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培养“圣人”的教育目的论
王守仁主张，教育是教人做人，而做人的模范是“圣人”。所以他教育的最高理想，是通过“致良知”，把人的内在精神，转化为道德的自觉，使“学者学为圣人”。
他提出“圣人可学而至”的口号，作为人们努力的目标。无论中人以上的人，或是中人以下的人，甚至“愚夫愚妇”，只要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经过“百死千难”的考验，对自己作一番存在价值的抉择都可以达到“圣人”的目的。当他的弟子问他说：孔子曾经说过，“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这句话恐怕不对吧？因为“下愚的人与之上，尚且不进，况不与之语可乎？”王守仁则肯定的回答说：“不是圣人终不与语，圣人的心，忧不得人人都做圣人。只是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说性命，他也不省得也，须谩谩琢磨他起来。”其实“圣贤之道，坦若大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在这里，王守仁认为，虽然人的“资质不同”，并不妨碍他能上达于“圣人”，所不同的只是每个人的努力程度，因此“必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则一。”此外还要重视教育的方法只要根据每个人“资质不同”的情况，贯彻学不躐等、循序渐进的原则，不懈的琢磨，进行修身养性的“身心”教育，皆可以培养成最高理想的人格“圣人”。
在这里，我们还应该再进一步深究，为什么人人皆可以学为“圣人”？其理论根据是，在王守仁看来，人生来就赋予了一种先天的“良知”。他说：“圣人可学而至，语吾心之灵与圣人同也，然则非学圣也，能自率吾天也。”也就是说，人人皆能圣能贤，即在于“复其心体之同然”，这个“同然之心”，是“天作之”，是“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则人亦孰不能之乎！”只是要“人复之”而已。王守仁不仅在“理论”上论证了人人具有“良知”，从而可以为“圣人”；而且也表明了，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可能与必要，使其善源发扬而成就之。
这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教育民主思想和天生平等思想的因素。
王守仁虽曾说过不少“性无不善”的话，但在另一些地方却说：
“性之本体，原无善无恶”。在他临死前一年，与弟子们在天泉桥论道时说：“无善无恶心之体”。心性在本体上，在源头处，是无善恶的。人性的善与恶，是在“发用上原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
这种生来具有的多种可能，要变为现实性，全取决于引导和“教化”
“若执定一边，便不是了”。这种看法比较符合事实。由此而论，性的善恶问题，在他思想上是有矛盾的，并没有完全把人类的天性神圣化，更没有把它描写成可怕的恶的形象。正由于他这种思想，也不要求人们拜倒在特权者的“神圣”形象面前，也不叫人们认为自己一切不如人，这一点又具有破特权、破神圣的意义。
王守仁的人人同等天赋论的思想，在教育上的重要意义，即是鼓舞了人们向上的心理和要求，不管做什么行业，都可以达到最高的水平，作到人范“圣人”。他的这一观点，突破了当时一般士大夫的观念，认为只有读书识字才可以做“圣人”。他一反传统教育以书本知识作为衡量人格的标准，以及有知识就德高望重的观点，批评有些人以“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这一思想也影响了李贽，他常常破口大骂“伪道学家”。他肯定只要通过尊德性的教育，“圣人”是人人可作的，人人可学而成的。所以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序》中说：“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在这一点上，他比朱熹的教育思想前进了一步。朱熹认为君子、圣人的“德业之盛，乃与天地之化，同运并行”，这些“超人”，不完全为命运所支配，而是能够掌握命运的人；但“常人”就不同了，因为在他看来，人的地位不同，决定于各人“气禀”的不齐。他说：“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衰颓薄浊者为愚不肖，为贫、为贼、为夭。”至于“禀气”之何以不齐，他认为这都是“天所命”。他把人的尊卑贵贱，都说成是先天注定的。王守仁则认为，平等才是先天注定的，“良知”人皆同具，每个人都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但他也很不彻底，说什么“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又说：“良知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其结果是，只有“圣人”才不失其“良知”。
但是，王守仁的学说虽有矛盾，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到后来，他的“致良知”说，就更加纯熟坚定了。日本学者吉村晋，在他编的《王学提纲》一书的序言中说：“余平生就遗书萯绎其旨，每切仰钻之叹惟其龙场以后学渐变，而说亦时异同，至晚年纯表致良知而后定焉其间似宜分别观之。”有一次弟子们侍坐，谈论他的学说之所以为当时统治者和一般士大夫所谤议攻击的原因时，王守仁说：“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由此可知，王学“似宜分别观之”，而“良知”“愚夫愚妇不能致”、“常人不能循良知”的命题，恐怕就是他的一种“覆藏”吧！
他的结论是“虽卖柴人，亦学得圣人”的教育平等说。在王学的再传弟子中，果然就有卖柴人朱恕，田夫夏叟。
作圣之功，在于“致良知”。他认为，作“圣人”顶重要的工夫，就是努力体现那本有的“良知”，使不为外物所蒙蔽。即是存那“良知”
之“天理”，去那“习染”之“人欲”，使自己的精神生命纯洁净化。他说：“学者学圣人，不过去人欲而存天理耳。”在他看来，去人欲之私，人的心底就光明，而存得“天理”，“人欲”自退，革尽“人欲”，而“天理”自明。他说：“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又说：“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石成金。”真是达到了“所操益熟，所得益化”了。所以，他这个所谓仙丹灵药，就是“存天理，去人欲”，也就是“致良知”，不过是“致良知，一事分作两方面用功”在消极方面，是“去人欲”，即“为善去恶”
在积极方面，就是“存天理”，以“知善知恶”。
怎样“去人欲”，又怎样“存天理”呢？第一是省察克治自己。他说：“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去人欲”，“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他能由近取譬的说：“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始，方始为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自觉检讨，坚决改正。但这种省察工夫，要作得及时、经常，他形象的比喻为：“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须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直要“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这才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这样，私欲的病根方可消除，久而久之，良好的思想习惯终可养成。第二，对自己的私欲，勿忘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上，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不但要经常心中必有其事，且得集中注意，不可疏懈。同时还要注重在“事上磨炼”，不能只“澄心”静养。他说：“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以上都是说，要使自己为圣为贤，培养好的德行，要根除自己的恶习与“人欲”，须如斩草除根不留其滋长的余地，并时时刻刻提高警觉，不让恶习浸染，同时也不能光内心醒悟，还须在“事上磨炼”，知行结合。这在一个人的德性培养上，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王守仁教育的目的，是要人“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所以他说：“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总之，人修养到“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方是“圣人”。
他要人们连合理的“人欲”要求都得放弃，或者甚至只能以统治者的利益为利益，以统治者的好恶为好恶，以剥削者的道德为标准，则仍不失其为封建剥削者的辩护人。以“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培养出来的“圣人”，也将无疑是封建统治者的臣仆和顺民。
王守仁反对功利，提出“破功利之见”，认为“功利之见”是“圣学”的敌对。但他却不知“物”与“欲”是相持而长的，若人们皆无丝毫“物欲”，社会怎能发展？在他看来，“人欲”全是恶心，这就是莫大的错误。恩格斯说：“自社会阶级的对立发生以来，人的丑恶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明明作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王守仁培养“圣人”，其用意是要想代替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一批“外假仁义之名，而内行自私自利之实”的和“相互为奸”的言行不一的人。因此，他培养的“圣人”，不是谈天说性的空论家，而是能言能行、内外若一、表里一致的统治者。他认为培养这样的人，必须先从“心”上栽培灌溉，使保持其“良知”，而不计较利害，一本于良心行事。他反对那种外面修饰得俨然若“君子”，而却以“饰其伪”，其内心终归凋谢萎缩。更危险的是这批人的思想作风，已经祸及社会，害其家国。他说：“天下之患，莫大于风俗之颓靡而不觉”，历代末世之召乱，多由于此，故“今日吾将以忠信廉洁振天下”。即用教育的办法，培养大批“忠信廉洁之士”，以易风俗，治天下。
王守仁认为，圣学之培养“圣人”，在于“要能学成其用”。他的“心即理”说，是针对宋儒分心与理为二，而使人们的“心”与“理”、外与内分离。虽是“外面做得好看，却与心全不相干，分心与理为二。”企图解决人们主观的内心与客观的物理的矛盾。否则会使“知”与“行”全不统一，学不能成其用。甚至认为，虽然人人具有可为“圣人”的一种“圣态”，而“凡人”之所以不能作圣，其原因之一就是由于知行的分离，使其心为私欲所蔽，有“良知”而不能行(致于是便失去了可以为圣的“圣态”。所以他主张“知行合一”，使良知转化为行动，以解决知和行、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不过他的知行关系是建立在神秘的精神作用上的。这是下一节要着重分析的问题。
王守仁所培养的“圣人”，与佛家不同，佛家只谈心养性，而不能“治天下”，其原因是佛家养心离开了事物，既非“实有以为之”，又非“实有以去之”，与世间隔绝，全不讲事功。在这个问题上，曾有一个弟子问王守仁：“释氏亦务养心，然要之不可治天下何也？”他回答说：“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作幻想，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又说：“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讲学。
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他认为，要培养“成天下之治”的人，不但要重视德操教育，而且还要注意事功的训练。只有这样，才能“学成其用”。由此可见，王守仁似乎是从强烈的内省性格的德教出发，又走向了崇事功、反空言，主张有真实内容的实学实练教育。这一点，对颜、李学派的教育思想有一定的影响。他在《应天府重修儒学记》中说：“学成其用，大之则以庇天下，次之则以庇一省一郡，小之则以庇其乡闾家族，庶亦无负于国家立学之意，有司修学之心哉。”由此看来，王守仁培养人，既重在德也不轻才。他既善于培养人，又善于用人。有一次，有人问他的弟子钱绪山：“阳明先生择才始终得其用，何术而能然？”绪山答曰：“吾师用人不专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为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足以自利其身已矣，故无成功。”这个“用才之诀”，反映了培养人与用人的规律。“士之学也，以学为圣贤”，教之当以人伦道德，但人之才能“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用人要“舍短录长”，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贪，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不可“拘于规矩绳墨之中”。这种养之以德教之以才，取之以德才兼备，用之以舍短用长的教育思想，对我们很有启发。
王守仁认为，教育应能培养“治世”的人，或称“圣人”，即统治者；此外，应还担负“昌明圣学”，教化人民的任务，因此教育必须起“化民”净心的作用，即他念念不忘的“破心中贼”，然后才能“久安长治”。这就反映了王守仁教育的目的和他的阶级实质。
(二)“求理于吾心”的教育内容
王守仁认为，“圣人”与“常人”之不同，主要是道德上的区别。
因此，学校里的基本教学任务，在于“明伦成德”，然后在“明伦成德”
的基础上，发展各人不同的“才能”。他说：“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明伦成德”是共性，在教育中占首要地位，将来学生毕业后，不论任之以任何职位，都得“举德而任”，各安其职，“各效其能”。所以，王守仁在谈教育内容时，常常只讲人伦道德，不谈知识技能，并认为“三代之学，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并认为读书识字的人是有学问的人，不一定是有道德的人。在当时来说，这些人往往会成为一派“衣冠禽兽”，以“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他批评当时的教育说：今之教育，“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记诵之广，适以长其傲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辩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教育愈发展，学者愈多，学问愈大，而风俗愈颓靡。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举业之感。他说：“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当时的学者，“承沿其举业词章之习，以荒秽戕伐其心”，与圣人“尽心之学”背道而驰，“日骛日远，莫知其所柢极矣。”故他曾作诗示诸生曰：“但致良知成德业，谩从故纸费精神。只从孝弟为尧舜，莫把辞章学柳韩。”主张读书必以“正心”为前提，读书要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以净化思想为主，不必死记教条驰逐功利，而陷溺其心志。王守仁对当时科举影响下的学校的批评是有相当理由的。因为人们的道德行为，并不常常取决于他们的知识，因此教育者必须把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结合起来，他要求学者“深造之以德”。他说：“世之学者，业辞章，习训诂，工技艺，探赜而索隐，弊精极力，勤苦终身，非吾所谓深造之者。”而“深造于道”，在于“致其良知，而不敢须臾或离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否则即是“务外遗内”，非圣人之学。道德之理，原“存于人心”，不需外求。
王守仁所讲的道德教育，不外是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