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识别人才，是唐代一些教育家普遍注意的问题。李翱在其《答朱载言书》中，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一)关于选才标准
他认为那种“多病少学”的人是不堪重用的。他根据个人的经验强调说：“盖行己莫如恭；自责莫如厚；接众莫如弘；用心莫如直；进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择友；好学莫如改过。此闻之于师者也。”在这里，他提出了七条选才的标准，这七条也是个人自我修养的方法。
一是在自己行事时，最重要的看他是否谦虚谨慎；二是在处理个人问题时，最重要的看他能否严于责己；三是和他人接触时，最重要的看他能否宽以待人；四是他心里所想的，最重要的看他是否“无私”、“无邪”，即是否符合仁义道德；五是学道行道时，最重要的看他是否坚定勇敢，能否“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六是交友时，最重要的看他能否选择益友，还是“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七是好学与否，最重要的是看他能否认真省察和改正自己的过错。这七条，实际上即是一条，即看他对于“先王之教”，亦即儒家之道，是否坚信不移，忠贞不渝。在这里，李翱卫道的立场看得很清楚。就这一点来说，这选才标准是不足为训的。但这七条作为个人自我修养方法来说，他强调谦虚谨慎、严于责己，宽以待人，善于择友，勇于改过等等，还是含有合理因素，有可取之处。
(二)关于选才方法
他说：“相人之术有三：迫之以利而审其邪正；设之以事而察其厚薄，问之以谋而观其智与不才，贤不肖分矣。此闻之于友者也。”
在这里，他提出了三条识别与考察人才的方法：一是通过利欲考察他的心地是邪还是正；二是通过实际工作考察他的能力是大还是小；三是通过议研政事考察他的智慧是高还是低。他认为通过这种办法识别与考察一个人，则其是否是人才，便泾渭分明了。这种识别与考察人才的方法的可贵之处，在于以事实为依据。它为后来宋王安石所继承与发展，对今人也是很有启发的。
综上所述，李翱教育思想的特点是受佛学的影响很大，他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观点渗进佛学思想。所以，时人曾有这样的评语：“习之言道，而其言未纯于道，辟佛，而其言时或于佛。”这是有道理的，可以说，李翱的教育思想乃是儒、佛两家教育思想合流的产物。因此，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充满了唯心主义成分和神秘主义色彩。但在他的教育思想中也继承和发挥了儒家某些传统的观念，也含有一定的合理的唯物主义因素。他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复性”说，对宋代二程、朱熹很有影响，为宋明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就这一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与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