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翱(77-841)，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录省秦安县北)人，唐代着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幼时“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后从韩愈学古文。中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进士。曾任国子博士、知制诰，中书舍人，史馆修撰、谏议大夫、刑部侍郎、山南东道节度使等职。为人“性刚急，议论无所避，执政虽重其学，而恶其讦，故久次不迁”。在仕途上很不得志。武宗会昌年间卒，谥曰“文”，后人将其着述汇集成《李文公集》卷，并曾与韩愈合着《论语笔解》卷等。
李翱本人的社会地位不很高，一生的从政生活也不顺利，只是因为在学术上颇有造诣，故受到朝廷重臣李景俭、裴度等人的重视。在政治上和学术思想上，李翱均与韩愈相近。他虽不满于豪强的土地兼并，但却指责王叔文等人的变法改革使“天下懔懔”，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他一生“敏于学而好于文”，在学术上很快成为韩愈推行“古文运动”的得力助手。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韩愈从董晋到汴州，李翱恰好也到汴州来，二人相识后便时常研讨学问。从此，李翱依附韩愈，研究和宣扬韩愈的思想，并娶韩愈从兄韩之女为妻，二人关系极为密切。他赞扬韩愈说：“我友韩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非兹世之人，古这人也。其词与其意适，则孟轲既没，亦不见有过于斯者。”韩愈对李翱很是器重，不仅时常通过书信研讨问题，还称赞李翱思想颇为精细，他说：“习之可谓究极圣人之奥矣。”
对于佛教的态度，李翱即不同于韩愈，也不同于柳宗元。作为韩愈的学生和密友，李翱也力主排佛，他着《去佛斋》一文表明反佛的立场和理由，但批评韩愈虽然反佛，而“不知(佛教)心，虽辨而当，不能使其徒无哗而劝来者。”他不赞同柳宗元明确打出援佛入儒的旗号，认为柳氏只重取佛而没有强调维护儒学的主张，暗自分析和吸收佛学的思想和方法，为儒学的改造和完善，为儒学最终战胜佛教的目的奋斗。他的这一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韩愈、柳宗元对待佛教思想的偏差，为儒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宋明理学就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和逐渐成熟的。
后人评论李翱，常用“儒表佛里”一词概括之，这的确形象地说明了李翱思想的一个特点，即李翱在思想上受到佛学的很大影响，吸收了佛学的许多主要的思想和方法。早年他曾与信奉天台宗的着名学者梁肃有交往，深得梁肃的赏识。后在任郎州刺史时，与禅宗僧人惟俨时有交往，并常向其质疑问道。他称赞佛徒养心离欲的修身方法和不为外物侵乱的治学之道。他常说：“天下之人，以佛理证心者寡矣。”又说“佛法论心术则不异于中土，考教迹则有蠢于生灵。”肯定了佛教的主要思想内容，抨击了佛教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对佛教的分析是具体的，深入的。他的代表作《复性书》，其基本思想主要来自佛教的《大乘起信论》和《圆觉经》等，受到梁肃乃至湛然等人的熏陶和影响。但是，“儒表佛里”说又不能十分贴切地表现李翱思想的特点，因为李翱虽然吸收了佛教的思想和方法，但终极目标是援指入儒，改造儒学，最终战胜佛教。所以“佛里”只能解为包含和兼容，“儒表”则表现出他旗帜鲜明。
在哲学思想上，李翱的主要观点均集中于《复性书》三篇之中。
他以性情为主题，以儒家的经典《中庸》为核心，以佛教思想作补充，试图建立起一种新的人性哲学体系，在思想的深度上远远超过了他的师友韩愈，开宋明理学、特别是“二程”思想之先诃。
和韩愈一样，为了发展儒学，与佛道抗衡，李翱也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思想，所不同的是李翱建立的儒家道统是以《中庸》的传授为中心的。他说：“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于孟轲。轲曰：‘我四十不动心’。轲之门人达者公孙丑、万章之徒盖传之矣。遭秦灭书，《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于是此道废缺，其教授者唯节行、文章、章句、威仪、击剑之术相师焉，性命之源则吾弗能知其所传矣。道之极于剥也必复，吾岂复之时邪？”他制造了《中庸》原有四十七篇的故事，试图以独得《中庸》义蕴的身份占据直承思孟学派思想和儒学正统传人的地位，这无疑是韩愈《原道》思想的故技重演。所不同的是，李翱在论述中引入了佛教禅宗“以心相传”的说法，为“新”道统说和其自身传道者的地位涂抹了神秘的色彩。他说：“有问于我，我以吾心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命曰《复性书》，以理其心，以传乎其人。乌戏！夫子复生，不废吾言矣。”表明他振兴和发扬儒学的使命感和与儒家古圣贤心通神往的特殊关系，为其学说的弘扬制造神话效果。
在《复性书》的开端，李翱明确地写道：“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所匿矣，非性之过也；七者循环而交来，故性不能充也。”在《论语笔解》中李翱又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性命之说极矣，学者罕明其归。今二义相戾，当以《易》理明之。‘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又‘贞利者，情性也，’又‘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谓人性本近于静，及其动感外物，有正有邪。动而止，则为上智；动而焉，则为下愚。寂然不动，则情性两忘矣，虽圣人有所难知。故仲尼称颜回‘不言如愚，退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盖坐忘遗照，不习如愚，在卦为复，天地之心遂矣。亚圣而下，性习近远，智愚万殊。”引用了道家、儒家和佛教的不少内容和术语，不仅将“阴阳”、“道”、“善”、“性”联系起来，还以“静”、“动”作为形成正邪、善恶、上智、下愚的关键。在董仲舒、韩愈“性三品”思想与柳宗元“失性”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性善情恶理论，创造出新的人性思想。
李翱的性情理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入了佛学的内容，其所言“性”，相当于禅宗的所谓“佛性”，“情”相当于禅宗所谓的“五阴”或“妄念”。《六祖坛经》指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阴持入经注》则指出：“身有六情，情有五阴。”李翱认为这些理论都是可取的，“百骸之中有心焉，与圣人无异也。”并进一步仿照《孟子》一书的笔法写道：“问曰：‘凡人之性犹圣人之性欤？’曰：‘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也，其所以不睹其性者，嗜欲好恶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不为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为也，情有善不善，而性无不善焉。’”
在他看来，“性”、“情”是皆然对立的，“性”是善而且万众一致的，不仅尧舜与桀纣同，而且“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性者，天之命也”。这种天生的善性，就是仁义礼智等德性。而“情”是导致不善的根源，“情者性之动也”，“情者性之邪也”，“情者妄也、邪也”。
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克制和去掉情欲，才能使失去的善性复归。”
当然，李翱并不是简单地主张去情存性，而是进一步分析性与情两者的关系。他认为，情虽恶、性虽善，但二者有一种互相连带的密切关系。“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
情由性而生，性由情而显，性是内在的，情是外露的，二者互为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