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政论家首称崔实、仲长统。崔实综核名实，号称法家。其《政论》亦称贤佞难别，是非倒置。并谓世人待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决。仲长统作《乐志论》，立身行己，服膺老庄。然《昌言》曰：“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王符《潜夫论》主张考绩，谓为太平之基。文有曰：“有号则必称于典，名理者必效于实，则官无废职，位无非人。”徐干《中论》曰：“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故长形立而名之日长，短形立而名之日短。非长短之名先立，而长短之形从之也。仲尼之所以贵者，名实之名也。贵名乃所以贵实也。”刘《政论·正名篇》曰：“名不正则其事错矣。”“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实。”“行不美则名不得称，称必实所以然，效其所以成。故实无不称于名，名无不当于实。”据此诸言，可征形名、名形之辨，为学术界所甚注意之问题。
《人物志》者，为汉代品鉴风气之结果。其所采观人之法，所分人物名目，所论问题，必均有所本。惜今不可详考。惟其书宗旨，要以名实为归。凡束名实者，可称为名家言也(《后汉书·仲长统传》注曰：“名实，名家也”)。《才能篇》曰：“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愚以为此非名也。”盖名必当实，若非实事，则非名也。《效难篇》曰：“名犹(疑由字)口进，而实从事退。”又曰：“名由众退，而实从事章。”(此二语似系引当时常用语)前者名胜于实，众口吹嘘，然考之事功，则其名败。后者实超于名，众所轻视，然按之事功，则真相显。二者均月旦人物普通之过失也。夫邵既注意名实，察人自重考绩，故作都官考课之法。其上疏有曰：“百官考课，王政之大较。”且核名实者，常长于法制。邵作有《法论》(《隋志》入法家)，又受诏作新律十八篇，着《律略论》。按魏律以刑名为首篇，盖亦深察名实之表现也。
王者通天地之性，体万物之情，作为名教。建伦常，设百官，是谓名分。察人物彰其用，始于名目。以名教治天下，于是制定礼法以移风俗。礼者国家之名器(刘邵劝魏明帝制礼作乐)，法者亦须本于综核名实之精神。凡此皆汉晋间流行之学说，以名实或名形一观念为中心。其说虽涉入儒名法三家，而且不离政治人事，然常称为形名家言。至于纯粹之名学，则所罕见。然名学既见重，故亦兼有述作。魏晋间爰俞辩于论议，采公孙龙之辞以谈微理。其后乃有鲁胜注墨辩，以刑(依孙校作形)名二篇。爰俞之言今不可知。鲁胜则仍袭汉魏名家之义。其叙曰：“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又曰：“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又自谓采诸众集为刑(形)名二篇，略解指归云云。如其所采亦有魏晋形名之说，则是书指归，必兼及于政治人事也。
魏晋清谈，学凡数变。应詹上疏，称正始与元康、永嘉之风不同。戴逵作论，谓竹林与元康之狂放有别。依史观之，有正始名士(老学较盛)、元康名士(庄学最盛)、东晋名士(佛学较盛)之别。而正始如以王何为代表，则魏初之名士，固亦与正始有异也。魏初，一方承东都之习尚，而好正名分，评人物。一方因魏帝之好法术，注重典制，精刑律。盖均以综核名实为归。名士所究心者为政治人伦。着书关于朝廷社会之实事，或尚论往昔之政事人物，以为今日之龟鉴，其中不无原理。然纯粹高谈性理及抽象原则者，绝不可见。刘邵之论性情，比之于宋明诸儒；论形名，较之惠施公孙龙之书，趣旨大别。后世称魏晋风气概为清谈玄学。而论清谈者，多引干宝《晋论》。如曰：“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然魏曹羲，何晏、邓之党与也。其《至公论》曰：“谈论者以当实为清。”则谈并不主虚薄也。又曹羲之言，乃论清议臧否，而魏初论人物者固亦甚贵名检也(当实为精，本循名责实之意)。
魏初清谈，上接汉代之清议，其性质相差不远。其后乃演变而为玄学之清谈。此其原因有二：(一)正始以后之学术兼接汉代道家(非道教或道术)之绪(由严遵、扬雄、桓谭、王充、蔡邕以至于王弼)，老子之学影响逐渐显着，即《人物志》已采取道家之旨(下详)。(二)谈论既久，由具体人事以至抽象玄理，乃学问演进之必然趋势。汉代清议，非议朝政，月旦当时人物。而魏初乃于论实事时，且绎寻其原理。如《人物志》，虽非纯论原理之书(故非纯名学)，然已是取汉代识鉴之事而总论其理则也。因其亦总论理则，帮可称为形名家言。汉代琐碎之言论已进而几为专门之学矣。而同时因其所讨论题材原理与更抽象之原理有关，乃不得不谈玄理。所谓更抽象者，玄远而更不近人事也。
上项转变，可征诸于《人物志》一书。某可陈述者凡二点：(甲)刘邵论君德，本道家言。人君配天，自可进而对于天道加以发挥。此项趋势最显于王弼之书，待后论之。(乙)《人物志》以情性为根本，而只论情性之用。因此自须进而对于人性本身加以探讨，才性之辩是矣(按魏中正品状，品美其性，状显其才。故当时不论性情而辩才性。此盖与实际政治有关)。才性论者，魏有傅嘏、李丰、钟会、王广。嘏与会均精于识鉴(嘏评夏侯玄、何晏等事，见《魏志》本传注及《世说》。会相许允子事，见《魏志·夏侯玄传》注)。李丰曾与卢毓论才性(丰主才性异，见《魏志·毓传》)。毓本好论人物，作《九州人物论》。而丰亦称能识别人物(《魏志·夏侯玄传》注)。盖皆是与刘邵同类人物也。(王广待详)按何邵《荀粲别传》(《魏志·荀彧传》注及《世说》注)云：
太和初到京邑，与傅嘏谈。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
《世说·文学篇》云：
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
注引《傅子》曰：
嘏既达治好正，而有清理识要。如论才性，原本精微。
合观上文，嘏所善谈者名理。而才性即名理也。虚胜者，谓不关具体实事，而注重抽象原理。注故称其所谈原本精微也。至若玄远，乃为老庄之学，更不近于政事实际，则正始以后，谈者主要之学问也。又《世说·德行篇》注引李秉(原作康误)《家诫》，言司马文王云：
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末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
按自东汉党祸以还，曹氏与司马历世猜忌，名士少有全者。士大夫惧祸，乃不评论时事、臧否人物。此则由汉至晋，谈者由具体事实至抽象原事，由切近人事至玄远理则，亦时势所造成也。
综上所言，正始前后学风不同，谈论殊异。《人物志》为正始前学风之代表作品，故可贵也。其后一方因学理之自然演进，一方因时势所促成，遂趋于虚无玄远之途，而鄙薄人事。《世说·言语篇》曰：
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云：时有入心处，便觉咫玄门。刘曰：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之语。
魏初名士谈论，均与政治人事有关，亦金华殿语也。东晋名士听讲《礼记》，虽觉入心，而叹其未关至极。则风尚之已大有变迁，盖可窥矣。
三
《人物志》一书之价值如何，兹姑不论。但魏初学术杂取儒名法道诸家，读此书颇可见其大概。故甚具历史上之价值，兹略述于下。
汉魏名家亦曰形名家，其所谈论者为名理。王符《潜夫论》曰：“有号则必称于典，名理者必效于实，则官无废职，位无废人。”此谓典制有号，相称则官无废职，人物有名，见效则位无废人。然则名理乃甄察人物之理也。傅玄曰：“国典之坠，犹位丧也。位之不建，名理废也。”据此，则设位建官亦谓之名理。荀粲善谈名理，据《世说》注，似其所善谈者才性之理也，此皆名理一辞之旧义。后人于魏晋玄学家均谓长于名理，失其原义矣。按名家以检形定名为宗而推之于制度人事，儒家本有正名之义，论名教者，必宪章周孔，故《人物志》自以乃依圣人之训。其序曰：
是故仲尼不试，无所援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泛论众材以辨三等。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尚德以劝庶几之论，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而无信以明为(应作依，名见《九征篇》，依《全三国文》据宋本作伪)似之难保。”
刘邵叙列人物首为圣人，有中庸至德。次为兼材，以德为目(伊尹、吕望又如颜子)。次为偏至之材自名。此乃三度，谓出于仲尼之三等也。此外则抗者过之，拘者不逮，谓出于孔子所言之狂狷。至若乱德之人，一至一违，称为依似，则是孔子所斥悾悾无信之人。刘邵分别品目，大较不出于此，均自谓本于儒教也(书中引儒义尚多，兹不赘)。应詹上疏谓元康时乃以玄虚弘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正始之间则不然，盖魏世名分礼法本为时尚，读者并为儒书，家教犹具典型。即阮嵇放达，亦似有疾而为，非以乱道(戴逵《放达为非道论》)。晋兴以后则不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