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清乾隆年间编篡的《四库全书》中看到，不但录有邵雍的主要着作，还可以看到大量引用他学术思想或语录的着作。邵雍的学术思想能贯穿于经、史、子、集，是北宋五子中其他四子所不可同年而语的。
在经部易类，邵伯温《易学辨惑》介绍了邵雍之学的源流，朱震的《汉上易传卦图》列出了邵雍的《先天图》(称《伏羲八卦图》)，《易学启蒙》引用邵雍的《先天图》(更名作《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又引用邵雍《观物外篇》语录多达27条，《周易本义》卷首列出了《先天图》。此后于经部易类的134部着作中有55部都引用邵雍的《先天图》或语录。
如果把“存目”之书和后来《续修四库全书》统计在内，引用邵雍《先天图》和语录的易类着作则超过百部。在经部五经总义类，有杨甲《六经图》六卷，卷一列《先天图》及诸多衍图。
在史部，宋代胡宏的《皇王大纪》于尧后则采用《皇极经世》纪年，元代察罕的《帝王纪年纂要》亦采用《皇极经世》纪年，明代陈继儒则着《邵康节外纪》。宋代王称《东都事略》、清代孙奇逢《中州人物考》及万斯同《儒林宗派》，则有邵雍传记或言行事迹。在子部儒家类，宋代黄震《黄氏日钞》记邵雍言行，宋代熊节编《性理群书句解》卷一有“康节传道支派图”与“康节先生遗象赞”，卷十列《先天图》及《皇极经世》书；明代张九韶撰《理学类编》，八卷皆引用邵雍语录；明胡广奉敕撰《性理大全书》七十卷，中有邵雍《皇极经世》七卷，朱熹《易学启蒙》四卷；清康熙《御纂性理精义》，卷三《皇极经世书》，卷四至卷六《易学启蒙》。在子部术数类，录有邵雍《皇极经世书》十二卷、张行成《皇极经世索隐》二卷、《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易通变》四十卷、祝泌《观物篇解五卷》、《皇极经世起数诀》一卷、王植《皇极经世书解》十四卷。王湜《易学》、鲍宁《天原发微·各类图》、张理《易象图说》皆列有《先天图》或其衍图。存目书尚有宋代钟过撰《皇极经世书类要》九卷、不着撰人名氏《皇极经世节要》、明代朱隐老撰《皇极经世书说》十八卷、黄畿撰《皇极经世书传》八卷、杨向春撰《皇极经世心易发微》八卷、清代徐文靖撰《皇极经世考》三卷、不着撰人名氏《邵子加一倍法》一卷、元代吴正撰《皇极大定动数得一论》一卷、不着撰人名氏《皇极数》三卷、不着撰人名氏《皇极生成鬼经数》一卷、题宋邵子撰《康节内秘影》一卷。在子部杂家类，宋代王应麟撰《困学纪闻》和明末顾炎武《日知录》均记邵雍言行；清代王懋竑《白田杂着》议论邵雍之学。在子部类书类，宋代唐仲友《帝王经世图谱》采邵雍河图洛书说；祝穆《古今事文类聚》采录邵雍多首诗文；明代顾起元《说略》于“时序”叙《皇极经世》元会运世为章蔀纪元四法；章潢《图书编》采《先天图》及诸多衍图。在子部道家类，有俞琰《易外别传》，以邵子《先天图》阐明丹家之旨。在集部别集类，录有邵雍《击壤集》二十卷。南宋魏了翁《鹤山集》有“先天图亭亭当当，愈玩愈有意味、吾乡观物先生张行成文饶颇得易数之详”等议论；明代张宇初《岘泉集》卷一有“先天图论”；杨慎《升庵集》卷四十一列“希夷易图”(《先天图》)；归有光《震川集》卷一“易图论”论及《先天图》。
有趣的是，四库馆臣一面说邵雍之学是“洵粹然儒者之言”，一面却将《皇极经世书》列入子部术数类。而在经部易经类的《御纂周易折中》里却有大量的《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语录，甚至《皇极经世》的主要内容也出现在《御纂性理精义》中。就一幅《先天图》来说，经部里有，子部里有，集部里还有。儒家类里有，术数类里有，道家类里还有。邵雍《皇极经世》中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的甲子纪年表，则出现在史部里。可见，邵雍的学问贯穿于整个《四库全书》。把《皇极经世书》归入子部术数类，只是四库馆臣有见于后来张行成、祝泌、黄畿、王植为元会运世配卦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已。
邵雍是一位怎样的人物？为什么程颢会说他是“振古豪杰”？
邵雍的学问究竟是一门什么学问？为什么程颢会说是“内圣外王之道”？
邵雍，字尧夫。北宋真宗大中祥符4年(公元1011年)12月日(辛亥年辛丑月甲子日甲戌辰)生于范阳(今河北涿州大邵村)。
幼年随父邵古迁衡漳(今河南林县康节村)，又迁共城(今河南辉县)，37岁时移居洛阳。
邵雍祖上姬姓，出于召公世系，为周文王后代。他自幼胸怀大志，一心致力于科举进取之学。居共城时，其母李氏过世，他便筑庐于苏门山，布衣蔬食守丧三年。当时李挺之为共城县令，听说邵雍好学，便亲自造访其庐。邵雍遂拜其为师，从学义理之学、性命之学与物理之学。数年之后，邵雍学有所成，但从不到处张扬，所以了解他的人却很少。时有新乡人王豫同邵雍论学，他自恃自己的学问足可让邵雍师事之，谁知议论过后却深为邵雍的学识所折服，于是便虔诚地拜邵雍为师。邵雍移居洛阳之后，所悟先天之学进一步完善，又收张岷为弟子，传授《先天图》及先天之学。邵雍40岁时娶王允修之妹为妻，后二年得子伯温。51岁时(嘉佑6年)，丞相富弼曾让邵雍出来作官，甚至说“如不欲仕，亦可奉致一闲名目”，均被他婉言谢绝了。嘉佑7年，王宣徽就洛阳天宫寺天津桥南五代节度使安审珂的旧宅基地，建屋三十间，请邵雍居住，富弼又给他买一花园。熙宁初，朝廷实行买官田新法，邵雍的天津之居园划为官田，司马光等二十余家又集资为他买下。邵雍命其园居为“安乐窝”。这时神宗下诏要天下举士，吕公着、吴充、祖龙图等人推荐邵雍，朝廷连着发下三道诏书，让邵雍除秘书省校书郎、颍川团练推官。邵雍再三推辞不得已而受官，可是他又称疾不肯赴职。邵雍57岁时，父亲邵古(伊川丈人去世。邵雍与程颢在伊川神阴原(今伊川县伊水西紫荆山下)“不尽用葬书，亦不信阴阳拘忌之说”选择了一块墓地予以安葬。又过两年，邵雍的同父异母弟弟邵睦猝死于东篱之下。他与弟睦手足情深，咏诗数首以表思念之情。邵雍在洛阳闲居近30年。冬夏则闭门读书，春秋两季出游。每出游必着道装乘小车。城中的士大夫听到车声，均倒屣出门相迎，儿童和仆人也高兴地尊奉他。久之，在洛阳城里有“行窝十二家”。他乐天知命，常以诗言志，以园林景色、醇酒茗茶自娱平生。他虽言“此身甘老在樵渔”、“身为无事人”，然而他却是在一心效法圣人，观物得理，究天人之际，要为后人留下一门大学问。他尝有这样的诗句：“只恐身闲心未闲”、“若蕴奇才必奇用，不然须负一生闲”。可见他是具有远大抱负的人。
邵雍虽然不支持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但是也不公开反对。
“自从新法行，常苦樽无酒”、“怀觞限新法，何故便能倾”、“侯门深处还知否，百万流民在露头”等诗句，反映了他对待新法的态度。门生故旧中的当官者，有的为反对新法要投劾而去，他劝说这些人：“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何益耶？”
二程兄弟与邵雍同巷里居住近三十年，世间事无所不论。程颢尝说：“邵尧夫于物理上尽说得，亦大段泄露他天机。”又说：“尧夫之学，先从理上推意，言象数，言天下之理。”以“内圣外王之道”评论邵雍之学，以“振古之豪杰”评论邵雍其人。
熙宁10年(公元1077年)3月，邵雍有病卧床百余日而不能起。
至7月4日病危，5日凌晨去世，享年67。遗嘱命治丧之事从简一如其父，从伊川先茔。邵雍病中，司马光前来探视。邵雍对他说：“某病势不起，且试与观化一巡也。”司马光宽慰他：“尧夫不应至此。”邵雍说：“死生亦常事耳。”当时正值张载从关中来，他给邵雍诊脉后说：“先生脉息不亏，自当勿药。”又要给邵雍推命吉凶，说：“先生信命乎？载试为先生推之。”邵雍回答：“世俗所谓之命，某所不知，若天命则知之矣。”张载说：“既曰天命，则无可言者。”邵雍《闲行吟》一诗曰：“买卜稽疑是买疑，病深何药可能医。梦中说梦重重妄，床上安床叠叠非。列子御风徒有待，夸夫逐日岂无疲。劳多未有收功处，踏尽人间闲路歧。”可见他是一个不信世俗之命也不搞卜筮稽疑那一套智数的人。程颐前来探病，诙谐地说：“先生至此，他人无以致力，愿先生自主张。”邵雍说：“平生学道固至此矣，然亦无主张。”程颐还是跟他戏谑，邵雍也开玩笑地说：“正叔可谓生姜树头生，必是树头生也。”这时邵雍的声息已很微弱，就举起两手做手势，程颐不明白，问：“从此与先生诀矣，更有可以见告者乎？”邵雍说：“面前路径常领宽，路径窄则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也！”邵雍病重之中犹有“以命听于天，于心何所失”、“唯将以命听于天，此外谁能闲计较”、“死生都一致，利害漫相寻。汤剂功非浅，膏肓疾已深。然而犹灼艾，用慰友朋心”等诗句，足见他对待生死的乐天态度。
邵雍去世后，邵伯温请程颢为其父作墓志铭。程颢月下渡步于庭，思索良久对程颐说：“颢已得尧夫墓志矣。尧夫之学可谓安且成。”遂于《墓志》中有“先生之学为有传也，语成德者，昔难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论之，可谓安且成矣”之语。哲宗元佑中，赐谥“康节”。欧阳修之子欧阳棐作《谥议》：“雍少笃学，有大志，久而后知道德之归。且以为学者之患，在于好恶，恶先成于心，而挟其私智以求于道，则弊于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于四方万里之远，天地阴阳屈伸消长之变，无所折衷于圣人。虽深于象数，先见默识未尝以自名也。其学纯一不杂，居之而安，行之能成，平夷浑大不见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谥法，温良好乐曰康，能固所守曰节，谥曰康节先生。”崇宁初，从祀孔子文庙，追封新安伯。明嘉靖中，祀称“先儒邵子”。程颢、张岷、欧阳棐皆评价邵雍之学“纯一不杂”，则是言其不杂以“智数”。托克托《宋史》将邵雍列入“道学传”，李贽《藏书》将邵雍列入“德业儒臣传”，则表明邵雍是有宋道学(理学)的大家。邵雍亦自说：“君子之学，以润身为本。其治人应物皆余事也。”又说：“物理之学既有所不通，不可以强通。强通则有我，有我则天地而入于术矣。”又说：“为学养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诚，则无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当以直求之。若用智数以迳求之，是屈天地而循人欲也。不矣难乎！”托克托对此也有评论：一些人“因雍之前知”就说邵雍能从一切物体的声音、气色、动作方面推其吉凶之变，于是就摘取人世间那些已经发生的事，说邵雍都有言在先了。
其实是“雍盖未必然也”。对于邵雍的“遇事能前知”，程颐的分析是：“其心虚明，自能知之。”邵雍与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他的着述及其所反映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易学哲学史及宋明理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邵雍弟子张岷述邵雍《行状》曰：“先生治《易》、《诗》、《春秋》之学，穷意言象数之蕴。明皇帝王霸之道，着书十万余言，研极精思三十年。观天地之消长，推日月之盈缩，考阴阳之度数，察刚柔之形体，故经之以元，纪之以会，始之以运，终之以世。又断自唐虞，迄于五代，本诸天道，质以人事，兴废治乱，靡所不载。”又曰：“所着《皇极经世》、《观物篇》、《渔樵问对》、《击壤集》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