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翟为了实现“兴利除害”的政治主张，在一生的教育活动中，他首先肯定了教育对政治的重要作用，把教育作为实现政治主张，登上政治舞台，掌握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当他的弟子魏越问他，到不同的国家将用什么内容去进行说教时，他回答：“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就此，我们可以看出，墨翟主张的教育，完全是针对不同国家的具体政治情况提出来的。他从各国现实的政治状况出发，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解决各国的政治问题服务。
此外，墨翟站在“农与工肆之人”的立场上，专门强调教育对于国家的治理、人民大众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他提出要实现“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一定要“有道相教”，就是要把自己改革现实的主张，先进的生产技术，坚强的守备防卫设施，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教给别人，再加以自己优良品德的感化和“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这样，国家人民便会得到巨大的利益，饥者便可得食，寒者则可得衣，乱者即可得治。墨翟还进一步指出：统治者如能接受他的说教，接受他的政治主张，则国家便可得治；人民百姓如能听从他的教诲，努力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便能更好地尽力去从事各项生产劳动，使生活得以饱足。正如他说的：
“教人耕”则其功多。就是说可以得到较大的收获。这不仅说明教育能直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能创造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
相应的百姓足，天下自然治矣。因此，墨翟把“有道者劝以教人”看得极为重要，作为教育的第一要义。反之，墨翟非常痛恨“隐匿良道而不相教诲”的人。他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人们都这样，那么残酷的现实便无法改变，国家、人民、百姓也不可能得到实惠。所以他肯定地说：“若此则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墨翟还针对当时的“乱世”、“天下少知义”而明确地提出：“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如果大家都能“鼓而进于义”，那么“兴利除害”的目的便可达到，天下太平、人民安乐的理想境界便可实现了。
墨翟不仅强调教的重要作用和意义，而且同样强调学的重要。
他极力反对老子的“为学无益”的思想，主张君子必须从学。他说，如果“子不学，则人将笑子，故劝子于学。”这是以人的情感来劝导人们努力从学并阐明学的重要。墨翟指出，教和学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两个不同侧面，教学是师生的双边活动，双边都要同时进取，如果有一个方面怠惰，整个教学活动将会失败。所以他说：“唱无过，无所用，若稗。和无过，使也，不得已。唱而不和，是不学也。智少而不学，功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多而不教，功适息。
”这段话深刻地阐明了教学相需的道理，说明教和学在整个教学活动中的辩证统一关系。教学双边必须紧密配合，相互促进，方能奏效。
墨翟在正确认识教和学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后，还强调环境在教育中对人的重要作用。他的着名的“苍黄”之论，至今仍闪现着唯物主义的光辉。他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其友皆好矜奋，创作比周，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诗》曰：‘必择所堪，必谨所堪’者，此之谓也。”墨翟用染丝的道理，生动形象地比喻个人或国家社会，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特别是人在交友的问题上，一定要持审慎态度。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同时也肯定选择环境和教育的重要。这一唯物主义的进步的论环境的教育思想，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吕氏春秋》的《当染》，正是墨翟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后许多唯物主义思想家、教育家，如荀况、王充等，在论述环境与教育的关系和对人的作用的问题时，无一不受其影响。
墨翟虽然强调环境在教育中对人的重要作用，但他不是“环境决定论”者。他没有绝对地屈从于环境。他在上述论述中强调的“慎”和对所引《诗》的“所堪”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均能说明人在环境中的主观因素和支配环境的作用。不过墨翟的这一认识仅只停留在低级阶段，还是一种“被动”的认识。人不是环境的奴仆，应该是环境的主人。人对环境的能动作用，墨翟的认识当然是肤浅的，这是历史的局限。直到战国晚期，荀况的“劝学”和“戡天”思想才给予了较完善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