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气温很高，我站在北边的走道上，觉得很热，口干、心焦，满脑子全是三台机器，万一王老师变卦，叫人来对付我们怎么办？毕竟是去查封他弟弟的财产，他怎会乐意协助？
他突然要下楼。我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王江涛尚且会从这三楼的走道上往下跳，他莫不是想溜？
一、临时受命
窗外，垂柳吐青，烟雨朦胧。
我在整理出差材料。
“你去厦门办案？”
顾培兴教导员洪亮的声音突然出现在我身后，吓了我一跳。他站在办公室门口看着我。
“买到票就走。”
“我有案件在粤江，你帮我带办一下。”顾教大步走了进来。
“粤江？那是个历史文化名城，你不想去品尝一下粤江菜还有功夫茶？”我随口说着。
“不行，被告负债上千万元逃跑了，为了抵债，听说他把自己的大拇指剁下抵债10万元，当地法院都找不到人。这样的案件，我去了也没有意义。原告也是为了一张判决书来的。反正粤江到厦门又不远。”
“原告的机器还在吗？”
“估计不会有了，粤江当地法院的案件都无法执行。”他说。
既然诉讼保全没有希望，又是无人应诉的案件，只要去查一下工商资料，确定一下被告企业的具体情况，回来判决主体不要搞错就行。
我翻开卷宗。
被告粤江市康平物资公司的王江涛，在1976年1月31日带着10万元现金，在熟人的介绍下，到原告常州新民机器厂，当即将总价34.5万元的三台PE1915胶印机提走了，余款24.5万元双方约定在机器调试正常后当即付清。
同年3月4日至14日，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里，原告派人到粤江将三台胶印机调试正常，交付被告。然而，如今已是1998年3月了，余款24.5万元被告分文未付。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王江涛仿佛在地球上消失了。
原告多次派人前往粤江，方知康平物资公司所谓的集体企业其实是徒有虚名，是典型的假集体真个人的挂靠企业，公司是王江涛个人开办的，公司的房子是租的，因欠房租，经营地点早另有他人。眼看两年的诉讼时效已到，原告不得已才起诉到法院。
这笔欠款是原告厂生产科的金科长经办的，造成这样的损失，他自然是脱不了干系。这次去粤江，不但是他与我们同行，而且去粤江的单程费用也由他先垫付。
厦门案件的出差费，法院已预收了原告2？000元。原告单位就不再派人与我们同行。
1998年3月23日傍晚，晚霞映衬着一路的桃红柳绿更加娇艳，我带上犹如桃花般清纯美丽的实习生小李与不惑之年瘦小的金科长一起向粤江进发了。
由于汕头机场修建，常州直飞汕头的航班临时被取消。我们只能取道珠海。
飞机降落在夜幕里。
汽车沿着海边行驶，天空中星星在闪烁，马路上的路灯整齐明亮，黑乎乎宽阔无边的大海在低吟，阵阵海风吹来，让人感受到了南国夜晚特有的宁静与惬意，仿佛旅途的疲惫也随风飘散。
小李齐耳的短发，睁大了眼睛，紧挨着车窗兴致勃勃。
金科长木然地坐在前面。
我们向珠海长途汽车站附近的住宿地赶去。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我们乘坐的大巴车从珠海长途汽车站出发了。
没想到，珠海到粤江居然要十多个小时。我们卷曲在闷热的车上整整一天，头昏脑涨，饥饿难耐，当汽车停在粤江车站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此刻，星星早已在深邃的夜空中闪烁。
学生气的小李，第一次出差的新鲜感此刻已被疲惫困倦所取代，有气无力地跟在后面，行李显得格外沉重。
瘦骨伶仃的金科长倒是精神十足，迈着大步走在前头，不时地说：“马上就到”。
我们在狭窄的街道上走着，在“马上就到”的鼓励下一走就是半个多小时。
既安全又实惠的粤江市第一招待所就是找不到。
金科长在这黑夜里迷路了。
为了省下几块钱的三轮车费，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背着行李继续在陌生的街道上徘徊。
潮湿闷热的天气使我们的衣服湿了，不知问了多少人，辗转往返，终于找到了金科长曾经住过的招待所。
开好房间，放下行李，顾不得梳洗就急急地找饭店。我们一连找了好几家，小吃店晚上不供应小吃，大饭店也结束了一天的营业。
看着粤江美味小吃的招牌，望店兴叹。
无奈，买了三碗方便面回到了房间。
二、追根问底
早晨起来，天气晴朗，太阳照在身上热热的，似乎一下子到了盛夏的季节。
我决定还是先看看原告供给被告的三台机器，然后再去工商局。
走出招待所的两扇大铁门，使我大吃一惊，整个平安路上好不热闹。不管是桌子上还是地上，不管是小吃还是其他商品，都从店内向店外延伸到本来就窄的街道上，商品琳琅满目。吆喝着的人力三轮车和行人勉强可以通行。字号、牌匾也别具一格，灯箱的、布旗的、木牌的，一应俱全，如此繁华的南国景象真叫人耳目一新。我们坐在人力三轮车上，东躲西让在这满街的商品中艰难地前进着。
三轮车停在了粤江桥头。金科长说供给被告的三台机器就在附近。
我和小李跟在他的身后走走停停，没多久，他瘦削的脸上急得满头是汗，蓬乱的头发下一双焦急的眼睛愣愣地看着我。
又迷路了！几个月前他看到的机器找不到了，居然把地址也忘了。
我让他好好想想。可他就是想不起来。
没有地址连问都无法问。
他急得已全然不顾我和小李，一个人“蹬蹬蹬”地跑在前面这里看看，那里瞧瞧，一会儿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四处张望一下又跑到另一个地方去看看。
他说肯定在这附近，可就是找不到。
我和小李跟在他后面，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们回到桥头呼着粗气靠在栏杆上。我看着远处乱跑的金科长，再看看圆脸蛋上流着汗珠的小李，顿觉稳稳流淌的江水似乎在嘲笑着我们，这样乱跑能行吗？
金科长又匆匆跑来告诉我们：“可能在粤江的对面。”他背上的白衬衣湿了一大片，焦躁地看着我。
“不是在附近吗？怎么会在江对面？”
“是我记错了，好像在江对面。”金科长狭长的脸上汗珠在滚动着。
“是吗？如果是在江对面，那还等什么呢？”我们立刻向江东奔去！
一路小跑终于跑到了粤江大桥的东桥头，我们又来回走了几圈，见到房子就问金科长是不是这里？他的头像拨浪鼓似的摇着。还是没有找到我们要找的三台胶印机。
我们三人瘫坐在桥头热乎乎的水泥沿上稍作休息，太阳直射在身上，我们像是霜打的茄子——焉了。这样瞎跑总不是个办法，还不如让他一个人好好回忆一下，想出来后我们再一起去。
我担心，三台胶印机要是被当地法院执行了，那这个案件就真的只能拿张判决书销账了。
我带上小李向市工商局赶去。
枫叶路体育馆东侧的粤江市工商局，崭新的大楼有八九层高，个体科在二楼。
我们说明来意，一位五十多岁的邵科长听说我们要查阅粤江市康平物资公司的档案，他的头直摇晃，皱着眉头，带着一口浓郁的闽南语调普通话对我们说：“我们也在找他，当地法院也在找他，这家公司已经两年不年检了。”
看来，被告在当地还很有知名度。
公司的档案不看不知道，一看还是让人心一跳。这个以地级市冠名的粤江市康平物资公司，于1992年成立，法定代表人王江涛，二十八岁，初中文化，注册资金6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与流动资金各30万元。而30万元的固定资产是租用的一间110平方米的店面房，每年租金是4.6万元。而恰恰是这店面房，在工商登记时却变戏法似的变成了国家划拨的固定资产了，而这一变换过程只要“粤江市企业发展服务公司”的一个公章便全部解决。
这枚公章真有如此神效？有！也就是这枚鲜红的公章一盖，本来是王江涛的个体企业，摇身一变就成了集体企业。当然，服务公司的章也不是白盖的，在双方的协议上白纸黑字清楚地写着：“甲方(康平物资公司)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企业一切财产归甲方所有，一切债务，经济、民事责任和法律责任全部由甲方负责。甲方应按协议上缴乙方管理费6？000元……乙方有责任向挂靠企业提供各种信息服务……并协助甲方理顺各种关系，把企业搞活办好，甲方确需贷款，以财产作抵押，乙方才给予作担保。”
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双赢的交易。
让人费解的是，康平公司才成立两个月，又变更了经营范围，增加了国产汽车、摩托车、计算机、通讯器材、五金交电、化工、照相器材、灯具、玩具、手袋等等，也就是说，该公司除了飞机大炮枪支弹药不能经营以外，已经无所不包，无所不及。
也正因为有发展服务公司这棵大树，王经理当然不会忘了在这棵大树下好好地乘凉。公司才登记一年多，这位年轻有为的大经理，居然背着大树，偷偷地把担保300万元的担保书拿到上海变成了同意担保3？000万元的担保书。要不是被发展服务公司及时发现，这棵大树也许倒下了也不知是为什么。这位年轻的王经理，毕竟是经过锻炼教育过的人，公司档案材料里像小学生那样写的检讨书中，“今后坚决改正”的言词是诚恳的。这样，大人不计小人过，康平公司又健健康康、太太平平地向前发展了。
岁月才过去一个冬夏，就在原告将三台胶印机交给这位王经理后，他终因无法自如地应付巨额债务而只能逃之夭夭。
既然公司已名存实亡，两年多未年检，在法律上应视为歇业。我要求查阅发展服务公司的档案。因为按照协议，他收取挂靠企业的管理费，就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尽管在协议上一切债权债务由康平公司负责，但这种责任的分担，也只是今后内部处理时的一种约定，在外部的法律关系上，发展服务公司是逃脱不了法律责任的。
邵科长一边摇头一边说：“发展服务公司没有档案。”
“怎么可能？没有档案怎么让企业挂靠？”
“就是没有，发展服务公司是市里发一个文件而成立的，就是接受社会上有资金、有场地、有经营能力的人挂靠办公司。”稍后他又向我们解释，成立这样的发展服务公司的本意是好的，是想搞活地方经济。谁知，随着挂靠企业队伍的不断壮大，问题也就来了，到后来，债主讨上门来不说，到法院当被告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收取的管理费已经远远不够应付沉重的债务。幸好《公司法》的出台，要求清理整顿不规范的公司，所以市里才把所有挂靠的企业重新梳理，把符合条件的企业规范登记为有限公司。
原来，粤江市企业发展服务公司是因一纸文件而成立，现在又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暗自为原告叫屈，要是当初原告知道被告的企业是个体户而不是什么集体企业，那么，原告还会把三台机器交给这位年轻的经理吗？如果给，会同意让他欠20多万吗？
20世纪90年代初大轰隆的经济改革，确实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但也促成了像王经理这般“人物”活跃在经济舞台上。这位所谓的经理，从他检讨书的内容及歪歪扭扭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充其量也不过小学三四年级的水平。在他当经理之前，他的全部经历，就是在工厂里当过几年临时工。让这样的人搞经营，不能不说是一个玩笑。如今，他的逃亡是一种必然。“摸着石头过河”的人，起码是一个会游泳的人，而不会游泳的王经理，他一下子跳进了茫茫大海，岂有不淹死的道理？这不全是王江涛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问题。谁也说不清楚，逃亡在外的王经理或许还过着一种花天酒地的生活，或许又改头换面在别处另行登记，又做起了“大老板”。
现有的法律还不能够制裁这些人，债务再多，不会判刑，充其量在执行时拘留他十五天。
康平公司名存实亡，发展公司无影无踪。邵科长为了这个康平公司，不知接待过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人。
要是集体企业，一年不年检，工商局完全可以吊销其执照，公司的债权债务由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来承担。而现在，被告的上级主管部门又是这样一个无形的公司，工商局无法管，也不能管，怎么办？
问题总得解决，作为一种不好的社会现象，难道就这样一直拖下去无人监管不成？当初政府插手涉足地发文，现在就这样放任自流不成？我们必须去找发文单位。
“政府当然不会不管，现在名义上是由私营企业协会负责处理。”邵科长继续说着。
既然这样，我们去见见协会的负责人。
邵科长笑了起来：“不要见了，就这点情况。”
不行，即使这次我们空手而返，起码被告的现状得查清楚。
“协会在哪里？负责人是谁？”我执意要见。
他迟疑了一下后说：“我说的就是协会负责人说的，不会错。”他露出了一种异样的笑容。
我看了他几秒钟后，恍然大悟，眼前的这位科长，莫不就是私营企业协会的负责人？
猜测没有错，果然是他！
一下子我们几个人都笑了起来。外向的小李更是笑出了声。
在随后的交谈中得知，被告确已负债上千万元在逃，当地法院也有很多案件无法执行。
最后他说：“你们不妨到当地法院去了解一点情况。”
回到招待所，金科长早已回来。一问，机器找到了，我一阵心喜。
机器找到就好办了，原告申请诉讼保全就可以实现，把封条一贴，我这顺便带办的案件也就漂亮地完成了任务。
但金科长的脸却耷拉着，没有半点笑意。
原来放置机器的房子上已贴满了封条。
“哪家法院？”
“不知道！”
“里面机器上有没有封条？”我急切地问。
“看不清，我不敢靠近窗口。”他小心翼翼。
真是个听话的科长，叫他找到机器后不要打草惊蛇，他居然看都不敢看。
我内心掠过一丝阴影，查封机器的希望有点渺茫。但凡法院查封房屋，在一般情况下，房子里的机器设备不会不同时查封。
匆匆吃了几口饭，我们顶着中午火辣辣的太阳，又向粤江大桥江心洲赶去。
大桥三分之一处东侧向南下去的江心洲上，离大桥几十米的地方，一幢六层楼房坐南朝北，房子的西面是缓缓流淌的粤江，其北面是两间简易的小店，这楼房与小店之间是一条东西向的主要通道，一片民居区散落在大楼的东面。
远远看去，斜贴在墙上的法院封条赫然入目。没错，是当地法院的封条，而且是去年五月份查封的。这说明，三个月前金科长来时，这房子早已查封了大半年。
我们趴在窗口往里看，两年前原告供给被告的三台胶印机静静地坐在地上。
机器上没有看到封条。但不能说明这机器法院没有查封。
既然当地法院有很多案件无法执行，房子也查封了，王江涛的案件早就到了执行阶段，为何机器还在这里呢？如果这店面房是王江涛的，有这么多资产，法院还愁无法执行？难道房子是其他人的？因案件未审结，所以机器还不能动？
我们匆匆走在江堤上，向法庭赶去。
凰新法庭到了，就在江边上，一位三十多岁瘦小的男法官接待了我们。他介绍，江心洲房屋上的封条是他贴的，案件是他办的，原告是江洲管理处，被告是王江浩。
原来王江浩是王江涛的哥哥，小学教师，是他买了江洲管理处的房子未付清房款，法庭才把房子查封的。
“只查封了房子吗？”我问。
“是的，王江浩就这一个房屋案件！房子里有东西，是别人放在那里的，不是王江浩的。”法官肯定地回答着。
王江浩当初买房时已付了一部分款，现在把房子全部查封，已足够。
我想调阅卷宗。他说，案件已上诉，案卷在中院！
所讲信息是否完整？
有些案件虽然是在同一法院承办，但派出法庭与经济庭之间不一定互通信息。经济庭法官可能还没有发现在王江涛哥哥那里还有三十几万元的机器。而法庭的法官也不知道查封房子里的机器会是负债在逃的王江涛的。
我纳闷了，承办法官查封房子，难道就不问问房子里的机器是谁的？要不要通知另放它处？
“听说王江浩的弟弟王江涛有案件在你们法院，真把大拇指斩下抵10万元吗？”
此话一出，这位法官打开了话匣。他说：这是千真万确，王江涛在粤江法院确有好几件案件无法执行，标的有700多万元。王江涛长期逃在外面，有一次有人报信说他回家了，粤江法院派了十几个人赶到他家，当他知道法院的人把楼梯、大门堵住后，王江涛居然从三楼往楼下跳逃走了。所以现在粤江法院也是一筹莫展！
这位法官同行讲到激动时，还用手势来加重语气。外面的谣传已经不是空穴来风，这位同行说的越起劲，我们的失望也就越大。
傍晚时分，我们走出了简陋的小法庭，一天的奔波汇总过来的信息，让人感到希望渺茫。我不敢相信，在同一个法院的法庭与经济庭同时办着兄弟俩的案件，真的会给我们留有机会吗？
尽管如此，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做，该查的还得查，哪怕是一丝疑惑也要解开，哪怕是一线希望也得去争取。
准备明天一早去临江法院。
机器到底查封与否，只有去问临江法院的经济庭，才能了解到全部真相。
早晨的太阳照在身上已经热烘烘的，坐在三轮车上，完全感受到了南国的炎热气候，丝毫没有家乡清明时节雨纷纷的那种凉爽清新的感觉。
经济庭在法院二楼的东面第一间，外面的钢架楼梯就对着这个大办公室，中间八九张桌子面对面一长条摆满了整个办公室，墙壁四周是人行通道。办公室显得拥挤杂乱，桌上堆满了案卷材料。刚上班，法官们进进出出显得繁忙，他们根本无视我和小李的存在。
庭长不在，在院长那里汇报工作。
我们走到了办公室最里面的内勤处，和内勤打了个招呼。在靠东窗口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套功夫茶的茶具，她手脚熟练地泡着功夫茶，然后端了一杯过来，操着一口浓郁的闽南话，热情地请我们喝茶。
差不多只能装一口水的功夫茶杯，要是真口渴，哪能解渴？从昨天到今天，我注意到不管是在工商局还是在法庭，每到一处都摆放着一套功夫茶具。我两只手指端着杯子抿了一小口，苦苦的，一点也不好喝。我本来就不喝茶，如今这功夫茶，顾名思义喝茶是要有功夫的，像我风风火火在外东奔西跑，哪有心思坐下来慢慢品味这浓郁的茶香？不过此时此刻有人请我们喝茶，被人冷落的感觉一下子好了许多。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身材高大的庭长来了。当我们提及康平公司时，他板着的脸上依旧没有一丝笑意。他说，他们确有七件案件无法执法，标的700多万元。
“王江涛在逃，那么他公司的资产呢？”我继续问这位严肃的庭长。
“哪有资产，房租也付不起，要是有办法还用你说！”他显得很不耐烦。
很明显，他不愿意再听我啰嗦，在他看来我的问题毫无意义。
“公司里一点财产也没有了？”
“好了！你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还是早点回去吧！”他懒得理睬，说完，拿着卷宗，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办公室下乡去了。
看着他那过分自信与不屑一顾的背影，一股窝火直往上涌。
我不信查不清这案件。
我叫上小李，坚定地朝楼下走去，急促的脚步声踩得钢架楼梯“咚咚”直响。
可以断定，这位庭长肯定不知道三台机器就是康平公司的。由于法庭与经济庭各自为政，产生了不应该产生的空隙。
这空隙是我们案件唯一的希望所在。
我要找被告的哥哥——王江浩。找到他，机器到底是否被查封也就真相大白。
三、另辟蹊径
离开法院，我和小李迫不及待地坐上了三轮车，朝王江浩的学校赶去。
金科长紧随其后。
街道上琳琅满目的商品，阻碍了我们前进的速度，时而叫人把商品挪动一下才能前行。此刻，我真有一种无奈的感慨，这里的政府部门怎么就不管管这无序的状态？好好的商品店里不放，非要放在路上干吗？
穿过了几条巷子，三轮车歪歪扭扭终于到了阳光小学。
谁知，王江浩已调走，到北口小学任教了。教导主任神秘地告诉我们，王老师官司缠身。
我和小李会心一笑，急忙又朝北口小学赶去。
毕竟是人力三轮车，你急，他也快不了，而且越走越慢，看着汗流浃背的车夫，我们于心不忍。要不是一路走过没有看见出租车，要不是人生地不熟，否则哪会把人家累得呼呼喘气而我们坐在三轮车上被逼看城市风景？
北口小学在粤江最北边的郊区。
赶到北口小学，已是十点过后。金科长在校门外等着，我和小李走进了静悄悄的校园。
王老师在上课。
清脆的下课铃声终于响了，本来空旷冷清的学校一下子沸腾了起来，随着跳跃身影的闪动，叽叽喳喳的声音像是打翻了鸭船，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王老师夹着讲义慢吞吞地跨进了办公室，一看到我们这身制服，他矮小黑瘦的身子突然在门口停留了一下，然后满腹狐疑地看着我们。
我们在隔壁的小办公室坐了下来。小李马上拿起纸笔，做好了记录的准备。
“江洲门面房是谁的？花了多少钱？”我说明来意，直截了当。
“是我的，是我个人名义买的，花了100多万，一层、四层、五层、六层都是我的，一层大概有9～10个门面。”
“房子是何时查封的？”
“是去年五月份凰新法庭查封的，房子全部查封了。”他小心回答着。
“除房子外，还查封了什么？”我继续问。
“除房子外，其他都没有查封，里面有东西，没有查封。”
“为什么常州新民机器厂的三台机器在你的房子里面？是谁放在里面的？什么时候放在里面的？”
“三台机器是我弟弟王江涛的，是他在1996年初放在里面的。”他惶恐。
“这三台机器有人来查封过没有？”我注视着他。
“没……没有人来查封过！”他吞吞吐吐。
我一阵欣喜，尽量克制住内心的喜悦，脸上还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问他关于房子价格、买房时间、查封清单内容、房子钥匙在哪里等等有关情况。
“王江涛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王江涛的家在哪儿？”
“平时与我母亲住一起，在河帮街二号，是我母亲的房子。”
从王江浩处证实：弟弟王江涛确实当着债权人的面剁下了一根手指，抵了10万元钱，但不是大拇指，而是食指。
我听得毛骨悚然。
我请王江浩带路，立即查封三台机器。
他傻眼了，呆呆地说：“钥匙在家里。”
那就去家里拿。
刚好是午间休息，我们代他向教导主任请了假。
他很不情愿地骑上了自行车，我们的三轮车尾随其后。
走到半路，他突然说：“钥匙不在家里。”
“在哪儿？”他犹豫一番后说：“在我妈家里。”
于是，我们向他妈妈家赶去。
一幢公寓楼前，王江浩停了下来。我们与他一起上了楼。
一进大门，一股不通风的霉味扑鼻而来，家里的装饰陈旧普通。我看到了卧床的老太。她耳朵已背，反应迟钝。已是午饭时分，也不知她吃饭没有。
王江浩要吃饭，我们在门外的过道上等着。他会不会借故拖延时间？
我提醒金科长和小李轮流先下楼吃点东西并买好胶水。
中午的气温很高，我站在北边的走道上，觉得很热，口干、心焦，满脑子全是三台机器，万一王老师变卦，叫人来对付我们怎么办？毕竟是去查封他弟弟的财产，他怎会乐意协助？
他突然要下楼。我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王江涛尚且会从这三楼的走道上往下跳，他莫不是想溜？我示意小李快去叫楼下的金科长。
她迅速向楼下跑去。
我表面上还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一边和他闲谈，一边跟在他的身后一起下楼。
王老师下楼后，就直接朝大楼前面一排平房走去，走过几家门面后，他与一个小伙子用粤江本地话叽里咕噜在说着什么。
真是急人，远远传来的对话声，我一句也听不懂。但又不能跟得太紧，不能让他产生不信任的感觉。
几分钟后，王江浩讲完话返回，往家里走去。
金科长嘴里嚼着东西小跑了过来。
由于刚才的小插曲，我提醒金科长，瞪大眼睛，集中精神，时刻关注楼下动态。
我又跟随在王老师的前后左右。
小李就充当着通讯员，楼上楼下，互通着信息。
等待是难熬的，真怕夜长梦多。王老师慢悠悠地准备着午饭，又慢悠悠地吃着午饭，虽说是简单的面条，但我们觉得等了好久。
就在王江浩吃饭的时候，我与小李扒在走道的栏杆上，把封条、裁定书、送达回证等材料准备好了。
下午一点多钟，这位王老师在我们的催促下，终于慢吞吞地与我们一起下了楼。
他还是骑着自行车慢悠悠地在前面带路，我们的三轮车也慢悠悠地跟在后面。
大约又是半个多小时，我们顶着烈日，终于来到了昨天来过的地方。
站在东面的侧门口，王江浩拿着钥匙的手在颤抖。他哆嗦着把东边的小门打开了。
事不宜迟，我们迅速在封条上来回刷着胶水，然后向机器上贴去，三台机器上的主要部件及开关上，该贴的地方一个不落。
贴好封条，把查封财产清单交由王江浩签字，由于王江涛的机器在他的房子里，我一再强调并在清单上注明，没有经过武进法院允许，任何人不能动用。
他冒着汗拿着笔的手还在哆嗦，犹豫片刻，颤巍巍地在财产清单上签了名，并歪歪扭扭写上了时间“1998年3月26日”。
走出大门，看着王老师远去的背影，刹那间，我一直吊起的心得到了释然，一种胜利的喜悦荡漾在心间，控制不住的微笑挂在我的脸上。
金科长更是笑得合不拢嘴，精神十足。
小李甜滋滋的笑容，在她白嫩的脸上好久不愿离去。
太阳已斜挂在西天，我这才突然觉得自己渴了、饿了，嗓子在冒烟。
迅速在对面的小店里买了一瓶矿泉水，扬起脖子一口气差不多喝了半瓶。
顿时，我的胃疼痛难忍，胃痉挛使我直冒冷汗。小李与金科长被我煞白的脸色吓了一跳。过了几分钟，这种剧痛才有所缓解。
我的胃本来就不好，如此一折腾，使我没有了食欲，回到宾馆，勉强吃了几口方便面，也就随便斜倒在了床上。
粤江之行算是漂亮地完成了任务。明天我就可以去厦门办自己的案件了。
但我又隐隐地担心，三台机器是查封了，但查封的机器毕竟在当地法院查封的房子里，钥匙又在王江浩身上。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公告送达、判决生效走完程序最快也要半年以上的时间。
半年中又会发生多少事情？王江浩的房屋案件二审判决生效将进入执行程序，那么机器怎么办？
我不敢往下想，翻身坐起，头脑里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应该想办法立刻把机器拿回去，否则今天所做的一切也许将是徒劳。
怎样拿？先予执行？这么几台大家伙，一台就有四五吨重，现在最高法院三令五申强调一般不允许先予执行，除非不先予执行将给国家财产或个人财产造成损失或使申请人无法生活等困难。现在，即使我想先予执行，就凭我和小李能行吗？
当然不行。
粤江私营企业协会不是协助清理被告企业财产吗？对！找协会去！
立马又朝工商局赶去。
这次是熟门熟路，我们直接来到了邵科长的办公室。他一见到我们，好像是老熟人似的，问我：“去法院了？”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话，而是很高兴地对他说：“我们将被告的三台机器查封了！”
他像是听错了话似的愣在那里，一双疑惑的眼睛看着我，还是用一口粤江普通话问我：“什么？你们查封了机器？被告还有机器？”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价值30多万呢！”
他还是一副怀疑的表情看着我们。用一种似笑非笑的口气对我们说：“真行！”
我把查封清单放在了他桌上。他看了后，笑着一会儿摇头，一会儿点头，表情滑稽，我们都笑了起来。
我们要变更私营企业协会做本案被告。他一听，赶忙摇头，一个劲儿地说不行，他解释说：“协会是群众性组织，是协助企业做些工作，但要协会当被告，不行！”他一口回绝了我们。
现在许多类似康平公司的麻烦事，压在协会的头上，谁愿意没事找事当这个被告？我知道，就凭我们的三言两语，他不可能同意的。
工作人员已经陆续下班。我们请求他们办公室的几个人，能否陪我们一起吃顿晚饭。为了查封机器，我们一天都没有吃什么东西，来到粤江，还没有定心吃上一顿饭。所以，请他们介绍几个粤江菜，让我们解馋的同时，感受一下驰名中外的粤江美味，不至于使我们白来一趟。
邵科长看看我们诚恳的样子，又看看其他同事，想了一下，便答应陪我们共进晚餐。
蒋副科长加上那个圆脸女孩，我们一起来到了饭店。
我自信，用吃饭的时间，我会说服他们同意做被告，然后把机器执行回去！
刚坐定，服务员就要我们点茶水。
“随便，有什么喝什么！”我们哪有心思喝茶？
茶还非得点，不然服务员不倒茶。什么降火的，什么滋阴的，什么温补的，真是名目繁多，我哪懂这些？干脆叫邵科长代劳。而他呢？很是乐意，一边点着，一边还在介绍着各种茶的不同功效。
蒋副科长，四十岁左右，很是热情，有点胖。他介绍着粤江菜，时而还热情地夹着菜。于是，海阔天空，人文地理，粤江小吃，粤江经济，最后终于被我引到了正题——康平公司。
他们纳闷了，我们才到第二天，怎么就把三台机器给查封了？当地法院怎会不知道呢？他们在为我们高兴的同时，免不了为机器没有被当地法院查封而感到有点遗憾。
我虽然内心高兴，但胃疼很不舒服，手捂着胃部。
邵科长见状，一双困惑的眼睛看着我。
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胃有点疼。关键是机器封是封了，可我们无法拿走，急得我胃里更加难受。”
“为什么不可以拿走？”邵科长问。
我告诉他，康平公司名存实亡，企业发展服务公司是一个空壳公司，现在市政府交给你们私营企业协会来处理，虽是一个明智之举，但不解决真正问题。
我戛然而止。邵科长看着我，等待着我的下文。
稍许，我接着说：“之所以这样说，对外而言，矛盾还是有人在负责处理，名义上没有把矛盾推向社会，而事实上，协会本身的性质决定着不可能为挂靠的企业来承担什么债务，也承担不了。当然，有协会出面，帮助企业能转换则转换成有限公司，不符合条件的该关则关，该歇业则歇业。但像康平公司这样的企业，你们就不作处理，而这样的公司才是爆发社会矛盾的关键所在。”
“帮企业清理债务，我们只能与公司经理共同处理，经理都不在，我们怎敢处理？”邵科长似乎听明白了我的话意，赶紧插上一句。
这一下轮到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这就是症结所在，我说：“不管经理是不是在逃，政府把这烂摊子交给你们协会，是让你们来处理问题。经理在，我们还要找你们吗？直接找经理不就得了？也正因为王经理出逃在外，所以我们才要找你们协会，其实，现在协会就充当着这些企业清理小组的职能。在企业现有的资产范围内，处理好债务问题。”
两位科长沉默不语，开始认同我的观点。
话已至此，还欠火候，我又接着说：“像康平公司，你们也明知不可能还有什么起死回生的希望，这么多债务，他不出逃，还能做什么呢？难道你们还指望他回来与你们一起处理债务？而后再办理歇业手续？像王经理这般素质的人，加上现有的法制环境，他能这样做吗？如果能做，他就不是王江涛了。但他所带来的后果，往大了说是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往小了说是害苦了许多债权人。这次，原告还是比较幸运的，毕竟原告所供的三台机器还在，而且已被我们武进法院查封。但是现在原告要把这三台机器拿到常州，吃的苦不说，20多万元货款被拖欠了两年，经济上也是一笔不小的损失！要是你们协会不肯出面帮忙，原告的损失恐怕还要继续发生。半年之后，也许放机器的房子已是江洲管理处的，那么机器就不能再放在房子里了；即使还放那儿，要从别人那里拿走机器又谈何容易，房租费总要付吧！更有可能，王江涛请人把机器搬走后找不到了，怎么办？”
我不是危言耸听，有这种可能。如此沉重的话题，谁也没有了吃饭的心思。
“邵科长，帮帮我们厂吧！厂长说了，要是协会出面解决，我们厂可以让一点。”金科长急忙说。
我也请求邵科长，不！是私营协会的邵会长，希望他能帮帮我们，反正机器已在，又不涉及协会的经济利益。相反，协会出面，原告已经同意留下一台机器。当初王江涛提机器时，毕竟付了10万元的定金。按照法律规定，被告违约，这10万元定金也就变成了违约金，三台机器完全可以拿回去，法院判决当然也是这么判。但如果协会作为清理小组当被告，进行调解，原告同意违约金可以放弃。这样，一旦王江涛回来，协会也有一个很体面的交代。老实说，要是王江涛本人在，原告决不会放弃违约金。现在这样做，既帮了原告，也帮了王江涛，这样的事情，协会当被告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们看着邵科长，等待着他的回答。
他用小毛巾擦擦手，再擦擦额头，一会儿又擦擦嘴，显得有点焦躁不安，犹豫不决。大家的眼睛都在看着他。我知道，他已被我们说动，但真要当被告，心里总不是滋味。
“邵科长，为我们的合作敬你一杯！”我把菊花茶杯端了起来，而他也马上端起酒杯，笑着与我的茶杯碰了一下表示同意。
饭桌上一下子热闹了起来。碰杯声、欢笑声是那么的和谐、愉快。我们约定，明天上午在工商局作进一步的协商。
走出饭店，突然觉得外面的空气清新、柔和，白天的闷热、喧嚣已经没有了，街上的霓虹灯在闪烁，而我们的心也在荡漾摇曳，胃部的不适已经大有好转，大家的心情不错！
一切往最快、最好的方向发展着，一种快感很是微妙。
四、精心准备
第二天早晨，我们随着工商局上班的人群一起走进了邵科长的办公室。
我把准备好的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等放到了他的桌上。
他看了看这些材料后，抬头对我说：“还真当被告啊？”
“当然是呀！要是你没有资格，你想当还不让你当呢！”我这样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
“真的留下一台机器？”他问。
“金科长你说，是不是真留一台？”我转身问站在身旁的金科长。
“我们厂长同意留下一台，不会骗你。”金科长急忙附和。
邵科长一再申明，虽然私营企业协会为服务公司挂靠企业处理遗留问题，但他们协会从未收过服务公司或者是挂靠企业的一分钱，他们处理也只能是用这些挂靠企业现有的资产来处理，不要真当了被告，把所有债务压在他们协会头上，到那时，他就不好交代了。
他的担心是正常的，我们能理解，本来案件上货款加违约金及诉讼费刚好可抵三台胶印机。但原告也认为，调解能把两台机器拿回家已是最好的结果了。虽然两台机器按合同原价是23万元，现在被告欠原告是24.5万元，还有1.5万元无法执行。但三台机器总价又超过原告起诉标的，要是原告不让一点，邵科长同不同意当被告是次要的，如果不同意调解，王江涛的哥哥会忍心让我们把三台机器拿走？我们毕竟只有三个人，以退为进是目前唯一的好办法。
邵科长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拿起笔，恭恭敬敬地在送达回证上签了名。
原、被告双方很快达成了调解协议：“被告欠原告货款24.5万元，该款于1998年3月27日由被告负责以粤江市康平物资公司的两台机器(原告所供的机器)抵款23万元，余款1.5万元，由被告向康平物资公司收回后给付原告。案件受理费8？185元，由原告负担。”
邵科长没有了后顾之忧。我们当场制作了调解书，并送达原、被告双方，签字生效。
我想趁热打铁，明天就执行。
顾教听到案件不但查封了机器，而且已经调解生效，他很惊讶。立即执行的决定更使他大吃一惊。执行的机器又是那么庞大，没有专业拆装人员，就会存在着机器被损坏的可能，万一执行时发生意外怎么办，我和小李能应付得了吗？小李毕竟是刚到法院的实习生。顾教为我们捏了一把汗，叫我们务必再认真考虑一下。
不错，顺便带办的案件办到如此份上，我完全可以回去交差了。今后武进法院派人来执行，就有足够的准备时间，熟练的拆装工人可以带来，还可以带几名法警来。而我，明天就可以去厦门办自己的案件。如果现在我一意孤行，万一在执行时出了问题怎么办？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怎么办？
犹豫片刻，我决定还是立即执行！如果怕这怕那，那就不要当法官，既然选择了法官这一职业，就不能只为自己考虑。有时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并不是坏事，起码对方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效果反而更好。
既然主意已定，方方面面不得不考虑周全。
时间急迫，两台胶印机器，一台就有四五吨重，吊车、铲车、拆装工人、集装箱、搬运工人，特别是王江浩、江洲管理处，还有其他王江涛的债主，得知执行消息是否也会来哄抢？安全保卫工作怎么办？一旦闹事又怎么办？当地法院已不敢指望，他们自己的案件都无法执行，当他们知道我们才到三天，就把机器执行回去，会怎样想呢？
事已至此，我们只能取得邵科长、蒋科长的支持。他们毕竟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大家忙开了，两位科长电话打个不停，联系铲车，联系吊车，联系运输车辆，联系拆装工人。
我向顾教求救，钱！急需要执行期间的费用。此行，原告厂里没支付一分钱，金科长随身带的钱已经支付了我们三人从常州到珠海的三张机票，以及从珠海到粤江的车费，还有这两天的住宿费，现在可用的钱已不满千元。据了解，租用一天铲车、吊车，没有上千元钱叫不来，拆装搬运工人没有二三十个人下不来，每人一天按30元工资计算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这些人还要吃饭、喝水，更主要的是汽车运输这笔巨大的开支。运输费尽管不用全额付，但必须先付一部分，高昂的过桥过路费不能不考虑，否则哪个运输部门也不会承运。
钱！钱！钱！怎么办？顾教说会尽快把钱汇来。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就算当天能汇出，到粤江起码也得五六天时间。一旦执行，没有钱怎么行？
下午三点多钟，在两位科长的帮助下，铲车、吊车已落实，十吨集装箱汽车也已初步落实到位。
为了运费及工钱，通知他们立刻到工商局来商议。
铲车师傅、吊车师傅赶来了，拆装工人、搬运工人赶来了，没多久，卡车师傅也匆匆赶来。一个多小时后，大约四点多钟，长途运输费、吊车费、铲车费、工人工资已达成了口头协议。
我们当即决定，明天上午八点大家在执行地点汇合。
接下来是安全保卫问题。如果不通过当地法院，我们这样大张旗鼓地执行，江洲管理处、当地的村民们会毫无反应地让我们执行吗？凭我的经验，不太可能。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当地公安配合才行。
我只能找邵科长。邵科长不认识当地派出所的人员，但他认识一位区公安局的教导员，关系不错，可以通过他叫下面派出所出一位民警，然后由民警找到当地治保主任，这样一级找一级，矛盾也就会迎刃而解了。
有了公安，没有当地法院的人参加可能也不行，老百姓有时就认当地法院，认为外地法院执行一定要通过当地法院，否则他们就不认，解释也不一定会有用。
辖区法院不能叫，那么只能是中级法院。我建议邵科长从中级法院里找一位法官明天能到执行现场亮一下相就行。
真巧，邵科长恰好有一位亲戚在中院经济庭担任庭长。为了能敲定这两位关键人物，我要他马上联系。
公安局的教导员电话联系不上。我按捺不住内心的焦急，在我的催促下，邵科长带上我和小刘向公安局赶去。
不巧，教导员在开会，真急人，眼看太阳要落山，我只能硬着头皮让邵科长把他叫了出来。
我出示证件并将请求协助执行的介绍信递给了这位四十岁不到的年轻教导员。邵科长与他交谈不到几分钟，他就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他保证明天派一名民警到执行现场。
我长吁了一口气！刻不容缓！向中级法院赶去！
就在下班时刻，我见到了邵科长的亲戚。加上案件已经调解生效，在我与邵科长的一再请求下，他无法推托。最终他答应，明天一早他亲自到执行现场。
太好了，我高兴地连声道谢。只要他能到执行现场，那么，明天一旦有事，这位庭长，他身后站着的是整个粤江地区的法官们！
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剩下的就是明天执行的经费问题，现在是万事俱备，只差钱！
金科长耷拉着脑袋，无计可施。
眼看太阳就要下山，西边满天的霞光，就像我火烧火燎的心。在粤江，我举目无亲，到哪里能立刻借到现金？除了刚认识的这两位科长外，我又认识谁呢？
我一个小小的法官，到底有何德何能？认识他们才三天就要向他们借钱？可我如不开口，我们还能向谁借？
我只能硬着头皮，请求邵科长的支持：“好人做到底，送佛送西天，今晚借3？000元给我们，否则我们忙活了整整一天将付之东流。”
两位科长很清楚我们现在的困境，也知道我们的钱在来粤江的路上。
邵科长看我心急如焚，犹豫片刻对我说：“借给你们吧！法官开口借钱，不好不借哦！”
我的鼻子顿时酸酸的，眼睛也有异样的感觉。
我和小李即刻又向王江浩家赶去，明天他这个关键人物不能有闪失。
晚上九点多钟，我们刚踏进招待所大门，邵科长拿着刚凑齐的3？000元现金匆匆赶来。
金科长写了借条，我作为担保人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此刻，邵科长不无诙谐地抖着借条说：“到时不还我钱，我到法院告你这个法官去！”
“哈哈哈……”
五、齐心协力
夜深人静，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该考虑的不知考虑了几次，该想的也不知道想了多少遍，强迫自己赶快入睡，就是睡不着。
天才蒙蒙亮我们就起来了，准备迎接特殊的一天。
八点钟不到，我们赶到了执行地点，紧接着邵科长也来了。
我再次察看地形。高高的六层楼，北边五六米宽的路是出入江洲的瓶颈通道，来来往往的行人、车辆本来就川流不息。路的对面是简易小店，房子的西面一条狭窄的路紧挨着平静的粤江，东面是一片参差不齐的民房。
执行环境很差，机器设备吊装上车必须在这唯一的通道上。
铲车慢吞吞地开来了，工作人员人也陆陆续续不断涌来，使本来就狭小的路口显得更拥挤。
王江浩怎么还不来？我担心。
前天我们来查封，是打开东面的一扇小门，房子的大门是朝北向着小店，这大门上一把大锁静静地挂在那里。
大锁是江洲管理处的人另外加上的锁，王江浩没有钥匙，他只能打开里面的门锁。
派出所的民警到了，我的心一下子定了许多。小伙子身穿制服和邵科长与我一起向村中走去。
来到治保主任的家，民警的一番话，使他同意了在我们执行时负责治安问题。然后又在治保主任的带领下找到了该村主任。又是一番解释，在这位主任搞明白情况后，又找到了江洲管理处的负责人。
等到工作一一做通，最后找到开锁的人打开门上的大锁时，太阳已爬上杆头。上午十点多了，我们还没有真正动手。
此刻，中院的庭长早已来了，王江浩也来了，铲车、拆装工人早已待命，为了方便通行，十吨集装箱大卡车及铲车就在西边沿江路上待命。
执行工作全面展开。
金科长全面负责拆卸机器的指导工作，机器拆卸的好坏由他负责。邵科长负责与江洲有关负责人的协调，注意不要节外生枝。蒋科长负责装车及管理搬运工人。民警全面负责过往行人及装卸工作的安全。小李负责看管卷宗，并制作好执行笔录。吊车、铲车自身的安全操作由其自行负责。中院的梁庭长只要执行开始后在半小时内无问题，他便可离开。
几十个人，在我们的安排下各自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不到几分钟，问题来了，由于临时叫来的人不懂机械知识，使用扳手、螺丝刀工具不在行，再加上他们带来的工具不是专用工具，远远不能胜任这艰巨的拆卸工作。工具不顺手，马上派人去买！可人不会使用，却不能立即更换。在这紧要关头，到哪里去找熟练工人？金科长亲自示范，手把手地教，这些人现学现做，速度实在太慢。这庞然大物，就是纹丝不动。买来了新的工具，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仅拆下了几根附件。
已是中午时分，气温已越来越高，没有一丝风，在场的人无不汗流浃背。小店里的矿泉水已被我们全部承包，一人一瓶就是几十瓶。
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窄窄的通道，里里外外足有六七十人，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这么多人手忙脚乱，七手八脚，还有过往车辆与行人，最麻烦的是许多看热闹的小孩儿在嬉戏跑跳。我提心吊胆，千万别出什么事。我一会儿到屋里叫他们注意安全，一会儿跑到外面叫他们小心行人与孩子，一会儿提水给他们解渴，一会儿又对村主任如此支持表示感激。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一台机器的地脚螺丝已松，附件也已拆的差不多，一直在江边等候的铲车驶了过来。
开到大门外，问题突然来了，笨重的铲车怎么也无法开进大门，就差那么一点，就是进不去。
如果用手动铲车，又无法承载这四五吨的重量，大铲车又无法开进屋内，真是两难的问题！汽吊车更是无法进门。
怎么办？纵然有几十个人在，也挪不动这四五吨的铁疙瘩。大家都急了，七嘴八舌，比较一致的意见，就是把大门拆开。
王江浩不同意，村主任坚决反对，我也觉得不妥。房子本身的纠纷还在诉讼之中。
已是午饭时分，先吃饭，办法慢慢想。这么热的天，别说干活，就是站着也是又累又渴。
快餐送来了，快餐店一共只有二十几盒饭，这些饭全部给工人吃还不够。其他人只能用方便面充饥。
谁知道，小店里的方便面也不多，勉强每个人能吃上一碗，矿泉水也只有几箱。
店主是夫妻俩，意外的生意使他们热情地招呼着客人，忙着烧水泡面。
几十个人站着、蹲着，有的直接坐在了地上吃着午饭，在这窄窄的道路上，场面颇为壮观。
发挥集体智慧，大家边吃边想。
大家议论纷纷，最终汇集的意见就是立刻找铁棍，运用杠杆原理把机器撬到大门口，这样铲车就可以在门外伸进去铲起胶印机。
这么短的时间内，到哪里去找这么多的铁棍、木板呢？会不会把机器撬坏？
可是，目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
主意已定，各就各位，找铁棍的任务交给了铲车师傅。其余的人还是继续干着原本自己的工作，能拆的尽量拆下来。
过了许久，铁棍找来了，木板也找到了，人们兴高采烈。
天气闷热的没有一丝风，蒋科长的T恤衫湿得前心贴后背，额头上的汗水也滚到他胖乎乎的脸上，金科长骨瘦的脖子上汗珠也在流淌，邵科长跑进跑出，村主任也是赶前忙后帮着吆喝。
十几米长的集装箱车也开到了大门口，使本来就狭小的道路拥挤不堪，民警时刻跑前跑后注意着过往车辆与行人。
小李抱着卷宗站在小店门口，紧张地看着这一切。
几十个人各就各位，一声吆喝，拿铁棍的拿铁棍，垫木板的垫木板，抬机器的抬机器，扛机器的扛机器，终于将胶印机搁在了铁棍上面的木板上。随着一声声的吆喝，推机器的推机器，拿铁棍的拿着铁棍小跑着一根根迅速向前递进，木板也一点点向前延伸。
终于，下午三点多钟，一台庞然大物，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总算推到了大门口。
铲车师傅熟练地将胶印机铲起，慢慢地装上了早已等急了的大卡车上。
大家松了一口气，脸上洋溢着笑容。
如此热闹的场面，小李也看傻了。
此时，小店里的矿泉水早已全部喝光，店里唯一的两串提子水果，一人一颗也早已吃完。
为了抓紧时间，我与小李朝着滚烫的开水打着扇子。
在这紧要关头再不抓紧时间，恐怕到天黑还搞不完。
我匆匆吃了一碗方便面，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又投入到搬运第二台胶印机的指挥中。
有了第一台机器的经验，第二台的拆卸也就快了许多。但由于第二台机器在里面，从里面推到门口不是直线距离，增加了难度。
大家劲往一处使，随着一声高过一声的吆喝声，机器朝着大门口移动着。
直到太阳投入地平线时，第二台胶印机总算也顺利地装上了集装箱。
剩下来的就是扫尾工作，蓬头垢面、满身油污的金科长负责结算工钱。
脸上晒得红彤彤的小李认真地将另外一台胶印机上的封条揭下，同时将执行笔录让在场人及原、被告签了字。
我与驾驶员将昨天的口头协议变成了书面协议，并将驾驶员的驾驶证、身份证一一复印，6？000元的运输费先支付1？000元。我知道这1？000元从广东粤江到江苏常州，仅油钱及过桥，过路费都不够，由于邵科长的因素，他同意了。余款5？000元将货安全送到原告厂里后，立即付清。
一天紧张的执行工作总算是顺利结束了，在我们一声声的道谢声中，人们渐渐散去。
我看着长长的集装箱，载着价值23万元的两台胶印机慢慢驶离现场的一刹那，不知是激动还是一下子放松的缘故，我整个人一下子瘫了，走路也没了力气，嘴唇上早已裂开了口子，嗓子也已沙哑，胃也疼得厉害。整整一天，我们都太累、太累了！
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顶着满天星星，坐在人力三轮车上回到了招待所。
一回到房间我就倒在了床上，晚饭也不想吃，胃疼使我觉得自己就要病倒了。
但我高兴，胜利的幸福感萦绕在心中。
六、特殊抵押
“咚咚！咚咚！咚咚！”刚倒在床上就有人来敲门。
“谁啊？”我有气无力。
“服务员，你们要付房费了！”门外传来了服务员细细的声音。
房费？噢！是要付房费了，金科长的身份证昨天就押在了总台，早晨出去时，服务员提醒过。
金科长来了，尴尬的表情不说我也知道，他身上的钱已不足百元，向邵科长借的3？000元现金，今天一天的花费已远远超过，现在他身上的几十元钱，那是我们今后几天的全部费用。
我拖着沉重的身子跟着服务员来到了总台。
只能说明暂时困难，请求她们的谅解。
家有家法、店有店规，他们也是按规定办事，昨天的房钱，金科长口口声声说是今天来付，可今天不但不付，反而还要继续赊账，他们怎能答应？
此时此刻，我只能把执行公务证和身份证全部拿了出来，证明我们不是不付房钱，确实是钱在途中。
几番轮回，好话说尽，服务员总算开恩，但必须把我的身份证和执行公务证全部押在总台。
我请求只押身份证，把公务证还给我。
“不行！要不是你法院的证件，我们才不同意你们继续住呢！现在假身份证多的是。”她说得振振有词。
我无语。要不是法院的公信力，我们将会被赶到店外，睡马路。
我忐忑不安，再三关照，执行公务证千万不能丢失，尽管有我的照片，但我怕产生不可收拾的后果。
离开服务总台，心里掠过一丝悲凉，本来累了一天，胃痛难受，现在更是雪上加霜。仿佛他们不是扣押了我的身份证和执行公务证，而是扣押了我这个法官。没有证件，我寸步难行。原本今天执行结束，明天就可以带上小李去厦门继续办案。由于厦门案件涉及制造机器的设计参数问题，案件比较复杂。我也不知道此去要在厦门待多久才能回家。
就是这“钱”！使我只能困在宾馆，从现在开始看着天花板，吃着方便面，耐心地等待着钱的到来。
邵科长的3？000元钱，我是保证人，今天零星的工钱及铲车费还没有付清。我与两位科长素昧平生，我们能在没钱的份上做到这样，已是很不容易。我知道并不是自己有多大的能耐，而是靠我这身制服和头上的国徽、肩上的天平。
长期以来，我为自己能当上一名职业法官而倍感欣慰与自豪，如今这种自豪感因这种特殊的抵押而大受打击。现在全国上下齐声高喊：“不准三同”“开前门，堵后门”。可是法院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出差补贴规定，再怎么喊，再怎么叫，全是一句空话。
如今呼声高了，法院也开始尝试着出差的案件预收一点出差费，然后由败诉方承担。厦门案件就是法院避免“三同”的开始。
我相信，要不了多久，再也不需要用法官原始的信任来做特殊的抵押，法官职业的神圣感、荣誉感，将永远使我们这些法律人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第二天醒来，艳阳高照，体力得以恢复，证件被扣押的阴影也随之散去。
我忽然觉得，几天的空余时间，这不是上苍对我的恩赐吗？十几年来，每次出差的点点滴滴、酸甜苦辣，总想把它记录下来，总想让长大后的儿子看看法官妈妈当年的工作情况，这个愿望、这个梦，我做了很久很久。昨天执行时阵阵的吆喝声，还有河北的枪声、姑娘们的哭笑声、辱骂声、哀求声，这一桩桩、一件件、一幕幕，像潮水一样汹涌而来。
写作的冲动已填满了胸膛，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满脑子想着这些鲜活的人和事该怎样表达？是在办案素材的基础上加工提炼成小说？这样肯定比办案纪实要引人入胜、跌宕起伏。然而，我不是作家，不会妙笔生花，况且这也不是我的初衷。只有再现岁月的印记，才能让儿孙们了解祖辈当初的工作及生存情况。
从厦门回到常州后不久，《京畿枪声》初稿，像我另一个孩子呱呱坠地，宣告来到了这个世界。
我知道她很丑、很弱小，有很多不足，但她是一个普通女法官用十几年的办案心血孕育出来的孩子，是一个基层女法官怀揣着职业荣耀与法律梦想的激情孕育的新的生命！
我坚信，随着法制的不断进步与完善，职业法官在庄严的法庭上，敲击法槌的声音会更加沉稳，代表法律的正义之声将更加威严……
后 记
人生最美妙的阶段，莫过于天真烂漫的童年与充满幻想的少年。然而，十年动荡，刚巧伴随着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在红卫兵的高呼声中与戴高帽游行的铜锣声中，宝贵的青少年时代我就在懵懂中度过，在考试“交白卷”光荣的时代背景下，我全然不知道中国还有法官这么一个职业。谁料到自己后来会当上一名法官并出版了这本书？
最初想把办案过程记录下来是那次河北出差回来。火车上挤得水泄不通，要不是那袋巨款，我实在无法预料，真要在难以站立的车厢里挤上十七八个小时，我能否坚持到家而不倒在车厢里。
于是，一篇小小说《乘车》有感而发，没想到，居然在《常州法学》杂志上发表了。从此，把办案情况记录下来的想法就在我的心底萌生。
从完成第一篇《京畿枪声》初稿，到现在的正式出版，一路走来，领导的支持与关心、朋友的帮助与鼓励，无不使我感到温暖与欣慰。
庄旦良、欧阳捷，当初为了此书以什么体裁来表达，我们争得面红耳赤。特别是马中原老师，反复强调不管是小说还是纪实，一定要注意文学性。虽然在几年前他因病已经悄悄离开了我们，但他曾经的提醒，使我的这本办案纪实有了一点文学色彩。七十岁的奇石界老前辈、观赏石美学老师雷敬敷，在我修改稿件的半年多时间里，我的每一篇文章，他总是认真地提出了具体的增删建议，同时，每一次都给我莫大的鼓励与信心。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本纪实还在修改期间，就得到了常州市武进区委宣传部及武进文联的肯定，成为今年武进区文化产品创作扶持项目。
当然，要不是武进法院领导与同志们的支持与帮助，《清流飞花——女法官办案纪实》也许要到我退休之后方能出版，是潘桂林院长的鼓励使之得以提前与读者见面，而且，他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建议，使这本纪实更加丰满厚重。
特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法学家龙翼飞教授，在百忙中冒着酷暑为我写序，使我在兴奋感动之余，又有了几分不安。
诚然，要不是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这本纪实也难以这么快地顺利出版。还有许多领导、编辑、朋友都给这本书献计献策，涂克冬？？？庆胜作家、柏萍夫妇……他们无不尽心尽力。
总之，对帮助、支持和关心我的所有人道声衷心的感谢，是你们使这本书又增添了许多人文的内涵，感谢你们！
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丈夫与儿子，要不是他们近三十年来的理解与默默支持，就没有我这个法官的今天，也就没有这本纪实的存在。
此外，书中所涉及的单位名称、人名及地名均为化名。作为一个写裁判文书的法官，写作水平与专业作者存在一定的差距，书中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敬请读者多多包涵并不吝赐教。
吴亚频
2013年金秋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