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和普卢塔克一样的看法，亚里士多德并不那么让他的大弟子以搞三段论式的艺术或几何学的原理取乐，而是努力教他有关英勇、果断、豪爽和克制的优良的格言，和毫不畏惧的精神，以这样的装备，当他年纪还轻的时候，给他三万步兵、四千骑兵和四万二千克郎货币，让他去征服世界的帝国。至于其它的艺术和科学，他说，亚历山大尊敬它们，称赞它们的优点和吸引人的地方；但是，虽则他喜欢它们，他的爱好并没有使他付诸实践。
“青年人和老年人，从此在你们的事业中，使你们的心思有个目标，作老年时的准备。”
伊壁鸠鲁在他给梅尼修斯(Meniceus)的一封信的开始这样说，别让最年轻的人躲避用哲学家的态度进行研究，也别让最年老的人厌倦用哲学家的态度去研究，因为，谁不曾似乎说过，或者是快乐地生活的季节还没有到来，或者是它已经过去。但是，我还是不愿意这个年轻的绅士被幽闭起来，也不愿意轻率地使他成为性急的学校教师的无端发怒或忧郁性格的牺牲品。我不愿意把他紧紧地束缚起来，象有些人那样，每天在书本上劳动十四、五个小时，似乎他是一个散工，这有损他正在发育的心灵。同时，由于某种孤独或忧郁的天性的缘故，使他过度地沉溺于书本，以助长这种天性，我认为也并不恰当。因为，那样常使他既不能和人们会话，也不能从事更好的职业。
在我一生中，我看到有多少人由于过度地渴求知识而变得愚蠢啊！
卡尼阿提斯那样深深地沉迷于书本，以至从来没有空闲理发或修指甲，但是我也不愿意他的高尚的仪表为别人的粗暴和野蛮所损坏。
法兰西很久以来有一句成语，年轻时很容易做事，但是最不容易持久。老实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再没有比法国儿童那么可爱的了，但是，他们多半有负人们对他们的期望，因为，他们一旦成人，就完全没有什么长处了。我曾听到有些聪明人持有这样的意见，我们年轻人上学的中学，(这种学校为数很大，)的确使他们变糊涂了。
至于我们的年轻绅士，无论是房间、花园、桌子、床铺，无论是独个儿还是与人们一伙，无论是早晨还是夜晚——所有时间，对他都是一样，所有地方对他都是书房。哲学作为判断的创造者和习惯的形成者，是他的主要课业，它有权利在一切地方干涉一切事情。有一次，雄辩家爱索克拉底斯在一个大宴会上被邀请谈谈他的雄辩术，大家都认为他回答的有道理，他说：“现在不是做我所能做的事的时候；而现在我所应做的事，我不能做。”因为，在一个集合是为了作乐和快快活活喝酒的场合，要来演说或作修辞学的辩论，不过是一种粗糙、刺耳的音乐的而已。所有其它科学都可以这样说。但是，说到哲学，即在讨论人和人的任务的问题上，最聪明的人的一般判断，向来是认为不应该在宴会上、也不应该在运动会上拒绝有关哲学的愉快的谈话。柏拉图曾经邀请哲学到他庄严的宴会上，我们看到她是多么和气地以一种温厚的行为款待大家，无论在时间和地点上都安排得很好，虽然这是他的一次最深奥和有益的报告。
“穷人得益，富人也得益，要是忽略了，年老的和年轻的同样受到损失。”
所以，我的年轻学生无疑将比他在中学里的同伴忙得多；因为，即使我们在一个画廊里来回走的步子多了两倍，但是和正式的旅行比较起来，并不那么使我们感到疲乏。我们的功课好象是偶然发生的，没有严格的时间和地点，它结合我们的一切行动，消化了而让我们感觉不到。一切运动和锻炼，如长跑、击剑、音乐、舞蹈、打猎、骑马，都应该是学生学习的一部分。我希望他的外表、态度或礼节和他的身体及他的心智一起形成起来；因为，我们所训练的，不是心智，也不是身体，而是一个人，我们决不能把两者分开。柏拉图说过，心智与身体决不能一个得到训练，而另一个没有训练，两者同样需要指导，好象两只马配合起来合力拉车一般。照他的说法，他是不是似乎更加注意身体的锻炼，在这方面花更多的时间，并且认为，心智和身体在锻炼中一起得到了锻炼呢？
一般说来，这种教育方法应该宽严结合，不象有些人那样，不是亲切地邀请儿童参加学问的宴会，只是以恐怖和冷酷待他们。让我们除掉这种粗暴和强制。在我看来，再没有别的东西比它们更加使生来善良和温和的天性迟钝和堕落了。如果你要他害怕羞耻和惩罚，别使他过分害怕，而耐心地使他习惯于忍受炎热和寒冷、尖锐的风和灼热的太阳，并且藐视一切危险。在衣着、住宿和饮食方面，不求精致和古怪，使他习惯于一切东西。使他不成为一个美丽、任性孩子，而成为一个强壮、有力的孩子。从我还是一个孩子时直到成年以至现在到老年，我一直这样判断，这样相信。但是，我特别不能忍受我们大多数中学里所用的这种纪律。如果他们稍为温和些，为害就会少些。这是被逮捕的青年的一间真正牢狱，由于他们事实上并不放荡而惩罚了他们，他们就变得放荡了。在他们将要上课时走近他们，你只能听到受折磨的儿童和怒气冲冲的教师的鞭打声和大声争吵，他们想诱导年幼而胆小的儿童读书，但是面色严厉、蹙额、手持戒尺，这是多么大的距离啊？呵！这可恶而有害的教学方法！昆体良曾经正确地指出过，这种专横的权威，换言之，这种惩罚儿童的方式，带来很多危险。要是看到学校和教室里点缀着绿色的树枝和花卉，而不是血淋淋的桦树枝，那该多好呢？如果我能做到，我会象哲学家史坡锡普司那样，在学校里到处悬挂快乐、花神和美丽、温雅、欢喜等神的肖像。儿童利益所在的地方，也应有他们的娱乐。对儿童的胃有益的肉类，应该烧得又甜又香，有害的肉类，把它们烧得苦些。
我们惊奇地看到，柏拉图十分仔细地制定了青年娱乐和消遣的法则，同时，他又大大地扩充了他们的锻炼、运动、歌唱、跳跃和舞蹈，他说，这些娱乐的指挥和赞助，在严肃的古代都是交给神的，即阿波罗神，缪斯神和密涅瓦神。我们只要注意他曾规定了成千条有关身体和心智锻炼的格言。至于其他科学，他就讲得不多，他似乎特别推荐诗，这也只是为了音乐的缘故。
我们性情和行为上的一切怪癖，是在社会上和人们交往时的敌人，应该避免。亚历山大的庶务长德莫峰(Demophoon)在荫凉的地方常会出汗，在太阳下冷得发抖，谁不对他的体质感到惊奇呢？我曾经看到有些人闻到苹果味道比听到枪声还要吃惊，有些人怕见老鼠，有些人看到奶油就要呕吐，还有些人怕铺鸭绒被；杰门尼克斯看见一只雄鸡或听到鸡啼就难以忍受。人的天性也许有某些隐藏的特性，在我看来，经过一定时间，它是容易除掉的。我必须承认，教育对我是起作用的，因为，除啤酒以外，一切其他食物都配我胃口。当身体还柔软的时候，应该使它适应一切生活方式和习惯；如果一个年轻人的胃口和欲望能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以内，让他大胆地去适应一切国家，和一切人们来往；而且，如有必要，适应一切失调和过食；让他熟悉一切生活方式；要他能做一切事情，而且只爱做好的事情。有些严格的哲学家并不称赞而是责备卡里西里斯，他仅仅因为没有和亚历山大大王一样多喝酒而失宠。让他在王子面前发笑、打俏、调笑和放荡，在他放荡时，我希望他比别的人有力气，恒心大；他做坏事，不是由于力气或知识不够，而是由于意志不强。一个人不愿意做错事和知道做错事，有着很大的差别，在一伙快乐的人中，有一个大官，他住在法国，但是完全没有那种无秩序的生活方式，有一次，我问他在滞留德国给法国国王办事的时间内，总共喝了几次酒。我问这个问题，表示了对他的尊敬，他也懂得我的意思，回答说，喝了三次酒，并且说明了喝酒的时间和怎样的情况。我知道有些人，他们缺乏这种能力，当他们有机会和法国人办交涉的时候，感到非常困难。我常常很佩服阿尔西拜厄提斯的令人惊异的本性，他能很快地适应各种不同生活方式和性情而不损害自己的健康：有时比波斯人还要奢侈和浮华，有时比拉西提孟尼(Lacedaemonian)人还要朴素和节约，在斯巴达表现他的纯洁，在爱沃尼亚(Ionia)，表现他的贪恋酒色。
“每一种生活的脾性，每一种地位和环境，都适合阿里斯底普斯〔Aristippus〕的智慧。”
我要把我的学生培养成为这样的人：
“他耐心地穿着双层大衣，我想，如果情况有变化，他可以同样地扮演两个角色。”
这些就是我的教导，凡是实行这些教导的人，比仅仅知道这些教导的人得益更大。如果你见到他，你就听到他；如果你听到他，你就见到他。有一个人对柏拉图说，但愿研究哲学不是只读很多书本和沉浸在科学里！“这门善于生活的科学，在一切科学中最伟大，他们通过他们的生活来研究这门科学，而不是通过学习或写作。”
弗里阿斯的王子利奥问赫拉克莱底斯·庞底克斯专门研究什么艺术，他回答说，“先生，我不懂艺术，也不懂科学，我是一个哲学家”。有人批评代沃杰尼斯，说象他这样一个无知的人，却要干与哲学，他回答说，因而我就有很多的理由、更大的目的干与哲学。希其西厄斯有一次请求他给他读一本书，他说，“你是一个快活的人。
在选择无花果时，你选择自然的而不着色的，真的而不是假的无花果，那么，你为什么不也不选择着色的、书面的练习而选择真正的、自然的练习呢？”
不要提背诵功课，而是要他行动。他应该在行动中复习功课。
我们必须观察“他的事业是否明智，他的举动是否诚实，他的态度是否谦虚，他的行动是否公平，他讲话是否有见识和斯文，他病中是否勇敢，运动是否适度，快乐有无节制，治家是否有秩序，口味是否无可无不可，无论肉、鱼、酒或水，都没有关系。”“他把学问不看作知识的虚饰，而看作生活的法律，他服从他自己，实行他所订的法律。”
我们所讲原理的真正镜子是我们生活的进程。有人问寿克西达沫斯，为什么拉西提孟尼人不把英勇行为的条例写成书本，以便他们的年轻人可以阅读；他回答说，这是因为他们宁愿使年轻人习惯于行动和动作，而不习惯于书本和写作。把在我们学院里读了十五、六年拉丁文，全部时间都用于学习讲话的青年和他们比较一下。整个世界似乎只是说话，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不是话说得太多，而是说得太少。我们有一半生命是那样消耗掉的。我们花了四、五年时间去理解空洞的文字，把它们联成短语；然后再花四、五年时间写成论文，分成四、五部分；至少还得再花五年时间，我们才能初步地懂得如何把它们很好地混合、联接和交叉起来，成为精巧的形式和连贯的整体。让我们把这个工作留给以这件事作为职业的人。
有一次，在我去奥尔良旅行的途中，偶然在克勒里河这一边的平原上，遇到两位文人学士，他们正去波尔多旅行，两个人彼此相隔约50步。远在他们后面，我发现有一队马，在马队前面领路的，是拉·卢黍福谷伯爵。我的一个仆人问前面一位文人学士，在他后面跟着的是哪一位绅士；他假定我仆人指的是他的同伴，因为他还没有见到伯爵的一队人马，愉快地回答说，“先生，他并不是一位绅士，而是一位文法学家，我是一位逻辑学家。”我们现在恰恰相反，不要培养一个文法学家，也不要培养一个逻辑学家，而是完全的绅士。让他们去浪费时间好了，我们另外有着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所以，要使我们的学生很好地、足够地储备着事物，那样，文字将会很快地跟上来，如果它们不自动跟来，他也会拉它们上来。我听到有些人原谅自己，说他们不能表达他们的意思。并且假装他们的头脑装满了很多好东西，但是，由于口才不好，他们讲不出来。这仅仅是浮夸。你要不要知这原因何在？在我看来，他们都是某些不成形的概念所产生的影子和怪物。这些概念，他们自己不能辨别或分析，由于他们自己还不了解，结果也就不能表达它们。只要你看一下他们的真实情况，他们在陈述时怎样口吃和困难，你就会相信，他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受孕，所以还不对分娩的时候；他们只是舔着那个不完善的、不成形的胚胎而已。至于我，我的意见是，苏格拉底也这样主张，凡是一个头脑里有着清楚和活跃的想象的人都容易把它表达出来，不管用Beyamask语或威尔斯语，而且，如果他是聋子，就用符号和标记来表示。
“一旦事物已先考虑好，表达的言语就自动流出来了。”
有人很有诗意地说，“当事物占有了他们的头脑，他们就猎取言语。”又有人说，“事物本身迫使言语表达它们。”他不懂连接词、名词，他不懂语法，而且不比他的仆人或街上的卖鱼妇懂得多些；但是如果你愿意听，他会和你大谈一阵，并且恐怕比法国的文人学士还要少犯语法错误。他缺乏修辞学的技能，他也不能在一篇序言里用贿赂引诱有礼貌的读者的善意，他也不很想知道它。其实，所有这种华丽的油漆是很容易被生来的和简单的真理的光泽所抹去的；因为，这些可口的东西和离奇有趣的方法，只是用来使俗人高兴，他们不配、也不能吃最结实的和最坚硬的肉类，亚富曾经很明白地这样对塔西脱斯说过。萨莫斯的大使们准备了一篇冗长的演说去见斯巴达国王克里沃米尼斯，激励他和暴君波里克雷底斯作战，当他听了好一会以后，回答说，“关于你演说的绪论，我已经忘了；中段我也不记得；至于你的结论我不愿照做。”这是一个适当的、而且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回答，使一群雄辩家无以为对。
另一个人说了什么？有一些雅典人，要从两个老练的建筑师中选择一个，为他们建筑一座高大的房子。其中一个比较装模作样和自高自大，向他们提出一篇有关这个工程的流畅的、预先计划好的论文，希望人们赞成他的主张；们是，另一个建筑师只讲了三句话：“雅典的统治者们，这个人所说的话，我愿照着做。”很多人羡慕西塞罗的实实在在的口才，但是卡多嘲笑说，“我们不是有一位快乐的执政官吗？”一个机敏、巧妙的论点，一句妙语，不管先说后说，都是合乎时宜的，如果它和前面的话不一致，或者和后面的话不一致，那它本身还是好的、值得赞美的。我不是那种人，认为一个好韵就是一首好诗，让他不要(如果他喜欢这样做)把一个短音节写得长些，这是小事。如果创见不多而良好，同时他的机智和判断力已经灵巧地起了它们的作用，对于这种人，我认为他是一个好诗人，但不是一个好诗家。
“他理解力敏锐，但是诗写的刺耳。”
贺雷舍斯说，一个人应该使他的作品去掉一切长短音节的交替接缝和韵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