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师在说服我，使我认为他的学校是不错的之前，要向我作一番表白性的美妙说教。他们在学习上缺少捷径。尽管事情很直接，而他们只教智慧、诚实和坚决。他们缺乏让孩子们前先接触事实，用事实进行教育。是用行动去做，而不是只听，是在生活的道路上塑造他们改造他们，教育他们，特别是用范例和工作，而不是只用规则和文字。所以学习不只是使心灵上获得知识，也要获得品德和习惯，它们不只是获得物而要变成禀性。与此相联系，有人问亚吉西里厄斯他认为儿童应该学什么？他回答说：“他应该学当他成人时应该做的事情。”假如这样的教育产生令人钦佩的效果，那就不足为奇了。
据说，他们惯于去希腊的其他城邦，寻找雄辩家、画家和音乐家；但到拉钖德蒙(即斯巴达)时却寻找立法家、法官和将军。在雅典他们学习说得好，在斯巴达则学习做得好。在雅典人们学习怎样摆脱诡辩派的辩论和抛弃文字的欺诈，强词夺理；在斯巴达人们则学习怎样摆脱肉欲的引诱，并且以无畏的胆量去战胜命运和死亡的威胁。
在雅典，人们忙于文字，斯巴达人则忙于事物。前者不锻炼说话，后者不锻炼其心灵。毫不奇怪，当安提柏特向斯巴达要50名儿童作为人质时，他们的回答与我们的断然不同。他们说他们宁愿给两倍于此数的成年人。他们是如此地重视他们国家教育的损失。当亚吉雷厄斯要色诺芬送他的儿童去斯巴达学习时，他说：不是去学修辞或辩论，而是要学最好的科学，那就是服从的学问和命令的学问。
看着苏格拉底，按他的方式，是如何取笑西比亚斯的。西比亚斯告诉他，他在学校里教学赚了很多钱，特别是在西西里的一个小城里的学校里，但是在斯巴达，他一分钱也没赚到。苏格拉底说：他们是白痴，他们不知如何测量和数数，他们不要文法与修辞，他们只忙于了解王位的继承、国家的创立和兴衰等等无稽之谈。最后，苏格拉底一步一步引导西比亚斯承斯巴达共和政府模式的优越，他们愉快的、道德的生活使他自己作出了结论：他的学究式的学问是无用的。
这一事例教育我们，军事政府和所有类似的政府，学习知识会使人们的心态变弱，而不是使人们身心强健好战。在当前世界上最强的国家要算土耳其了，它训练人们尊重武力轻视文字。我觉得罗马在它被教化之前是很勇敢的。在现在最尚武的国家是最粗鲁和无知的。杉西亚人、柏西亚人和坦默兰人就是例证。当哥特人侵略希腊时，什么拯救了所有图书馆免于被毁灭呢？是因为一个侵略者散布他的主张，说让这些书留给敌人，使他们丢开军事锻炼，使他们忙于静止的愚蠢的职业。当吾皇查理八世刀未出鞘就取得那不勒斯王国和特斯康的大部分时，在其随员中的贵族们认为这种意外的容易的取胜，是由于意大利的生子和贵族专注于天真的学问，而不是尚武和朝气蓬勃。
摘译自TheCompleteWorksofMontaigne，BookI·P·97-106。
(吴元训译(七)《讨论的技术》选读作为一种忠告，去批评别人，这是个正义的行为。批评他们是因为他们愚蠢，做了错事。柏拉图说：不要做不应该做的事。批评他们的目的在使他们不再做同样的错事，或使其他人避免他们犯的错误。
我们不教育那种不可救药的人，而是通过他去教育别人。我就是这样做的。我的错误是使不可救药的人听其自然。但对人们有益的事，我都把它公之于众，让他们去模仿。我将使我自己避免：
看看巴苏的悲惨，看看阿尔比努斯罗的儿子，生活得如何穷困：以此教育每个人，不要挥霍其庄园。
贺拉斯我公布和批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有些人就会害怕它们，从而避免它们。我最珍重，从自我批评出发，这比从自我称赞出发要得到更多的荣誉。这就是我依靠前者，并经常寓于其中的缘故。当你把话说完，把事做尽，仍没说出你的缺点或错误，永远相信自己，称赞你自己，那么你的自我表扬，就愈成为不可相信。
我的性格是学习甚于榜样，飞跃甚于追从。这是加图的教学方式。他说，聪明来自向傻子学习，而不是傻子向聪明人学习。同样保萨尼阿斯告诉我们，古代里拉的演奏者常常命令他的学生去听在街头上的不高明的音乐家的演奏。在那里，他们可以学习憎恨他演奏的嘈杂声和错误的拍节。
令人厌烦的痛苦感觉，使我深深地回到温暖中，这种温暖甚于任何形式的温暖，它吸引着我。一个好骑手不纠正我的坐位，象代理人做的那样，或象个威尼斯人坐在马背上。恶言改正我的错误，要比美言好。每天别人的话警告和劝告我。用刺痛、触动来激励我们，要比称赞我们好。不同意甚于同意，不同甚于相同，这些作法对促进我们都有益处。用好的典型进行教育，受益很少，我喜欢用差的例子。因为这种例子有普遍性。我曾试着使自己看到别人不愉快而自惬意；看到别人松弛而自坚定；看到别人激烈而自温和。这样，我就把自己置于没有标准的地步。
我们的大脑最有效的和自然的锻炼，我认为就是讨论。我发现它是我们生活中最甜美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假如现在就让我选择，我宁愿失去视力，而不愿失去听和说的能力。希腊人和罗马人在他们的学校内也对这种实践给以保护和荣誉。在今天的意大利仍保留这种遗迹。我们的智慧与他们相比，他们占优势。
学习书本知识是一个没意思和差劲的活动。它不能使我们激动。可是讨论却教育和锻炼了我们。假如我与一个智慧高的人和一个倔强的人讨论，他在我的观点侧面忽左忽右地激励我，紧逼我，于是他的观点也就启发了我。竞争、光荣、比赛推动和提高了我。“一致”是所有讨论中最令人厌烦的事。
我们大脑的能力由于与朝气蓬勃的有条理的大脑互相交往而加强，但是不能因此就说由于我们与简单的和病态的大脑相交往，我们大脑的能力就要损失多少或退化多少。我爱争论和讨论，根据我的需要只在小组进行。因为在大场面里，为夸耀一个人的智慧而喋喋不休，这是一种职业，我认为这对一个有荣誉的人来说是不适合的。
愚蠢是一个坏品质，不能忍受，不能被它灌溉、擦伤。而我发生的是另一种疾病，其有害程度仅次于愚蠢。这就是我现在为什么要谴责自己的。
我参加讨论，自由自在地发表意见，在我的意见中渗透着坏的土壤，并且根子扎得很深。它就是：没有意见使我惊讶，没有信条使我不舒服，以及不管对我有什么相反的意见，我都处之泰然。我剥夺了自己用正确主张判断不同意见的权力。假如，我们在讨论中不提供我们的判断，那么，就只有提供我们的耳朵去听了。当天秤一边的刻度是实的，我就让另一边摇摆在一个老妇人之梦中。假如我取奇数而不取偶数，假如我宁愿在星期四而不愿在星期五，假如我宁愿在第十二个或第十四个去吃饭、而不愿在第十三个去吃饭，假如我宁愿高兴地看到野兔子在我身边飞驰，而不愿阻止它，以及我宁愿先给我左脚穿靴而不愿先给右脚穿靴，这对我讲是可以原谅的。这些围绕我们的无用爱好，我认为是空洞无价值的，但他们却认为有价值。普遍的和偶然的主张对一些事情也有影响价值。为了避免迷信，一个人不要走得如此远，以致滑到固执的恶习中。
因此矛盾的意见，既不使我不舒服，也不使我激动，它们只能启发我、锻炼我。我们先不要互相纠正，应先正视它、面对它，特别是在讨论的形式下而不是在有权威的形式下，应如此。在每个对立的意见上，我们先不要考虑哪个对，哪个不对，以及我们如何摆脱它。我们要伸出我们的爪代替伸出我们的臂。
我的朋友可能粗暴地对我说：“你愚蠢，你在做梦。”我喜欢看，在大众中勇敢地讲他想到的话的人。我们应该增强和坚定我们的耳朵来反对那脆弱的趋于客套字眼的声音。我喜欢一个强有力的、果断的、亲昵的友谊，这种友谊能在交往中给人以尖锐的、有力的愉快感觉，象刺痛和抓破流血。假如他不是好争论的，那么，他就不够有魄力、大方、文明和机智，并且是怕打击的和仪态紧张的人。“因为在讨论中不可能没有矛盾。”(西赛罗当有人反对我，只引起我的注意而不是发怒。我去会见一个与我争论的人，他教育了我。真理的理由是双方的理由。他回答什么呢？愤怒的情绪毁灭了他的判断。在推理之前，混乱抓住了他。假如我们用打赌来决定我们的辩论，那将有用。假如我们的失败有一个物质的标志，那么，我们就要把它记账。我的仆人对我说：“去年，它使你花费五先令二十倍的钱，这是无意义的。”
我将热烈地欢迎真理，不管在谁手中。我将高兴地向他投降，并伸出我被征服的手，不管多远。但规定他们不要用专横的和权威的皱眉而离去。我伸出一只手给批评我的作品的人们，他们常常抛开礼貌，把我的作品改的很多。我高兴促进我的批评家的自由，用我产生的实例来告诫我。虽然，在我的年代里这样做，对人们讲是困难的。他们没有胆量来纠正，因为他们没有胆量遭受反纠正。他们说话永远掩饰别人的实际。我很高兴被人评价并知道我在实际上很平常。在我的思想中有两种思想互相矛盾。一方面对自己，另方面对别人。对别人的评价，我希望最有权威性。但我避开那个把自己抬高到我知道的一个人那样高的人。因为这样人，假如给他劝告，他不接收，那就要向他道歉，假如畏缩不前，那就要当众受辱。
苏格拉底经常欢迎对他的论据提出不同意见。这表示他的实力，事实上这对他有利。他接受意见，认为是个光荣。但我们看到相反的情况，对如此敏感的矛盾认为没什么，这是由于傲慢的观念和轻敌的思想所致。接道理，对弱者来讲，应有风度地接受意见，因为提意见纠正他是为了使他正确。
的确，我愿意寻求待我粗鲁无礼的平等的伙伴而不是惧怕我的人。喜欢同崇拜自己、总是对自己屈躬的人打交道是一种无益的、有害的行为。安提西尼告诫他的孩子们，千万不要感激奉承他们的人。我为我能战胜自己感到骄傲。在激烈的斗争中，我迫使自己屈服于对手的意见，而不为自己通过战胜别人的弱点而得到的胜利感到满足。
总之，我接受任何一种直接的打击，无论这种打击怎样无力，然而我却无法忍受那些没有规律的打击。我对事物的主题毫无兴趣，所有的意见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我甚至对哪种意见能占上风也漠不关心。如果能够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一场辩论，我愿意心平气和地争论一天。我要求的不是这种秩序：一种我们天天在牧羊娃和商店店员中所看到的秩序。它在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他们习惯性地在抱怨中总是伴随着粗暴无礼，他们之间的争论也总是照常进行。如果他们之间有谁超过另一个人，如果他们谁也不等谁，他们至少也能够互相理解。对我来讲，任何回答只要在点子上也就再好不过了。
但是，如果这种辩论是混乱的、毫无秩序的，我便会放弃问题的实质，而变得愤怒、任性、糊涂、冲动，也加入到这场无约束的、恶毒的、邪恶的争论中去。但事后又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想和傻瓜真诚地探讨问题是不可能的。
不仅是我的判断力，而且我的良心也被断送在鲁莽的手中。应该象惩罚其它的言语罪行一样严惩我们的这种争论，并且要禁止它。
一个人总是被怒火操纵着，怎么会不犯罪？我们先丧失了理智，按着就对人产生了敌意。因而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提出禁止这种愚蠢的、病态的情绪。
你同一个行为不端的人去寻求什么东西，那么，你的寻求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把主题放在一边，先找出正确的方式，这没有什么不对的。我的意思是不要一种故弄玄虚的、矫揉造作的方式，而要一种自然的方式、完全理解的方式。这样的结果会是什么呢？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他们把要点抛开，把讨论置于乱七八糟的众多的次要问题上。经过一小时激烈的争论，他们还不知道争论的目的是什么。一个高，一个低；一个完全离了题，一个及时抓住了一个词或一个比喻；一个早已深深陷入争论中，而对对方的问题要点毫无知觉。他所想到的只是任随自己，而不从领会别人。一个人感到自己力量太弱，于是对一切都惧怕，对一切都否定，从一开始就对论点混淆不清或在辩论最激烈时产生厌恶情绪，一言不发，装作傲慢来掩盖无知或以愚蠢的谦虚避免争论，一个人摆出争论的架子，把自己的一切暴露无遗也满不在乎。另一个人计算自己的词语，把它们当作理由来权衡。这个人只是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声音和肺活量的优势；那个人下的结论竟然反对他自己。这位用震耳欲聋的声音宣读无用的序言和谈一些离题的话语，而另一位完全只是用攻击、凌辱和德国人式的争吵以摆脱跟他对话人的锐利见解，这种见解对他压力很大。最后一位似乎在道理上没有什么，但是你却被包围在他的那一套艺术惯用语和俗套话之中。
考虑“学习无法纠正任何事物”(西赛罗)这句话的用处，没有人不开始怀疑学习，是否能从学习中得到生活所需要的坚实的果实。
是谁要求从逻辑中得到理解？他美好的愿望又在哪里？“不要寻求更美好的生活，也不要想得到十全十美的推理”(西赛罗)。难道卖鱼妇在闲谈中比职业逻辑学家在辩论中表现得更混乱吗？我宁愿让我的儿子在小酒馆里而不是在演讲学校中学习讲话。
以一位文学硕士为例，我们和他交谈：他为什么无法使我们感到这种矫揉造作的魅力？为什么甚至不能吸引妇女们和我们这样的笨人对他的推理能力和条理性感到羡慕呢？为什么他无法随意主宰我们？为什么他这样一个在道理和方法上都优越的人却也凌辱别人，变得不顾后果、怒火冲天？脱去他的硕士帽，他的长袍，不许他在我们耳边絮叨那纯理性的、未充分理解的亚理士多德的学说，你就会把他视为象我们一样的人，或者比我们还差。对我来讲，用这种混乱和交错的言语来困扰我们似乎就象是变戏法的魔术师一样：他们用敏捷的身手控制了我们的感官，但是却动摇不了我们的信念，除了玩弄这种花招，他们不做任何特殊的事情。至于说他们是有学问的学者，他们是不称职的。
就象热爱和崇拜那些有学问的人一样，我热爱和崇拜知识。事实上，知识的获得是人类最崇高最有力的获得。但是，有些人(这个数字是很大的)只具备这点能力，他们只会依赖他们的理解力和记忆力，躲在别人的保护伞下，除了书本知识之外，什么也不知道。我不喜欢这样，如果我可以发表意见，我要讲这几乎和愚蠢相差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