊、豹、野猪时都将无所畏惧。父亲不止一次说过，自己不会打猎，也不会有幸弄到一个持枪证，自己不是国家信得过的人，谁要是有一台好牌子的收音机就能换得这条猎狗。
村里很多人因为弄不到收音机而得不到追风。有人扬言说谁也不会得到这只猎狗。
黑狗追风和若巴雍宗的名字一起传布到很广大的地区。
岷江支流杂谷脑河上一个猎户翻过积雪很深的山峰到我家造访。他把一段鹿茸和几只麝香放在我家火塘边上，对父亲说：“这要值五百元钱。”
父亲眼睛闪烁一阵：“我家以前每年收上来七八架鹿茸，麝香装满小牛皮口袋。我这只狗只换一台收音机。我想听听外面的事情。”
“以前就传说若巴家里尽出不一样的人。”
“我想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