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起源于我们对自然的无知，绝非起源于自然本身。习惯蒙住了我们判断的双眼。野蛮人看我们同我们看野蛮人一样感到惊奇。假如我们仔细思考这些新例子，并且加以反思和明智的比较，那么我们就会知道这是为什么了。人类理智是个染料，它浸渍在所有的见解和方法中，有着大约相等的力量，不论形式如何，物质是无穷的，变化也是无穷的。
各种学问都能植入最聪明的人的头脑中，传统的习惯也能教育那些粗鲁的普通人们。我们知道，一些民族视死如归，并为此而庆贺；还有的民族的儿童，七岁就能忍受鞭打，而不改色；也有的民族视财如鸿毛，即使触襟见肘的市民，也不甘屈尊去捡地上的钱包。我们还了解到，很多地方的教会里食物琳琅，但是，他们的盘子里却只有面包、芹菜和水。在巧斯岛，习惯不是演出了一幕奇迹吗？在过去的七百年中，没有妇女失去贞操。
总之，我认为习惯无所不能。听说平达据此把习惯称为世界的巧斯岛(Chios)爱琴海中一岛，古希腊工商业和文化发达的港口。
皇后。
一个打自己父亲的人说，这种做法是他们家的习惯，他的父亲打他的爷爷，他的爷爷又打他的太爷。他还说等他儿子长到他这个年龄时，也要打他。
以前，我们认为道德的法规产生于自然，实际上它产生于习惯。
一个思想上接受了周围环境中被尊敬的、赞成的见解和行为的人，会心甘情愿地按其行事，并不轻意摆脱它们。
在过去的时间里，克里特岛的人想要降祸于谁时，就祈祷上帝引诱他到坏习惯中去。
习惯的力量可以诱惑和左右我们，使我们对摆脱它无能为力，也不可能自主地反省思索这种风俗习惯。事实上，因为从降生起，我们就在吸吮奶汁之同时，吸吮着风俗习惯。客观世界在这方面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如此。好象我们就是随着这些条件和过程而产生的。我们丝毫不怀疑周围环境中的一切观念，以及长辈们传给我们的精神。认为它们是天经地义的。谁脱离了习惯，人们就认为他失去了理智，上帝在多数情况下，知道怎样是无理智的。
我们要学会研究自己。一个人听到正确的话时，立刻就会考虑它也适合自己。一个人听到批评自己愚蠢的话时，立刻就会认为不是好话。当人们接受了真理的劝告和教训时，却又认为这些劝告和教训好象是针对普通大众的，与自己无关。而且，人们不是把这些劝告和教训体现在行动上，却只是保存住记忆里。这真是既愚蠢又没用。让我们还是信奉习惯的权威吧。
一些自由和自我管理的民族认为，任何形式的统治都是违反自然的。那些习惯于君主制度的人也这样认为。无论是好运给他们机会，容易地改变了自己的情况，还是费尽周折和百难才脱离了一个主克里特岛(Cretans)，古希腊时的一个地名。
人，但是他们又会被一个新主人管制住，困难还是一样多。因为他们没有从思想上仇恨统治现象本身。
达留斯问一些希腊人，他们能否接受印第安人吃自己长辈的尸体的习惯呢？(这是印第安人的葬礼方式，他们认为对长辈的葬礼没有比吃掉他的尸体更好的方式了。)希腊人回答说，天下少有。但是，当他们试图劝说印第安人放弃食用长辈尸体，仿效希腊人用火葬的方式时，这就对印第安人是个很大的恐吓。每一个人都是按照其自己的方式去做的，因为习惯左右着我们对事物的看法。
任何事物都不会生就壮观伟大，只是人们的惊奇目前还没有逐渐地减少。
卢克丽霞有一次，我们要证明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在我们周围远近四方都很有威望。为了树立它，这次不按通常的办法，而用法规和榜样的力量。但结果，我发现它的基础则非常软弱，几乎使我厌恶。对这个习惯，我原来还打算证明给别人看呢。
这就是柏拉图为清除当时不自然的爱所使用的方法。他认为最好的和最基本的方法是：理智，用公众舆论谴责他们，诗人们和其他任何人也讲他们的丑恶故事。多亏了这一方法，许多很漂亮的女儿们不再成为其亲生父亲的色情对象，许多仪表堂堂的男子，也不会再吸引其姐妹们的青睐了。司伊斯特士、奥狄普斯和买卡勒斯的寓言通过愉快的歌声，把有用的信仰注入儿童的幼弱头脑里。
实际上，贞洁是很好的美德，它的效用是尽人皆知的。但是，按自然法则来看待和判断它是很难的，按习惯、法律和箴言来判断是很容易的。首要的和普通的理由是很难彻底查清的，学者们既不敢轻意忽视它们，也根本不敢触动它们。它们总是迅速地钻到习惯的保护伞下，在那里它们趾高气扬，享受廉价的胜利喜悦。那些不准备从原始状态中解脱出来的人犯错误更大，把自己紧锁在野蛮观念中。
就象克里西波斯一样，他在很多地方散布无视群体乱伦性质的作品。
当你要摆脱习惯的巨大偏见时，你会发现，自己是毫不自觉地接受了许多观点和事物。它是伴随着错误习惯形成的。但是，一旦揭去假面具后，他就会实事求是地看待事物，就会感到其原来的判断完全颠倒了，应该恢复其正确的状态。例如，我要问他，有什么事比迫使自己去服从自己不理解的法律更奇怪的呢？有什么人们的日常事务如结婚，送礼，买卖往来等等还要受那些既不理解和没有在口头上公布，又没有解释其用途和没有形成书面文字的法律的控制更令人费解的呢？伊苏格拉底提出自己坦率的见解，他劝皇帝对臣民的贸易不要统治得太死。要使贸易自由、无偿、有利，对臣民的争论，吵架和麻烦，则要罚以重款。但是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而是根据荒谬的想法，把理智用于市场，把法律看成是商品。很幸运，我们的历史学家说，有位加斯科尼的先生，他第一个起来反对查理曼后者想要赐给我们拉丁语和帝国法。
没有什么比下面这些事物更野蛮的了。一些民族由于法定的习惯，人们把自己审判的权力给出卖了，如果你要审判，就要事先交纳费用。有的地方，在法律诉讼中，胜负的依据是看你是否能支付足够的费用。不支付足够的费用就得不到正义。这种买卖的利润是很大的。从民众诉讼中所获得的利益可以供养四分之一的政府官员，还可以补助三个集团：教会、贵族如平民的费用。主管法律和控制人们生活、财产的集团，已形成一个贵族阶层。(事实上有两种法律，荣誉的法律和正义的法律，许多情况下这二者是矛盾的。前者严厉谴责人们容忍别人的谎言，后者又谴责报仇。)按照权力法典，一个人如果忍受侮辱，就会降低其荣誉和贵族身份；按民事法典，对报复侮辱自己的人要课以重罚。有什么比这更野蛮的呢？谁要求法律保护自己的荣誉，谁就使自己丢脸；而不这样做的人，又要受法律的惩罚。两个互为相反的观点，却结合在一个事物中。一方主张和平，一方要求战争；一个争取利益，一个追求名誉；一个探求知识，一个修养美德；一个力求说教，一个倡导行动；一个坚持正义，一个偏爱勇猛；一个以理服人，一个以暴力取胜；一个宣扬穿长袍，一个建议着短褂。
关于普通的东西，如衣服等等，如果谁想恢复其真正的目的，要使其为人体服务和使人舒服，就要看它是否美观与合身。在其它的例子中，我将向他指出，我认为奇怪的事是可以想象出的。如我们的方形帽、妇女们头上五颜六色的装饰品，以及悬挂在后面的长长的褶式天鹅绒带，一个空洞的人物典型等等，我们很难说出这些东西的名称，但我们却公开地夸耀和展示。
无论如何，这种思考不能阻止一个人从通常事物的式样中去认识。
正相反，在我看来，稀奇古怪的式样都来自于愚蠢和野心的假想，而不会出自真正的理想。聪明人在思想里可以与众不同，他保持思想自由和自由判断的能力。但在外部形式上，他将全部追随已被承认的形式。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进行平常的社交活动，但是，对于行为、工作，命运和正常的生活等等，我们就要按公共看法来做了。正如伟大而又明智的苏格拉底不可能抗拒地方官的命令以挽救其性命一样，即使那是个非常不正义和腐败的地方官。因为那是法律中的法律，规则中的规则，每个人都要观察他自己所处的地位；遵守国家的法律(克锐斯平)。
另一城邦的事实表明，改变已被承认的法律是否能获得好处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不管采取什么方式，都存在危害。政府好象是一个由不同部分组成的建筑物，对于该整体，你若只想动其一点而不及其余是不可能的。瑟瑞思的法律制定者们规定，谁要是想废除旧法律，建立新法律，谁就在脖子上挂好绳子，站在人民面前，只要有人不同意革新，该改革者当即就被勒死。拉斯达孟中的一员，把自己全部精力花费在劝谕市民同意和不要冒犯法令。把夫留尼斯为乐器增加的那两根弦粗暴地切掉的那个人，没有考虑增加这两根弦是否使音乐更好听，和弦更丰富，而他只谴责说，加入的两根弦破坏了旧的形式。这就是马塞的生锈的正义之剑的意思。
我厌恶革新，不论用什么借口或有什么理由，因为，我看到过革新带来的可怕的后果。
遵守一个国家的结构和法律的人与改变和控制它的人之间，在理论上存在着很大分歧。前者为无知、服从和模仿辩护，正如他们的借口一样。无论他们怎么做，都不会有怨恨，这是很不幸的。“那个不受古代清晰记载的传统限制的人是谁呢？”(西塞罗)。这与伊苏格拉底说的不同，后者认为，采取节制之道而不是超过之，这正是其不足之处。
另一部分人则有激进的主张。谁要想改变和冲击权威判断，谁就必须清楚地把握其所要废除之物的低劣性和所要建立之物的优越性。下面这个粗浅的想法，使我坚持我的主张。我年轻时代，这个想法也使我保持冷静。这想法是：不要承担重要的认识责任。在该领域里，我不敢去做出明智的判断，就是最容易的判断也如此。尽管别人曾教导我说，迅速的判断并无害。在我看来，想要反对公共的、不可变的组织和惯例是不公平的。是不稳定的幻想。(个人只有自我裁判权)。企图反对神谕法律和国家的法律，是任何政府都无法忍耐的。尽管人们在采取行动时，具有相当的理由，但是最后人们还是按照传统的判断来判断，人们的最大能力还是用来论述和发展传统，而不是推翻和革新传统。
要阻止暴力革新，就要承担危险的法律责任，而妨碍你自我克制和守规。要在一切事物上和一切地方反对那些自由者，对他们来说，只要能推进他们的计划，一切都是可行的。他们不要法律，不要命令，只是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
背信弃义之人的信念就是伤害。
——塞尼卡一个国家的普通法律，是正常情况下的纪律，不适用于特殊事件；它预先假定一个团体，对其主要部分、功能和习惯有一致的看法，并服从它。守法的步态是冷酷的、深思熟虑的和强迫的，而不是无纪律和不受约束的。
奥克塔维亚和卡多是两个着名人物。在国内战争中，前者与苏拉为伍，后者与凯撒同伴。二人被指责使国家导致绝境。我们宁愿用法津解决问题，而不用战争分出胜负。实质上，在这样坚持下去也难以得到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低低头和让让步是更聪明的作法，比相互争斗导致践踏一切的作法好得多。既然人们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制定法律，规定他们应该做什么的方法是比较好的。那个命令停止法律二十四小时的人，就是这样做的。那个出于某种原因把日历中的某一天改动的人也是这样做的，那个把六月改成五月的人还是这样做的。拉斯达孟人就是自己国家法令的遵守者。他们受到法律的约束，不允许选举一个人两任海军上将。但是，人们需要留山德连任该职。他们就选阿拉克当海军上将，让留山德任海军最高指挥官。出于同样的情况，他们派到雅典去收集有关法律变化之材料的一个大使，听培里克里斯跟他说干脆把禁止变动刻着法律条文的石碑推倒，因为并不禁止推倒它。普普塔克是这样赞扬菲洛普人的：他们天生就是发号施令的，不但知道如何按照法律去发号施令，当公众需要时，还知道怎样主宰法律本身。
(五)《论学究气》导读蒙田的主要着作是《随笔集》(一译《散文集》)全书共三卷，篇、各篇长短不一，也缺乏有机联系、论述纷然杂陈、结构松散、缺乏中心、天文地理、草木虫鱼、立身处世等不一而足。在书中、他旁征博引、将他渊博的知识同个人的生活经验熔为一炉，全书充满睿智、给人以深刻的启发。全书共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作者所感觉的自我，二是他所体会的人类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三是他所理解的现实世界。他的座右铭是“我知道什么，”《随笔集》开创了散文体裁的先河、辑录了作者在哲学、宗教、文化、社会、政治、历史等方面的见解。其中教育思想也占有一定的篇幅。
蒙田的《随笔集》在当时和后世都有深远的影响。在培根的着作和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蒙田的思想影响。蒙田的怀疑论哲学、崇尚理性和经验的思想对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以很大的影响。中文版本《蒙田随笔》是一个选本、由梁宗岱、黄建华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另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的《西方古代教育论着选》也收录了蒙田的二篇论教育的重要散文，即《论学究气》和《论儿童的教育》。其中《论学究气》在《随笔集》中属第一卷、第二十四篇，全文共1·2万字。
《论学究气》中的主要教育思想：
1·抨击学究蒙田的哲学观的突出特点是怀疑主义。他把他的座右铭“我知道什么？”刻在一枚自制的勋章上，勋章的另一面铸的是一只摇摆的天平，用以喻指人们的认识是捉摸不定难以持平的。以此作为“我知道什么，”的象征。蒙田所处的时代、科学知识逐渐兴起，人们的经验日益扩充。蒙田认为人的感觉是有限的，而且会起着欺骗人的作用，而人的理性又往往软弱无力。因此、对事物的本质并不知晓。
“一切确定之物实乃无一确定”。人的观念往往是混乱的，因此，通常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人的意见是经常改变的、随个体的发展而变化。他的怀疑论是以怀疑人的感觉和理性为出发点的、不同于一参见《蒙田随笔》译者前言，梁宗岱、黄建华译，湖南人民出版社年版。
般的怀疑论。一般的怀疑论导致不可知论，而他却不否认自然的可知性。蒙田继承了法国的怀疑论的光荣传统，继承了中世纪唯名论者阿伯拉尔反对教会权威着作的勇敢精神，以求通过怀疑达到真理。
他的怀疑论是对旧思想作斗争的理论根据。对于真理、正义、自然，他并不怀疑，而是坚定不移。他一生追求真理。“我们要为真理而爱真理。”实际上，蒙田真正的怀疑对象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世纪的经院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