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年时代的教育和文化环境
(公元1472-1487年王阳明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封建官僚家庭。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其曾祖世杰，“人呼为槐里子，以明经贡太学”。祖父天叙，号竹轩，是一个“环堵萧然，雅歌豪吟，胸次洒落”的绅士。着有《竹轩稿》、《江湖杂稿》。父名华，字德辉，别号实庵，晚称海日翁，尝读书龙泉山下，又称为龙山公，成化辛丑(1481)赐进土及第一名，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王阳明生活在这样具有丰厚文化素养的家庭，自然会受到上等的文化教养。
封建官宦之家总是望子成龙的。当王阳明出生前后，家里老人因吉祥之想，精心编织了两个神奇的故事。其一是说王母郑氏怀他十有四月之久，比常人在娘肚子里足足多呆四个月！这当然是世间罕见之事。其二是说王阳明呱声坠地之时，祖母岑氏正做着一个神妙而香甜的美梦，梦中“神人衣绯玉，云中鼓吹，送儿授岑”。当岑氏惊醒，适闻王阳明降世啼声。究竟老太太编织的美梦是真是假，无从考证，然而祖父竹轩公坚信无疑，遂取吉祥梦意给新生儿授名为“云”。于是亲友们广为宣传，并指王阳明诞生楼为“瑞云楼”。楼址在余姚龙山北麓。这两个荒诞的故事，流传人口，当然要对王阳明及抚养和教育他的人产生一定的心理作用。王阳明从小自命不凡放荡自任，而其祖父母更是十分钟爱，百般袒佑，这使得他确实获有一良好的自由发展的心理环境。
紧接着第三件奇事在王阳明五岁时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五岁前王阳明的语音器官发育不全，据说还是一个哑巴儿童。一天，他突然开始说话，而且能口诵祖父所读的书文。可见其智力非同一般。
五岁以后在家塾读书，八岁时对神话故事很感兴趣，富有想像力。但他很顽皮，不太遵师教，常逃塾厌学，把精力花在士大夫子弟不应有的战争游戏上。听故事，好戏游，此乃儿童天性，顺其自然，无疑对他的身心健康和性格培养大有裨益。更况余姚山清水秀，东濒东海，北临大江口，西接绍兴，自古文化发达，经济繁荣，此人才渊薮之地，何乏神奇传说故事？王阳明生长在如此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之中，加上家庭教育习染，适足以开发其智力，放任其性格，形成富于创造性的思维心理素质。王阳明后来注意儿童教育要依据儿童自然好乐之性的思想，无疑是有他的切身感受的。
十岁那年，父王华举进士，中状元，授修撰。是年，衣锦还乡，荣满乡里，不久就将竹轩公和儿子一同接往京师官邸。竹轩公因儿子成为新科状元，由此胸次更加“洒落”，所过之地多有名士逢迎礼遇。
一次，过金山寺与客酒酣，诗兴发作，企图“雅歌豪吟”一番，不料江郎才尽，半晌赋诗未成，显得十分尴尬。聪明又好自我表现的王阳明从旁而出，脱口吟诗一首：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玉萧吹彻洞龙眠。
顿时才惊四座。复命赋《蔽月房山诗》，阳明应口放声道：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年仅十一岁的稚童，吐词如此豪迈不凡，不仅有气吞牛斗之概，而且富有哲理意境。由此可见，王阳明幼时所受教育已非一般。
次年，王阳明在京师就塾师之教，仍豪迈不羁。其父深以为他过度早熟而常怀忧虑，但碍于竹轩公在旁袒护也难于约束。这对王阳明形成放任性格是有很大影响的。一天，王阳明与同窗逛长安街，遇一相士，说他日后可成圣贤，使得他心境陡高，竟从此拳拳其言，如痴如醉。“自后每对书辄静坐凝思。尝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
‘惟读书登第耳’！”阳明对此答复不以为然，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学圣贤为第一等事，登第次之，此观念萌发在这位十二岁的少年心里，可见他已开始关心人生价值和学习目的了。
十三岁时，母亲去世，他“居丧哭泣甚哀”。失去母爱，使得王阳明感到人生莫大的痛苦，后来他常回忆：“臣自幼失母，鞠于祖母岑”。传说他在生母死后，受到继母的残酷虐待。不久，他想出了一个罚治继母的法子。一天，他上街买了一只长尾林鹗，把它藏在继母的被子里，同时收买了一巫婆。当继母一钻进被子时，长尾林鹗突然飞出，发出怪声，在房里乱飞。风俗忌野鸟进屋，特别是这种叫声难听的野鸟，更被视为不祥之兆，况且它隐藏在深闺的被褥中，的确是一件不小的怪事。在继母恐惧之际，阳明请来了那个被收买的巫婆，装作阳明生母附体恐吓其继母：“你虐待我的儿子，我祈求神来取你的命。原来那怪鸟就是我的化身。”继母浑身发抖乞求饶命，并发誓不敢再虐待阳明。“于是遽改其行，一朝而为贤母”。这个传说或未虚构，说明少年阳明善于观察习俗和利用人们心理，主动改造与己不适的环境。这种性格与能力的培养，着实为他后来在人生道路上克服险恶环境，保存性命与精神健康等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清人唐甄说：“乃他日用是道也，以奇用兵，而成禽宁定之功，治心之用，于斯可见矣”。
十五岁那年，王阳明出游居庸三关，冒险历难，纵览山川形势，探询诸夷种落，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经月始返”。阳明出游三关是有社会背景的。成化年间民族矛盾十分尖锐，长城以北鞑靼势力日强，时起北方边陲狼烟烽火；长城以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严重威胁京师的安全。王阳明出游三关，其报效疆场的尚武爱国之心激动不已，一日梦谒马伏波庙，因向慕马援“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而还”的英雄气概，写下一首梦中绝句：
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
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
字里行间，透露着他深慕历史上为汉朝中兴而戍马边陲、为国建功的马援的报国思想感情。他“在家屡欲为书献于朝”，而他父亲斥之为狂，并大为担忧。王阳明的政治热情和尚武爱国行径，已超出社会一般规范而被目为“狂”，显示他对人生价值与国家政治命运的关心。
人是文化和环境的产物。习得文化或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就是受教育和成长过程。王阳明十岁前生长在风景秀丽、文化发达的余姚，又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十一岁后迁居京师入塾就学，又受到上层社会阶级的政治、思想、文化的熏陶。这些经历对于形成其勇于创造和自我表现的心理素质，自命不凡、超迈不群的特殊性格，大胆进取、关心国事的政治抱负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泛滥于词章，是非朱学，出入佛老
(公元1488-1505年)
王阳明自十七岁到三十七岁，是其人生观和学术思想发展与演变的重要时期。《明儒学案·姚江学案》概述他这段经历道：“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乃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由泛滥于词章，转变到对朱学的体验并对朱学倡导的修养方法发生动摇，继而出入于佛老再到居夷处困时的龙场顿悟，经此三变而始入作圣之门的过程，是阳明从科举和政治失意羁绊中解脱、徘徨、犹豫、迷茫、怅惘、自我解脱和执着求索的过程，在探索人生价值与学术价值的痛苦经历中，最终使得他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处所，孕育了他的学术、政治、教育思想。
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王阳明十七岁。是年秋，奉父亲之命往洪都(南昌)娶表妹诸氏为妻。刚刚步入人生道路的青年，对婚姻既不理解，又无情趣，乃至于“合卺之日，偶闲行入铁柱宫，遇道士趺坐一榻，即而叩之，因闻养生之说，遂相与对坐忘归。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还”。婚后数月间常在岳父官署学习书法，每日练字费纸数筐之多，书法大进。后来他告诉弟子们：“吾尝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
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后读明道先生书，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
这时，他已开始注重“心”学，在思想中铭结着“心学”的萌芽。
次年十二月，十八岁的王明阳携夫人归余姚，舟至广信(今江西上饶)，拜谒年近古稀的理学家娄谅。娄谅字克贞，师事吴与弼，性格豪迈，躬行笃实。早年选为成都训导，从事过地方官学的教育工《全书》卷三十二。
《年谱一》载，王阳明十八岁谒娄谅。《明儒学案·崇仁学案·广文娄一斋先生谅》：“文成年十七，亲迎过信，从先生问学，深相契也。则姚江之学，先生为发端也。”而《姚江学案·文成王阳明先生守仁》：“十八岁过广信，谒娄一斋，慨然以圣人可学而至。”《明史》本传：“年十七谒上饶娄谅，与论朱子格物大指”。又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年十七至江西成婚于外舅养和诸公官舍，明年还，广信谒一斋娄先生。异其质，语以所当学，而又期以圣人可学而至，遂深契之领”(《全书》卷三十七)。《余姚县志》王阳明传于“年十七”下有一夹注：“案《年谱》作十八”。从众资料中可见，王归余姚时谒娄谅是可信的，故以为年十八岁谒娄谅较合逻辑。
作。寻告归，以闭门着述和造就后学为事。着有《日录》四十卷，《三礼订讹》四十卷，对《礼》颇有研究。他着《三礼订讹》，以程子之是非为准绳，对诸儒附会者皆论黜之。着《春秋本意》十二篇，不采三传事实，并说：“是非必待三传而后明，是《春秋》为弃书矣。”其学“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当时理学家胡居仁颇讥讽他的学术近似陆九渊，后来罗钦顺也说他的学术似禅学。王阳明请教娄谅，相谈甚契，这可能与娄谅青年时有过王阳明类似的苦恼与学术旨趣有关。娄谅“少有志于圣学，尝求师于四方。
夷然不屑曰：‘率举子业，非身心学也，”。可见，娄谅虽然是崇仁学派的理学家，但他的学说具有返本求真和批判朱学末流的“心学”异质。观阳明学说，明显受到娄谅启发的有三点：一是大胆怀疑宋儒的经学，娄视《三传》为《春秋》的笔削之繁文，要求抛弃三传繁文回到《春秋》上来，而王阳明亦主张“六经皆史”，三传乃孔子笔削繁文，不足为经；二是娄主张身心之学，躬行笃实，鄙弃举业。这是二人共同的。三是倾向于陆象山的心学，并有浓厚的禅学气味。
娄谅，与陈献章，胡居仁同为吴与弼门下的高足。然陈献章创立江门学派，与崇仁学派相脱离，胡居仁亦发明了崇仁学派静中涵养的精神。黄宗羲说：“盖先生(胡居仁)近于狷，白沙近于狂，不必以此而疑彼也”。而娄谅于师说，“稍为转手，终不敢离此矩渠也”。
其实，娄谅比起陈、胡更是全面地继承与发展了崇仁吴与弼的学说思想，因为崇仁学派主要是不满科举积弊和程朱学派末流的章句考据学风，而对时学有所改造的，它势必要走向陆学与禅学。这些恰好在娄谅身上实现了，黄宗羲说王阳明过广信，从学娄谅，深敬其学问“则姚江之学，先生为发端也”。这是很有见地的。然而，娄谅因“其女嫁为宁庶人妃。庶人反，先生子姓皆逮系，遗文散失。而宗先生者，绌于石斋(陈献章)敬斋(胡居仁)矣”。这就是说，娄谅的学说因受宁王叛乱的牵连，而着作遗佚，学派未成，门人畏罪而散落于陈胡二门。王阳明尽管执贽于娄谅，但这种处境当然不宜明言学宗娄谅，但他却未因此趋炎附势而窜入陈门，这是易于理解的。
然而，黄宗羲似乎忘记了这段被历史淡漠了的史事，在《白沙学案》序中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最为接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何故也？”又说：“薛中离阳明之高弟子也，于正德十四年上疏请白沙从祀孔庙，是必有以知师门之学同矣”。其实，王阳明不称陈献章之学是符合他求师事实，也符合他的为人与性格。因为既然陈、胡、娄均出师吴门，不相水火，何必多此一举？如果宗师吴与弼，但又与当时理学革新思潮相悖，显然不合时宜。至于薛中离为陈献章请祀孔庙，其理由恐怕不单是因为王学与白沙之学有同出师门的原故。关于这桩疑案，我认为还得从当时具体历史环境来分析，如果说王阳明后来不说起娄谅倒有些道理，而不说起陈献章则大可不必责怪。
王阳明自受娄谅启发后开始发愤攻读宋儒着作。弘治三年(1490)，其父因外艰归余姚，乃命从弟、妹婿给王阳明讲析经义，磨勘八股，以应科举考试。王阳明日随众课业，夜则搜诸子经史，读书多至夜分，泛滥于词章。他刻苦勤奋所带来的长足进步竟使诸众愧莫相及，尽管他自觉“已游心举业之外”。在待人接物上，一改从前“和易善谑”为“端坐省言”，自悔往日放逸是过，开始体用理学家的身心修养功夫。
二十一岁时(1492)，王阳明在浙江举乡试。随之再到京师，准备来春会试。“是年为宋儒格物之学，”于京师遍求朱熹遗书研读，准备身体力行“格物穷理”。适官邸竹子甚多，他想到先儒既说“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函至理”，何不就取竹子“格”去？一天，他邀钱友同来官邸“格竹”。“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劳神成疾。当时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亲身格物实验的失败，使得王阳明对格物穷理以成圣贤的路径发生了怀疑，只好回过头来，“随世俗习辞章之学”。
次年春闱，王阳明名落孙山。又一个三年一次的大比到了，他再次经受落榜的打击。但两次落第并未使他对科举心灰意冷。他认为科举落第并非耻事，耻者乃是因失败而自暴自弃。不久，他返归余姚，结诗社于龙泉山寺。次年，他再度来到京师。是年夏边报甚急朝廷推举将才莫不遑遽，由是他放弃作大诗人的愿望而转攻军事。
他感到国家“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可以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好言兵，且善射”，研究军事甚是入迷，甚至“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这一时期，王阳明对军事学的研究使得他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方面有了较深的造诣，但终未能被录用为边关领兵将才，却为他后来镇压南赣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及镇压思、田少数民族农民起义打下了基础。
王阳明二十七岁时，随着年龄和学问的增长，而又久不得志，着实苦恼艰熬。“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数不遇，心持惶惑”。士子于穷途，往往以做圣贤之想来自慰，自然是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最好慰籍。一日，王阳明读朱熹上宋光宗疏，见“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勾起他对自己二十余年辛酸的求学经历的反省，悔恨昔日读书虽博，而循序致精无所得。于是调整读书方法，乃循序精进，思图渐渍渐浃以穷“天理”。
然而，“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第二次实践朱熹的修养方法又失败了！这次打击非同从前，由此他感到茫然失措，在极端沉郁之中使旧疾复作，心志转向消沉，由此对朱熹学说的信仰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决心与朱熹学说分道扬镳。但苦于当时身心无所寄托，又恰“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