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木维厄斯至于哲学家，我认为，他们既有很多知识，那么他们也应该在行为的各个方面高尚。正如大家谈到的西拉古斯的几何学家阿基米德，他曾把他的沉思转移到为祖国的防御事业上。他为了祖国的需要立即投入战斗武器的实际工作中去。他的工作效率惊人，出人意料，他制造出一些可怕的器械。可是他却看不上自己的技艺，认为糟蹋了他的技艺的尊严。因为，他认为他的发明不过是技工的工作，成品不过是玩具而已。所以，每当他们试着去做一件事时都表现出高人一筹。这说明通过对众多事务的理解和实践，从而使他们的心智和灵魂得到惊人的丰富和扩展。
但是，他们中有些人，当看到政府的要职被一些无能之辈所把持时，他们就隐退出来。有人问克雷蒂斯，人们进行哲理讨论需要多久，他答道：“要等到没有赶驴子的人指挥我们军队的时候。”赫拉克利特让其王位于其弟，当埃菲瑟斯人指责他花费时间在塔前与儿童玩耍时，他回答说：“我这样做，难道不比你们一伙管理国家大事更好些吗？”
那些想象越出命运和世俗的人们认为法官甚至王位，都是下贱的和卑鄙的。恩沛多克里斯拒绝了阿格里近特(AgrigenTines)人民授予他的王位。瑟里斯在几次批评那些只关心管理家务和致富的人后，人们指责他象个狐狸，因为他不能获得这些东西。为了开个玩笑，他想出一个办法用以证明他的指责。于是他作了一笔买卖，在一年内他获得的财富比那些有经验做生意的人获得的还要多。
亚里士多德谈到有些人称瑟里斯和c和他们类似的人很聪明但是不精明，因为他们并不重视很有用的东西时，他说：尽管我不能很好的领会这两个名词的区别，我也不想为他们辩护，但是看到他们满足于卑鄙或贫乏，我们有理由说他们是既不聪明也不精明。
先不解释，我想最好这样说，毛病出在他们学习科学的错误方法。我们的教学方法，假如是学了不少，但不能发展智能，那么培养不出来学者和名家，这是不足为怪的。的确，家长们在经济上和关怀上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其目的只在使儿女们获得知识，而对鉴别和品德却很少注意。一个过路人对人们惊呼道：“哦！这是一个多么有知识的人呵！”，另一个则惊呼道：“哦！这是一个多么善良的人呵！”结果，大家都把眼睛和尊敬投向前者。还有第三种惊呼：“哦！这是一个多么愚蠢的人呀！”。于是人们就要问：“他懂得希腊文和拉丁文吗？他能写散文或诗吗？”但是对他最主要的事情：成为好人或聪明人则被忽略了。我们应该问的是谁最有学问而不是谁学的最多。
我们辛苦劳动，勤奋工作只是装满了自己的记忆，但是遗弃了理解力和良心。就象鸟常常去找食物，把食物叼在口内，没有尝一尝就去喂小鸟一样。我们的学究们在书本上拾取知识，只是把它停留在唇边上，吐出来，加以传播。
可笑的是，我自己就是这样愚蠢的合适例子。我在这篇论文中不是通篇的这样做的吗？我在书中的这儿那儿寻找我所喜欢的字句，并不是要保存它，而是把它转移到这里来，因为我没地方放它。
说实话，这样做跟它在书上没有两样。我相信，我们学到的只是现在的知识而没有涉及到过去的知识，更不要说未来的知识了。
更糟糕的是，学者和学生们并没有从学习中获得教益。他们一个传一个，唯一的目的就是卖弄学问，用以跟别人谈话和讲故事，这好比挂账的单据，除计数和掷掉外别无他用。西塞罗说：“他们学习说别人的话，而不是说自己的话”，西尼卡说：“需要的不是讲话，而是指导。”
自然，为了表示在他的指导下，没有粗俗的东西，甚至在最没有文化的民族中也会产生有才智的人，象在有高度文化的民族中所产生的一样。我从牧羊人的歌声中听到了加斯孔尼人的格言：“我们虽然可以吹了又吹，但是我们的手指还必须移动。”
我们可以说：“这是西塞罗讲的，这是柏拉图的教导，这是亚里士多德原话。”但是什么是我们的话呢？我们如何判断呢？我们干什么呢？一个鹦鹉也能说这些。
这种习惯让我想到罗马的富人，他们花了很多钱，受了很多苦，去找学者去学习各种知识。他们保持经常跟随他。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机会当他在朋友们中争论某件事时，代替他说些什么。按照个人的挖掘，有的提供一个论据，有的提供一首荷马诗。这样他就认为这些知识是他自己的了。因为这些都藏在他的仆人的脑子里，好象所有的人的本领藏在他的豪华的图书馆里一样。
我知道一个人，当我问他知道什么时，他就拿来一本书指给我看。他若不立刻查词典，什么疥疮，什么是臀部，他就不敢告诉我他的臀部有疥疮。
假如我们只把别人的观点和知识保存下来就算了事，这是没用的知识。我们要把它变成自己的。这正象需要火的人，当他到邻居家去取火时，看到那里火很旺，于是就坐在那取暖，可是却忘了把火取回家。我们的肚子里装满了肉那多好呀，可是如果消化不了，不能被我们吸收，那么怎能使我们强壮呢？难道我们可以设想卢克勒斯只读过书而没有战斗经验就能成为一个伟大将军吗？同时以这个例子来辩解吗？
如果我们严重地依赖别人的力量，那么，就要削弱我们自己的力量。难道我们不需要武装自己去抵抗恐惧与死亡吗？我要引用西塞罗的思想，假如我学习知识，我一定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我不喜欢这种依赖的、乞丐式的能力。尽管我们能借助别人的学问成为博学之士，但除了用自己理智之外，是不能得到的。
“我恨自己并不聪明的聪明人”
尤里披提斯因此，埃尼厄斯说：“不能利用自己智慧的聪明人什么也不懂。”
朱文纳尔说：“如果在掌握知识中是个自负、贪婪、卑鄙的人，那么他比欧干纳的羔羊还懦怯。”
西塞罗说：“我们不但要获得智慧，并用以得到好处。”
代沃尼希厄斯经常嘲笑那些费尽心思研究尤利西斯的痛苦，可是不知道他自己的痛苦的文法学家。他也嘲笑那些音乐学家，只细心地调正其长笛的音，而不调正其德性。他还嘲笑那些演说家，只会讲正义，但却不去实行。
如果学习不能使我们的心灵高尚，不能使我们的判断精确，那么，我宁愿叫我的学生把时间用于打网球，这样至少可以使身心愉快。请看，在学究培养下十五六年的学生回来后，他们不适合做任何工作。你看到的唯一好处是希腊文和拉丁文使他们比离家时更加自负和骄傲。他本应该带回来一个比以往更完美的心灵，但他带回来的却是骄傲和得意扬扬。
正如柏拉图对智者派们说的，这些学者都是自命是人类最有用的人，但他们既不把大家交给他们办的事办好或加以改进，象木匠和泥水匠做的那样，而且把事情弄糟，还要为他们付出代价。
普鲁塔哥拉斯向他的学生们提出的规定是：要么按规定付酬；要么在寺院宣誓，他们从学习中得到多少好处，他们就要付给他多少辛苦钱。假如教师们相信我的经验证明这种誓言，那他们必定感到不满。
我们沛里高(Perigord)地方的土语很可笑，叫这些书呆子为“打上文字记号的人”，也就是象他们说的：用锤子打上文字符号的人。
的确，他们似乎连普通常识都没有了。你看，农民和鞋匠们，他们单纯的，正常地干着他们的工作，只谈他们知道的事情，而学究们把他们学到的那点浮在头脑表面上的知识，拿来夸耀和吹牛皮，并且不断地陷于自相矛盾中。他们讲些漂亮话，但要别人去应用。他们很知道加仑可是一点也不懂得病人的疾病。他们把你们的头脑里塞满了法律条文，可是他自己对案情的症结却抓不住。他们知道一切事情的原理，但是要你去找一个人去付诸实践。
我曾看见一个朋友在我家与一个学究辩论，作为消遣。这个学究讲了一些空洞无意义的话，摘引了一些零碎的片语，有时也插进一些与他们辩论有关的话句，他辩论毫无结果。这样使这个书呆子忙碌了一整天。他一直认为他回答了对方提出反对他的那些意见。但他是个穿着漂亮长袍和有声望的绅士。
“啊，高贵的绅士，你的脑后无眼，当心，有人在你背后给你偷偷作鬼脸。”
柏希厄斯无论谁细细地观察一下这类人物，就会像我一样发现，他们的大多数既不了解别人，也不了解自己。他们有充足的记忆，但是完全没有判断，除非他的天资使然。比如我看到的蒂尔内布，他从事文学工作，在我看来他是千百年来最伟大的人物。他不是学究，他只穿一件不合宫廷标准的长袍，这都是小事。
我恨那些不能忍受不合适的长袍，而能忍受一颗粗俗心灵的人。
他们评价一个人是根据他的礼貌、衣着，甚至他的鞋子的式样，总之是他的外形。可是蒂内布虽然外形不合标准但他的内在的心灵则是世界上最优美的了。我常常故意引导他到一个离他的专业很远的题目上，我发现他对它很清楚，很快就能理解并且判断准确。这是优越的天资所致。
为谁，用慈祥的艺术，普罗米修斯用泥土塑造了一个美好的心。
波休斯使它抵制坏的教育。现在，我们的教育不使我们变坏已经不够了，它要使我们变得好些。
我们有些议会，当他们任用官员时，只考察他们的知识，另有些议会则加试理解力，办法是让他们判断一个案子。我看这个办法很好。尽管二者都需要，两者都要考察，但事实上，判断比知识更有价值。这就是说没有前者后者可以做到，但没有知识，判断就很难做到。正如希腊诗云：
“离开理解力，知识没有价值”
斯多皮尼斯假如不懂得所学的知识，那知识又有什么用呢？上帝为了正义给法官提供了良好的理解力和意识，就象他们有知识一样。“我们学习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教学”。我们不要只把知识装在脑子里，要把它溶化并体现出来。我们不要点缀，要染色。假如知识不能改变、改善心灵不完善的状态，那又有何用呢？知识象个危险的利剑，假如拿在一个不知如何用它的，缺乏战斗力的人手里，它可以妨碍和伤害主人，“所以，还不如没有学过的好”。
这或者就是我们和神学都不要求妇女学习很多知识的理由。这也就是约翰第五的儿子、不列顿尼的弗朗西斯公爵，当有人问到他与苏格兰的公主伊莎倍尔结婚的事，谈到她只受过简单的教育，没有受到文字教育时，公爵回答说：如此，我更爱她了，她知道如何区别她丈夫的衬衣和马甲就够了。
因此，有人说我们的祖先并不十分重视学问，那就不足为奇了。
时至今日，在我们国王的主要议会中也如此；假如法学、医学、教育和神学不能保持致富的目的，你将看到他们仍过着以前那样可怜的生活。“现在，有学问的人出现了，可是好人却少了。”一个没有德性知识的人，其他的知识对他都是有害的。
我刚才提到的理由是否也来自如下的情况呢？就是说，在法国，我们研究学问的唯一目的就是谋利，除了那些生来就致力于高尚的公务而轻视谋利的人。有些人致力于学问的时间还很短，还没有产生对它的爱好时，他就丢掉它去从事一种与书本没有什么关系的职业了。因此，除了地位较低的人，为了生活去学习外，就没有人全心致力于学习和学问了。这些人的心灵，由于天性，由于家庭教养和榜样，是劣等的合金，所以带来了谬误的学习果实。知识之光不能给那些心灵上没有接受这种光的因素的人，或者说光不能使盲人看见。
知识不能提供他的视力，但是可以引导他的视力使他有能力行走正常。
知识是良药，但是药在瓶子里，如果不经挑选，就不可能很好地保存下来，其过时变质者就不可能被筛除。若一个人视力消除，但是歪视，结果，他能看到好的东西但是不能追随它；他能学到知识，但是不能应用它。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的主要法规是按每人的天资安排适合的工作。天资可以决定一切。跛子不适于体力锻炼，不健康的心灵不适于心智锻炼。劣等的、庸俗的心灵不配研究哲学。我们看见一个鞋匠穿着破鞋，我们却认为这是不奇怪。同样，经验告诉我们，常常有不如别人健康的医生，有不如别人改过自新的神学家和有不如别人有学问的学者。
齐欧斯的亚里斯多有理由说，以往哲学家们坑害了他们的听众，因为他们的说教不能使听众们的心灵得到好处。他说，传授的东西如果是不好的，那必然是有害的。“亚里斯蒂普斯的学校出了放荡的人，齐诺的学校出了粗鲁的人。”
色诺芬认为波斯有一种好的教育，他们教儿童德行，而别的国家则教儿童文学。柏拉图说，他们的继承王位的长子的教育是这样的：
在王子出生后，不把他交给女人，而交给在国王身边最有德行和权威的太监。他们的任务是使王子优美和健康。七岁后，训练他骑马打猎。到了14岁，把他交给四个人的手里：最有智慧的人，最公正的人，最有节制的人和最勇敢的人。第一个人教他宗教教义；第二个人教他永远诚实；第三个人教他成为欲望的主宰；第四个人教他大无畏精神。
这是一件值得深刻思考的事。在莱考格斯所记载的那个完美的巨大的社会组织中，对作为国家的主要责任的儿童教育也受到轻视。就是在缪斯的所在地对学问也不大注意，似乎这些心灵高尚的青年，除了德行外鄙视任何束缚。他们只能受到英勇的、智慧的和公正的教师的教养，用不着有学问的教师。柏拉图在其《法律篇》中也仿效了这个主张。他们的教学方法是向学生们提出问题，叫他们判断人及其行为。假如他们谴责或赞扬某人或某事，那么他要说出理由。用这种方法，他们一方面可以提高其理解力同时也可以学到什么是对的。
在色诺芬的着作里，亚斯蒂亚格斯问塞洛斯最后值得重视的教训时，他说：“是这样，在我们的学校中有一个大孩子用武力把他的小大衣给了他的一个小同学，同时却拿走了小同学的大大衣。教师让我裁判这件事。我判断说：就应该这个样子，因为他们是各得其所，都穿着合适。但是教师却说我判决不当，因为我只停留在二者都合适的条件上。但是我首先要考虑到公正。因为一个人不能用武力去占有不属于他的东西。”他又说，为此我鞭打了他。这正象我们在农村时忘记了希腊文“TVπTω”的第一变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