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皎洁，晚风阵阵，屋内飘散着林檎的香气。我一个人躺在草垛上，看着那两个又红又大的林檎，闻着那新鲜林檎的诱人清香，想起小妹刚才说过的话，我的思绪无法平静，往事一幕幕出现在眼前。
母亲过世后的第二年，父亲因一个人生活实在是无依无靠，就和后妈结婚了，我是放暑假回家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更让我不能接受的是我的父亲嫁过去。从此，我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孤儿，虽然哥哥嫂嫂对我都很好，但内心的孤独却没有谁人能理解，我常一个来到母亲的坟前，一坐就是半天。心想，要是母亲还在，我也不至于成无家可归的孤儿。要是我初中毕业考不起学校，那就只得一个人回到那棵林檎树下的牛圈里来生活了。父亲修的房屋现已破败不堪，并且已全部被几个哥哥家住起了。所以我只能背水一战，经常在林檎树下牛圈旁的简陋书房中苦读到深夜。但我不恨父亲，他走到这一步，心里的痛比谁都深。况且小妹家离我家并不算太远，父亲经常两头照应，并没有纯粹不管我。因为父亲与后妈的结合，使我有了个小妹，其实我们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按照当地的习惯，小妹叫我父亲叫大爹，我叫小妹的母亲叫娘娘。
第一次看见小妹，是在那个夏天，那时她只有十四岁，穿一件碎花衬衣，一件天蓝色外套，留着标准的学生头，一张圆圆的苹果脸上，一对大眼睛乌黑发亮，那时她不像现在这般活泼可爱，总是很少说话，埋头做事。在我心里，我觉得是她抢走了我父亲，对她便爱理不理的，但她却总是有事没事老跟着我，五哥五哥地叫个没完。
其实小妹也是个很苦命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因为她是女孩，她爷爷奶奶百般看不起她，甚至想将她迫害致死，以便让她母亲重新生男孩。她父母都不敢将她单独放在家里，她都已经有四五岁的时候了，她爷爷还不止一次地当着她的面说要将她推到池溏里去淹死，吓得她一个人在家时，常常一个找个地方躲起来，害怕被她爷爷推下水去淹死。说起来可能没有人会相信，可这是真实存在的事情。
就在她读小学五年级的那年春天，家中发生了重大变故。她爷爷要求她父亲在她爷爷过世之前就要将坟修好，等他死了好埋进去，这个要求对他父母来说是个难以完成的任务，那需要一大笔开支。但老人的想法很坚定，她的父亲作了让步，答应她爷爷在三年之内将坟修建完工。为了完成这项工程，她父亲过了春节就加入了外出打工的行列，没有任何外出务工经验的他，只能跟随本村的人去煤矿矿山挖煤，一起去的共三十二人，全部都在一个矿井下工作。由于这个煤矿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她父亲所在的矿井发生了瓦斯爆炸，造成二十八人遇难，三十二人中，有四人未下矿井侥幸不死。消息传回林檎村，整个村子炸开了锅，遇难者家属哭成一片，有的失去了儿子，有的失去了丈夫，有的失去的兄弟。而她，我的小妹，却失去了父亲——在这个世上最疼爱她的人。她的母亲因此病倒，家庭的重担落在了一个13岁女孩的肩上。为照顾家庭，她不得不掇学回家。噩耗传来三天后，家属终于组成了临时联合事故处理代表队，准备去向煤矿老板讨个说法，为死者办理后事，商谈死者的赔偿等事宜。小妹的母亲自然也加入了这个行列。由于我父亲的堂弟也在死亡名单之列，我父亲也被邀请为家属代表，主要是想请我父亲参与处理此事，为他们出谋划策。也正因为如此，我父亲才认识了我小妹的母亲。家属代表一行四十二人，承包了一辆大客车，连夜赶赴事发地处理后事。等到了事发地点，找到了煤矿负责人，双方进行了一番交涉之后，家属们才明白过来，事情远不是他们想相的那么简单。由于事故重大，老板已不知道去向，只留下一个负责安全的人员善后。二十多具尸体用白布裹了，横七竖八地放在矿井口，家属们都试图找到自己的亲人，但尸体都在爆炸中被炸得变了形，加上气温较高，尸体已开始腐败发臭，那里能辨认出哪具尸体是自己的亲人，只能根据煤矿工作人员的记录，初步确定尸体的身份。关于死者的经济赔偿问题，更是让家属难以接受，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煤矿老板承诺向每位死者家属按每位死者6800元的标准进行赔偿。这个标准远远达不到死者家属的预期，都拒绝认领死者尸体，表示要向法院提起诉讼。但等回到宾馆商议诉讼相关事宜时，大家却为没有诉讼费和诉讼费由谁来出的问题，一直商议不决。在加上远道而来，家中只有老弱病残在家留守，不能在此久留，打持久战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只能作出让步。决定第二天就领取赔偿金，认领尸体准备火化。谁知到了第二天认领尸体时，小妹的母亲却没有认领到自己丈夫的尸体，煤矿矿井的工作人员说，找遍了整个现场都没有找到。就这样，别人还抱了个骨灰盒回来，小妹的母亲却只得到6800元赔偿金，空着手回来了。将死者的骨灰运回村子后，各家就开始安埋死者的骨灰盒，全村所有劳力全部参与，忙了三天才结束，震惊全村的悲惨事件终于告一段落。而小妹的母亲因悲伤过度，回家没几天就觉得胸口疼痛，四肢无力，病倒在床。小妹无耐，准备去找乡村医生来给她母亲看病，谁知她母亲死活不肯，对我小妹说：“去处理你爸爸的事，家中仅有的一点钱都用完了，哪还有钱看病！”小妹说：“不是还有6800元赔偿金吗，用那个钱看病吧。”谁知她母亲泪如雨下：“那是你爸爸的骨头钱，你爸爸死了连骨头都没有留下一点，只有这6800元钱，我岂能随便动用，用来给我医病，我岂能安心。”我父亲觉得她们孤儿寡母的特别可怜，就经常去看看，时间一长，双方都有了好感，再加上生活所迫，我父亲便和小妹的母亲结了婚，我也就自然有了个娘娘，有了个小妹，同时还有了两个年幼的弟弟。
虽然我和小妹都是苦命的孩子，但由于我觉得是她抢走的我的父亲，所以我一直对她总是爱理不理的，直到有一天，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记得那是在一个火热的夏天，我放了暑假，准备回老家陪伴父亲，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由于小妹母亲的病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治疗，我父亲准备趁假期带她去县城看病，家中就留下我和小妹两个孩子照看，我由于从小在学校读书，没有得到锻炼，做不了什么重活，两个弟弟年龄太小，大部分农活都落在了小妹一个人的肩上，她不但要做饭、喂猪、打猪草、挑水、砍柴，还要负责管理整个家庭，大事小事，面面俱到。我却只能一天拿本书，去山上放牛。这也小妹对我的特殊照顾，她知道我一有时间就看书，放牛是最轻松的活计，可以放牛看书两不误。
这天，我一如往常地将牛赶到山坡上，任其自己去觅草吃。自己拿了书，用羊毛毡袿垫着，坐在陡坡上的一个大石头上，开始看起书来。也许是因为我看得太入迷，在我上方山坡上吃草的牛，不知道什么时候踩了个比鸡蛋还大的石头从山坡上滚落下来，不偏不倚正好打在我头上。我只觉得眼前一黑，就从大石头上滚落下来，落在下面的灌木丛中，昏迷过去，不省人事。等到太阳落山，牛儿吃饱了自己回家来，小妹看牛回来了，却不见我回来，就一路沿着山坡找上山来。谁料我落在灌木丛中，天又黑了，小妹找了许久都没有找到，不禁着急起来，回家安排两个弟弟看好门，一路小跑去找刘村长帮忙。消息一传开，村里在家的人都来帮忙寻找，整个山上到处是打起电筒、火把的人，有的人还在山上大声地喊的的名字，直折腾到半夜，什么也没有找到。村长刘益寿见情况不妙，心想：要是找到了，不死也只有半条命，还得送去医院，不仅没有医药费，还担责任，万一要做手术，出了问题谁负责。要是撒手不管，又无法向他父母交待，倒不如静观其变。想到这里，他作了安排，一边安慰我小妹，说等明天天亮了再去找，一边安排人前去通知我父亲。小妹听说要等明天天亮再找，不禁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大家听了村长的安排，摇摇头都各自回家去了。只有曾婷美还在和小妹一起，商量着怎么找到我。曾婷美对我小妹说：“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了，就是不知道他牛放在什么地方，要是知道就容易找点了。”小妹说：“牛是从大溜槽（地名，村民将山势险峻的深谷叫溜槽）那个方向回来的，要不我们俩再去找找看。”说着就去拿了电筒，准备上山。曾婷美也跟在后面，俩人共用一把电筒，顶着山风，迎着黑夜，上了大溜槽，来到我坐的那块大石头下面。她俩边走边喊我的名字，喊声被山风一吹，显得极其低弱，仿佛要被山风吹散。为了让声音大一点，她们俩准备爬上那块大石头。就是这个决定救了我一命，当她俩爬上那块大石头的时候，发现了我的书和垫坐的毡袿，还有旁边一点红色的血迹。小妹看见的我书和毡袿后又惊喜又害怕，喜的是终于有点线索了，怕的是不知道的情况怎么样，大概是凶多吉少。她俩一直沿着大石头向下找，终于在大石头下面的灌木丛中找到了昏迷的我，两个人用力将我背起来，可是由于年龄太小，背起来又放下去，折腾了好一阵都没背起来。曾婷美说：“我爸爸不在家，要不我们去找村长他们来帮忙？”小妹想了想说：“算了，别去麻烦人家了，我们自己背吧。”说完泪水从她大大的乌黑发亮的眼睛里流了出来。她们俩也不知道折腾了多久，才将我背到家中。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睡在小妹的床上，旁边点着一盏煤油灯，灯光微弱而闪烁，小妹就坐在床前，歪着头睡着了，微弱的灯光照着她那张圆圆的苹果脸，显得俊美而安详。我只觉得我的头像在被胀破了一样的痛，忍不住呻吟了一声，哪知就惊醒了小妹。她睁开眼睛看看我，笑着说：“五哥，你终于醒了。”我说：“我这是怎么了？”小妹说：“你都不记得了吗？你从大溜槽那个大石头上滚下来了，已经睡了一天半了。”我却什么都不记得了，她见我醒来，便起身到屋外取了柴，在灶上生了火。又去园子里采了一个还不太成熟的番茄，为我做了碗番茄鸡蛋汤来喂我，这已是家中能有的最有营养的东西了。我虽然因头痛不想吃，但不想辜负小妹的一片心意，坚持将这碗汤渴完了。我说：“你去睡吧，别担心我，我没事的，一点都不痛，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她嗯了一声，眼中却噙着泪水。此时东方已发白，天快亮了，父亲和母亲也得到通知赶了回来，见我只是些皮外伤，并无大碍，加之经济条件并不好，也就没有送医院，只在家中调养。好在年轻力壮，不出半月，便可活动自如，并未影响到我按时回县城读书。
自从经历了这件事，我对小妹的态度那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我觉得她就是我的亲小妹，甚至比亲小妹还亲，经常带她到处玩耍，渡过了许多快乐难忘的时光。
又到放假回家过年的时候了，我想给小妹带点东西。想来想去，不知道带什么好。突然想起小妹说她同学刘茗有个很好看的发卡，我灵机一动，对啊，何不去百货大楼给小妹也买一个发卡呢。于是我就在百货大楼的专柜里精心为小妹挑选了一个淡蓝色的发卡，发卡上还镶嵌着一朵淡黄色的小花，显得漂亮极了。一问价格，要十元零五角，我可只有三十二元钱了，除去25元的车票钱，只剩下7元钱，怎么办呢？思来想去，最后我决定坐车只坐到半路，然后走路回家，省下五元钱，不就行了吗，还能省下点钱在路边吃碗凉粉呢，我为自己的决定暗自高兴。
回家那天小妹来接我，在车站左等右等不见人影，所有车辆都进站了，还是没能接到我，她哪里知道，为了给她买发卡，我从二十里外就下车走路了。眼看太阳就要落山，还不见我的人影，小妹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在车站门前急得团团转。我也为我的决定付出了代价，一路走来，肚子开始造反，咕咕的叫个不停，路边却一个小吃摊也没有，只能忍着饥饿向前走。好不容易到了车站，远远就看看小妹站在那里，急得坐立不安，不知所措。我不禁加快了脚步，老远就叫起来：“小妹，我在这里！”小妹见了我，跑过来骂道：“你死哪去了，害得我等半天，给是落在路上了嘎？”我说：“小妹你别生气，你伸出手来，把眼睛闭上，我有好东西给你。”她见我说得认真，便不再生气，格格地笑着，闭上眼睛伸出手来。我把发卡放在她手中，她睁开眼睛一看，眼睛瞪得老大，嘴里说着：“太漂亮了，是你送给我的吗？我好喜欢，你咋知道我喜欢这种款式呢。”我说：“当然知道啦，不然我怎么当你五哥呢。”其实我是看见过刘茗的发卡的，所以选择了一个款式差不多的发卡，她自然就喜欢了。小妹当时就用手理顺了头发，把头一甩，将发卡戴在头上，高兴地在我身边转了一圈，问我：“漂亮吗？”我说：“那还用说，漂亮得我都认不出来了。”说着，我俩都格格地笑起来，一边说笑一边往家里赶，料定家中早已等急了。我说：“为了给你买发卡，我从二十里开外就走路回来，你可不能告诉爸爸和娘娘，就说汽车晚点了。”她格格地笑起来，嘴里说：“放心吧，你还不信任我吗，再说了，你都是为了我才走的路，我感谢你还来不及，怎么会出卖你呢，记好了，我和你是永远的同盟，我永远站在你这边。”我说：“什么啊，我就是提醒你一下，到时别说漏嘴。”我俩边说笑边往家赶。此时天也黑了，一轮弯弯的月亮挂在天边，微风吹过，带来阵阵迷人香味，那是农家开始备办年货，有熬糖的，有煮酒的，有酥肉的，空气中飘散着食物的清香，过年的氛围一天比一天浓烈。
当我俩回到家中时，已是深夜。父亲问为什么那么晚才回来，我只说汽车在路上坏了，耽误了时间。我下意识地看一眼小妹头上的发卡，发现发卡不见了，我悄悄问她，发卡是不是放起来了，她摸了一下头，大惊：“呀，完了，不见了，我得回去找。”说着就往外走，我一把拦住她：“这么晚了你要到哪里去，改天我再给你买一个不就行了，现在少添乱。”“嘘”小妹怕被娘娘听见，做了个让我闭嘴的手势，我俩都忍不住笑起来。第二天，小妹便以上街的名义，去路上找她的发卡，可是连续几天都没有找到，小妹显得失望至极。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她终于在路边的草丛里，奇迹般找到了那个淡蓝色发卡，失而复得的心情那是说不出来的高兴，自此她便更加珍视那个发卡，一直戴在头上，从来没有更换过。
夜已深，秋露重，往事如梦，待回首，泪眼已朦胧。
我躺在草垛上，秋夜的深寒让我从记忆的长河里走了出来，看着那放在桌上红红的林檎，想起小妹的话：别忘记我为你唱的歌，别忘记我是你的苹果，别忘记你送我的发卡。我的心情无法平静，我不知道如何面对小妹一颗比黄金更可贵的少女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