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且先不要拘泥于摩西、但以理和保罗的例子，他们三位都精通埃及文、迦勒底文以及希腊文的多门学问，而希腊人也不可能不读他们的、特别是保罗的各种着作。保罗认为在圣经中加进古希腊三位诗人(其中一位是悲剧作家)的警句，并非对神不敬。虽然如此，这个问题曾引起古代神父们的争论，极少数人肯定这是合法的和有益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于是朱利乌斯·凯撒，这个背叛了自己信仰的人，我们的信仰的最狡黠的敌人，就制订出一条法令，禁止基督徒学习圣经之外的一切学问。他说，因为他们用我们的武器伤害我们，用我们的科学和艺术战胜我们。事实上，基督教徒们也被这个阴险的手段逼得走投无路，有陷入愚昧状态的危险，以至两代阿波林纳雷都高兴起来。象有一个人说过的那样，要把七艺从圣经中抽出来，使圣经变成各种形式的讲演、对话和诗歌，以至拟订出一个新的圣经语法。但是历史学家苏格拉底说，上帝的意志远远超过了阿波林纳雷乌斯父子的力量，上帝取消了那个野蛮愚蠢的法令，也带走了法令制订者的生命。被剥夺了学习希腊文的权利使他们受到巨大的创伤，他们以为这种隐蔽的、杀人不见血的迫害，较之戴齐乌斯或戴克里先的残暴更易使宗教一蹶不振。也许正是这种政治潮流使圣·杰罗姆白昼噩梦，在四旬斋期内看见魔鬼用鞭子抽打他，因为他阅读了西塞罗的作品，要不然那就是在他发高烧时神志不清所见的幻象。因为，如果他不是过分地专注于西塞罗文体的研究，天使就不会惩戒他，何况惩戒阅读，而非惩戒虚华，可见这种说法显然是一偏之见。首先，他之所以受惩戒是因为阅读了庄严华丽的西塞罗的作品，而非为了浏览粗俗下流的普劳塔司的作品(他承认不久前读过)；其次，只惩戒他一人，而让其他神父们用那些美丽的、赏心阅目的言词消遣自己，直到老死，毋需受到神灵的鞭笞教诲。因此巴兹尔教训说，为了同一目的，应如何引用荷马的不太有名的一首打油诗《玛尔吉蒂斯》来说明，而为什么不引用当时意大利的浪漫故事《穆尔干特》。但如果上述说法得到人们的同意，那我们都要在幻觉中受审判了。这儿有一个关于幻觉的记载，欧塞比斯的记载，比杰罗姆对修女欧斯陶琪姆所说的故事要古老得多，而且一点儿也没有高烧和神志不清的嫌疑。狄奥尼乌斯。亚历山大纳斯，公元二百四十年间的一位因虔诚博学而名重一时的宗教人物，为了增强自己反对异端的能力而经常阅读反基督教的书籍，直到一位长老让他自问良心，怎么敢于如此大胆地神游于亵渎神明的卷册之间。这位值得尊敬的人物，不愿开罪于人，于是自我沉思应当如何认识。正当此际，他忽然得到上帝赐予的启示，一封出于他自己手笔的书信肯定了这个问题，他用如下的语言认可了他的行为：阅读任何你手边能得到的书，因为你有足够的能力作出正确判断并明察任何事物。对于这个启示他立即表示同意，正如他自我表白的，因为这符合于派往萨洛尼卡的使徒的语言，验证一切事物，牢牢地掌握最美好的东西。也许他还加上了同一作者的其他名言。说到纯洁，一切东西都应当是纯洁的，不仅仅是肉和酒，也包括一切门类的知识，不论是善的还是恶的。如果人们的良心不坏，则一切知识都不能是堕落的，因而书籍也不可能早有害的。因为书籍也象肉和食品一样，有本质好坏的区别，但上帝在那个并非伪造的启示中的语言，毫无例外地提高了彼得的地位，屠宰吃肉，听任个人自由选择。对于一个没有消化力的胃，卫生的肉食和不卫生的肉食很少区别或几乎没有区别；对于一个顽劣的头脑，最好的书籍也可能间或被应用于坏的方面。最好的调味品也无法使腐肉提供良好的营养；但坏书和食品是有区别的，对于一个善于思考和有判断力的读者，坏书在许多方面可以使他有所发现，有所警惕，使他能够批判和说明。就我们所谈的这个问题来说，我要举出一个更好的证人，这就是坐在议席上的、举国闻名的知识界的领袖塞尔登先生。诸位可曾料到么？塞尔登先生在他的关于自然法则和国家法律的着作中，不但博采名家权威的言论，而且精心探索，举出理由和公理，几乎是运用数学的方法加以证明和论证：凡一切见解，(包括有明显错误的、知识性的、读书得来的、经过验证的，)都能为迅速求得真理服务，或有助于迅速求得真理。因此我以为，当上帝扩大宇宙间人体所需要的食品时，并未提到节制，他一如既往，让我们的意识纵情吸收营养，以便每个成年人能因此尽量发挥才能。节制是何等伟大的品德，而人的一生又是如何地转瞬即逝？但上帝仍然让每个成长起来的人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而不予以任何法律条规的约束，这又是何等伟大的信任。因此，当他从天上踢给犹太人食物的时候，每日每人一份神粮、鲍鱼，足够一个人称心如意地吃上三天。人类吸收外界的行为，并非排出体外的行为，都是洁净的行为。上帝并不习惯用条文把人们永远像孩子似地束缚，而是信任他们可以凭理性的天赋自己主持选择。如果法律和义务发展如此迅速，以至概括了迄令为止由人劝导和勉励去作的行为，那么布道传教的工作就很有作用了。梭罗门教导我们说，过多的读书有伤身体，但他或其他有灵性的作家，并未告诉我们阅读什么样的书是非法的。但是，上帝肯定曾经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限制我们是必要的，作为权宜之计告诉我们什么是非法的，可能比告诉我什么是无益的更好一些。至于由于圣保罗的改变而焚毁以弗所书的原因，据回答说是因为叙利亚人把这本书变成了魔法。这本书的焚毁是着书者保罗自愿的，是秘密进行的，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自愿的先例：在远方的人们自己焚毁了自己有的那本书。但地方长官并未奉到焚书的指令。有些人按照书中所说的去作，另外一些人或者从中读到某些有用的东西。我们知道在知识世界的园地里，善与恶几乎不可分割地共同生长着，善与恶的知识是如此互相联系、互相交织，而且巧妙地相似，使人难于辨析，因而人们灵魂所承受的那些混乱的知识因素，要使人们终生勤劳不息才能对这些因素鉴别、分类，使其好坏有别。正由于一个被品尝出味的苹果，善与恶的知识才作为一对孪生姊妹破壳而出，双双跃进这个大千世界。这也许就是亚当注定应当要知道善与恶的原因，也就是说由于恶而知道善。所以今天人们的状况就是：离开了对于恶的知识，人们聪明的选择和自我克制又有什么根据呢？能够认识和考虑恶和恶的诱惑、以及因而带来的似乎是欢乐，但仍然自制、分析，并且作出更好选择的人是一个有战斗精神的基督徒。我并不称赞那种遁世的、修道院式的美德，既未施展于世，自然默默无闻；他们也未曾遇到对手的攻击，而是悄然地从人世消失。人类足迹所至的不朽的胜利园地里并不是没有尘土和汗水，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我们给世界带来了天真无邪，但同时带来了更多的污秽：使我们纯洁的是考验，而考验总是从相反方向来的力量。具有美德而不知悉的意图，不知恶最后许诺给它的跟随者的是什么，这种美德只能说是美德的萌芽，是盲目的美德，这种美德所有的纯洁只不过是外表上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圣哲，我们的聪明而严肃的诗人斯宾塞是较之司考塔斯和阿魁那斯都更好的教师，我认为是如此，这是人们知道的，我敢于承认我认为是如此。斯宾塞通过他笔下的魁昂描写了一个真正能自我克制的人物，斯宾塞让魁昂及其同伴(一个游方僧人)走进了藏空洞，看见和了解到俗世的幸福，但魁昂仍然自我克制着。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对于恶的知识，对于恶的观察，是建立美德所十分必需的，审视错误对于肯定真理是十分必需的。除了阅读各个领域的书籍，听取各式各样的理由，我们又怎样能够更安全和更少危险地侦察了解罪恶和虚伪的领域呢？这或许过阅读各种杂书的好处。但阅读杂书所带来的坏处一般地认为有三种：首先是害怕感染扩大。但如果从这个观点出发，则一切人类的学问和宗教理论的争议都必须从社会中清除出去，甚至包括圣经本身。因为圣经常有不加修饰的亵渎的叙述，对坏人的肉欲感觉描写得淋漓尽致。在争论伊壁鸠鲁的学说时，它使最圣洁的人物带着感情色彩说出一些模糊不清的反对上帝启示的话来：在有关这类问题的其它大争论中，它对普通读者的回答是隐讳暧昧的。请问一下犹太圣法经传的作者，什么使他的边注含义不明，以至摩西和所有的先知们都不能说服他来阅读服本正文。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知道罗马教徒把圣经列为第一禁书。当亚历山大城的克莱蒙特和欧色比安大主教的早期福音，给人们的耳朵里灌进了贮存已久的远离教义的不清洁的字眼儿，让人们接受的时候，最早的神父们也因此而动容。人们发现仅是伊琳纳斯，伊非安尼斯，杰罗姆发现了更多的他们未曾充分批驳的异端邪说，而且这些异端邪说常常更接近于正确的见解。如果这样说不算是偷运私货的话，那么，所有一切最有影响的不信教的作家--如果一定要这样认为的话--都熟悉人类生活的各种学问，所以他们写作的语言是基督教徒很不熟悉的，但据我们所知，这些语言却是人们之中最坏的那些人能通晓的，这些人最善于孜孜不倦地输出他们所吸收的毒素，首先是向宫廷灌输，使君主后妃熟悉最精选的娱乐以及对罪恶的批评。那个被尼禄叫做他的公证人的彼特尼阿斯，尼禄狂欢宴乐的大主管，或许正是这样作了。臭名昭彰的阿里札，以他的猥亵下流使意大利的朝廷为之震惊，也因此博得其宠爱。我举出他的名字并非为了后人的缘故，亨利八世把他叫做欢乐中的地狱之王。这就给一切外国书籍所能带来的“传染病”开辟了一条通向人民的捷径，这条道路较之去印度的航行要短得多，容易得多，虽然经过嘉塔奥的北边向东，或经过加拿大向西，都可以到达。而我们的西班牙人对英文的出版物却从来没有象这样严厉地钳制过。但书本上的宗教争论所带来的“传染病”却往往对知识界比对目不识丁的人有更大的可疑性和危险性；但那些书籍仍然被出版检查者批准出版，未易一字。很难举出一个目不识丁的人被罗马教会的英译书籍所引诱，除非有某个牧师对他解释说明该书的内容；实际上正如以赛亚对宦官的预言一样，无论真假，在这个领域里不加指导解释，人们是不能理解的。但就我们的牧师和神父而言，他们之中有多少人因读耶稣会的书和巴黎萨巴居神学院书的英译本而腐化了，而他们又怎样能很快地把此种腐化传染给人民。我们的经验来得太迟，太令人伤心。人们不会忘记，因为阿尔明尼斯的正确清晰的教义被一个不知名姓的人在戴尔夫特写的讲演词中歪曲，这篇讲演词又被有些人奉为经典，于是他第一个拿到这个讲演词并进行批驳，于是就看到那些书，大量的很可能是污染生活和教义的书，似乎不抑制学术和学术辩论，使其下降，这类书籍的作用就无法抑制了，因为这一类书籍的任何一种都是最快地和最多地被有学问的人所掌握，然后迅速地传送给普通人民，而不管其内容如何背离教义和荒淫放荡。但是，实际上那种罪恶的勾当毋需书本也可以经过一千条道路被完完全全地仿效得来，而且无法阴止。
邪恶的学说也可以毋需书本，由人引导而广泛传播，引导者也不一定诉诸笔墨才能达到目的，此种情况亦非禁制所能奏效。我无法尽力说明此种欺骗性的所谓出版检查能否算作徒劳无益的工作的一个例外，但是乐意从事这个工作的人也不可避免要落下一个可笑的比喻--被嘲笑是认为关了公园大门就可以把乌鸦圈在里面的时髦人物。此外，还有一个不便之处，如果有学问的人是最先从书本上接受并传播错误与罪过的人，那么检查者本人如果不把自己装扮成为这个国家的超人(具有一贯正确、绝不腐化的美德)，或者让我们授予他们这种称号，又如何能使人们信赖呢？再进一步说，如果一个聪明人能在着作的糟渣中提炼出黄金，而好书以至于书都不能改变愚人之为愚人--若此说真确无疑，则我们不应剥夺一个聪明人发展其智慧的机会，若我们旨在限制愚人之为愚人，则此种限制实无益于阻止其愚。如果应当有一种确切的标准用来限制人们不许阅读不适合的书籍，则我们不仅应当以亚里士多德的标准去判断，还应当以所罗门的标准、以我们救世主的标准去判断，上帝并未赐予人们良好的法规，因此也并不是情愿地只同意人们读好书，好象他已经肯定：聪明人可以利用无用的小册子，而圣经对于傻瓜也不起作用。其次要保证，我们不能使自己因为没有对必然性的认识而易于受到诱惑的袭击。又其次，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去作无益的事情。对于这两种相反的意见，回答是：在现有的基础上，这些书对于所有的人们既不是诱惑，也非夸夸其谈，而是有用的材料，用以提炼和合成烈性的、有效的药剂，这种药物是人们生活所不可或缺的。至于孩子们和孩子式的成年人，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鉴别，只好劝他们忍耐，但绝对禁止他接近神圣的宗教法庭尚未准许出版的书籍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是打算在后边讲的，即这个命令对于达到它的目的毫无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