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也是重视躬行实践的教育家。他在战国时期，是与儒家对抗的哲学流派——墨家的创始人，后人称他为墨子。
墨子姓墨名翟，鲁国人，或说宋人。《史纪》中并没有为他立传，仅在《孟子荀卿列传》中附载有“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二十四字，因而后人就疑他为宋人。据《吕氏春秋》《爱类篇》载有“公输班欲为楚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同书《当染篇》和《慎大篇》高诱注，说他是鲁人，孙诒让考证亦同，可知他为鲁人是无疑的。
至墨子的生卒年月，各书中并无确实可靠的记载，历来学者推断亦殊不一致。但就《墨子》本书所记载的事例和当时往来的人物来作引证，衡之各家所说，以梁启超的考证较为近似。他说：“墨子生于周定王初年(元年至十年之间)(西纪前四六八至四五九)，约当孔子卒后十余年(孔子卒于前四七九)。墨子卒于周安王中叶(十二年至二十年之间)(西纪前三九○至三八二)，约当孟子生前十余年(孟子生于前三七二)。”总之，墨子是生于孔子死后卒于孟子生前的年代间，即在春秋战国交替的时候。
墨子的出身，有人说是农民，因为他曾反映了当时农民的思想情况和要求。但在当时自耕农虽已存在，恐还不可能有求得知识的机会，更不可能深造到能对王公大人进行说教的地步。墨子自己亦曾说过：“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劳”，(《墨子》《贵义篇》)又说：
“翟以为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墨子》《鲁问篇》)可知墨子并非是农民出身。墨子确是一位精通器械制造的人，从《墨经》
中可以看出他对力学、光学、几何学等都具有丰富的知识；从他的“《备城门》”以下各篇中又可看出他的防御战术中所用的器械，都是造诣很深，而且远远超过当时着名技师公输班的。墨子的出身可能由前代的自由农民转化而为独立的小生产者——手工业者，所以他常把农与工并称为“农与工肆之人”。当春秋末叶，社会经济大大变动，原有“士”的阶层，逐渐分化，同时，“士”的来源也日益扩大，一部分是由没落的贵族下降而为“士”，像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一派；另一部分是由当时的小生产者——手工业者上升为“士”，成为知识分子，就是墨家所代表的一派。可知墨子的阶级地位，接近于手工业者上升为“士”的阶层，因而他的思想学说中，一方面反映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却也表现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
墨子的弟子，也是从手工业出身的居大多数，他们结合集团而成为墨家一派，反映了“农与工肆之人”的正当愿望，只要求“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命篇》)过安居乐业的生活；对自己则争取自食其力，过极端刻苦耐劳的生活。因之，被儒家称为“役夫之道”，(《荀子》《王霸篇》)“俭而难遵”。(《史记》《太史公自序》)同时，他们反对贵族阶级过享乐奢侈的生活，而有“节用”“非乐”的主张，又为广大人民提出反对侵略战争的呼声，而有“非攻”
“兼爱”的主张，从而构成墨家学派，与儒家并称为“显学”。
墨子的思想学说，虽然反映了当时农民和小生产者的正当愿望，揭露了贵族统治阶级享受过度奢侈生活的不合理和发动侵略战事的危害性，但是由于他的阶级立场毕竟还是属于“士”的阶层而并非完全是劳动者，所以他迫切要求与贵族统治者谋求妥协以取得政治地位。像在“《尚贤篇》”中他主张“上举不避贫贱”，“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以达到“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这样，要想把过去贵族世袭制度下富贵与贫贱的固定地位，根本推翻，使人人都有资格去取得富贵；把“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也无形取消，这与孔子所说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自然要进步些。但仅仅为了使“农与工肆之人”取得政治地位，因而对王公大人不得不表现出一种妥协性，只能在不触动当时贵族统治世袭的社会制度下，提出些改善人民生活和提高其社会地位的要求，所以他的政治主张不是革命的而是改良的。从此可知墨子的思想学说还是与他的阶级立场分不开的，它既有进步的一面，又有落后的一面，但在当时说起来，进步的一面是主要的。
墨子为了要取得政治地位，实现他的理想，曾游历各国，奔走于王公大人之门进行说教。他在鲁国时，听到公输班为楚造云梯之械，行十日十夜而至楚，说服了公输班与楚王，阻止他们攻宋，这段有名的故事，详载于《墨子》《鲁问篇》。在楚惠王时，墨子曾向楚王献书，楚主欲以书社五百里封之，不受而去。其时墨子年不过三四十岁左右，所学已成，有北方圣贤之称。他的弟子公尚过游越时，说越王，越王亦欲以五百里封墨子。墨子曰：“意越王将听吾言，用我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奚能以封为哉！”(《墨子》
《鲁问篇》)后又至楚，劝止鲁阳文君攻郑。在宋昭公时，曾为宋国的大夫，并奉使至卫，劝公良桓子畜士千人以保卫国家。至昭公末年，司城子罕(即皇喜)专政，曾劫君而囚墨子。及老至齐，见太王田和，阻齐伐鲁。以上事例都散见于《墨子》各篇记载中，但无年代可稽，而其所说都是反对战争，实行他“非攻”的主张。
墨子的学说，是先学孔子之术后法大禹之行的。他看到当时社会秩序混乱，各国诸侯互相侵夺攻伐，人民不能安居乐业，因战争而引起很大的痛苦。他反对儒家崇尚周道以为迂阔难行，主张采用大禹治水时不辞劳苦、公而忘私为人民谋福利的精神，所谓“背周道而行夏政”(《淮南子要略》)。墨子针对当时社会的病根，提出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十大主张，作为因地因时对症下药的方案，尤其主要的是在非攻与兼爱两项。
墨子同情劳动人民因战争而受到的痛苦，因而他反对战争的思想特别强烈，他曾把当时广大人民所受的痛苦情况，公开揭露出来，希望能停止战争，实现和平，使劳动人民得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的最低限度的生活。
墨子认为当时战争的根源，都起于不相爱的缘故，如果人人能“兼相爱交相利”，天下可从此不乱。并且主张要“兼以易别”。他以为天下之人，都能大公无私，不分彼此，照顾别人如同自己一样，凡具有这样道德品质的人士或国君，称为“兼士”或“兼君”。相反的，凡自私自利，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这种恶劣品质的人士或国君，称为“别士”或“别君”，故要用“兼”来代替“别”，天下便可相安无事，战争可从此不发生了。
墨子这种不找寻发生战争的社会根源而仅凭主观愿望提出反对战争的理论基础——“兼爱”的学说，显然与事实不符，所以仍不能脱离唯心主义的观点。照墨子“兼爱”的主张，是把国君与人民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看作为同等性质的关系，事实上，他们二者之间根本不能实行“兼相爱交相利”的。因之，这种“兼爱”学说，反而维持了当时世袭贵族制度，缓和了人民的阶级斗争意志，结果对统治阶级仍然有利，而劳动人民还是得不到什么利益的。
墨子的“兼爱”学说，是与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相联系的。他主观上认为他的主要学说，除“非攻”“兼爱”外，是“天志”与“明鬼”。
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能主宰一切，可以限制人们的，可以施行赏罚，又认为鬼神可给人们以祸福。想借鬼神的威力来说服王公大人，施行善政。
墨子这种“天志”“明鬼”的主张，绝对是唯心主义的。他主观上虽然为了庶民阶权利益，想利用宗教迷信以吓倒当时贵族统治阶级无法无天的压迫人民，结果那些统治阶级并没有吓倒，反而使当时缺乏常识的广大人民迷信了鬼神，对统治者的剥削，甘心忍受，并且尽力而为统治者服务，麻痹了他们对统治者的反抗性。
墨子为了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一方面要求人民提高生产能力以增加生产；一方面要求贵族们限制腐化奢侈的生活，所以他提出“非乐”、“非命”、“节用”、“节葬”的主张。
墨子认为音乐可以“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所不为。”(《非乐上》)如果王公大人减去些音乐的享受，就可兴利除害，减轻些人民的负担。墨子把“亏夺民衣食之财”不归咎于当时贵族剥削的制度，反而归之于音乐方面，那是本末倒置的说法；如果使王公大人放弃音乐的享受，便会把国家治理得好，也是毫无根据的。他不但要求贵族废除音乐，连老百姓在劳动余暇的娱乐活动，也主张一并取消。所谓“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非乐上》)照这样的说法，只要使劳动人民终日劳动，过贱人的生活罢了！
荀子批评他“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篇》)正说明墨子仅看到目前小利，不懂得音乐对鼓励增加生产，增进人民幸福，都有伟大的作用。
墨子反对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主张天下的治乱，由于统治者的主观努力，而个人的富贵贫贱，也全在各个人的勤劳与否。他强调王公大人要“早朝晏退，听狱治政，不敢怠倦”，同时亦要求“农夫早出暮入，耕稼树艺，不敢怠倦”，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鑦，不敢怠倦”。(《非命下》)他这种提倡劳动以增加生产，完全是正确的。但他把王公大人的勤于统治人民进行剥削，与创造财富的劳动人民同样看待，是错误的。墨子认为“天”的意志，是叫人和平相处，努力生产，相安无事；如果象儒家那样相信“命定”的说法，轻视生产劳动，就违反了“天”的意志。这种以有意志的“天”来批评“有命”
的定论，同样是不正确而属于唯心主义的。
墨子又反对当时王公大人的奢侈浪费，过享乐腐化的生活，提出“节用”“节葬”以减轻人民负担。他对统治阶级的衣服饮食以及舟车房屋的种种浪费现象，给以无情的揭发，并指出这种享乐腐化生活的费用，都是从剥削“厚敛于百姓”而来的。所谓“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辞过篇》)墨子不但对统治者剥削民脂民膏过荒淫无度的生活，加以反对，同时也反对一般人民死后行厚葬久丧的礼节，主张不分贵贱，一律薄棺，废除殉葬物品和毁坏身体的丧礼。这种反对浪费，反对繁文缛节，要求统治者与人民过平等的生活的主张，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
墨子在政治学说方面，还提出“尚贤”、“尚同”的主张。他以为欲求“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只有“尚贤”。“尚贤”是为政之本。(《尚贤下》)为政者必须招致天下之贤士“富之贵之，敬之誉之”以改善其物质待遇和政治地位，使他们都能有参加政治的机会。
他所谓贤士的标准，就要有墨家所主张的道德品质，“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尚贤上》)只有对贤者才可“富而贵之”，对不肖者才可“贫而贱之”。这种主张，打破了当时世袭的贵族制度，所谓“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也是具有进步的意义的。
墨子的“尚同”主张，以为古代社会没有“正长”(领袖)的时候，天下之人各执一义，所谓“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尚同中》)故主张“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从而使天子以下的“三公、诸侯、将军大夫、乡里之长”，都要选择贤者以“一同天下之义”。
(同上)墨子根据“天志”的说法，以为古时的“正长”，是由上帝鬼神设立的。(《尚同中》)所以天子的选出，必然要照“上帝鬼神”的意志来决定。因之，天下之万民，必须“上同乎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然后才可达到“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治。”非但要“上同乎天子”，而且还要“上同乎天”，否则“天”就要以“天灾”降罚。(引文]都在《尚同》篇中)墨子这种主张，在主观上虽欲选出贤人从政，统一人民意志以达到求治的目的；在客观上，“上同乎天子”的说法，却削弱了人民对统洽阶级的反抗情绪，维持了他们摇摇欲坠的威信。所以“尚同”的学说，是与“天志”“明鬼”同样陷入于宗教迷信之途，完全是从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出发的。
墨子的思想学说中，比较具有唯物主义观点而有辉煌成就的部分，是在他的认识论方面。他在《墨经》中把感官、思维、感觉和理解，作为构成认识不可缺少的四个部分，并以客观存在的反映，必须通过感觉器官，作为认识过程中最基本的条件去理解。他认为人的感官与外界事物相接触，是知识直接的来源，但又必须通过“以知论物”，才可得到明确的知识，这种认识过程，肯定是有唯物主义因素的。他又提出有名的“三表”或“三法”，作为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和检验认识的标准，观察“国家百姓人民”是否有利？作为实践后判断是非的重要根据，尽管它的内容还不够完密，其中有一部分还含有唯心主义成分，但它的主要精神，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
墨子这种重视感觉经验，认定客观事物是知识的源泉，重视“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并以之作为检验行为的标准，在中国思想史上是极可宝贵的，对于他的教育观点和教育实践上的影响也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