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字正叔，又字正道，人称伊川先生。生于宋仁宗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死于宋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他同胞兄程颢一样是北宋时期“洛学”的开创者，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哲学家、教育家。
程颐出生于大官僚地主家庭，从小聪颖过人，博闻强记，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自27岁考进士不第后，即绝意仕途，除曾在朝廷短暂任职外，一生以讲学为业，勤学精思，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
《粹言》或《河南程氏粹言》，是程颐程颢两兄弟的语录，由弟子杨时“变语录而为之”，即用书面语言，在保持原来的文意和风格的基础上，将二程的语录加以改变而成，南宋时的张又重新加以编定，分为《论道篇》，《论学篇》，《论书篇》，《论政篇》，《论事篇》，《天地篇》，《圣贤篇》，《君臣篇》、《心性篇》，《人物篇》10篇。由于年代久远，《粹言》中哪些语录属于程颐，哪些属于程颢，今已不可考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粹言》的绝大多数篇章出自程颐，本文在论及程颐的教育思想时，事实上也可能包含着程颢的思想，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程颐的着作很多。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二程集》四册，是目前收录二程着作最完善的版本，是研究二程的最主要的资料。《粹言》收在《二程集》第1169-1172页中，其中《论学篇》较为集中地反映了程颐的教育思想。
(一)论教育的作用
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程颐的哲学思想同教育思想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他的心性学说，是其全部教育学说的基础和出发点。
程颐认为，治理天下需要人才，人才来自对社会成员的教育培养。他说，“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为急务。人力不足，虽有良法无与行之矣。欲成就人才，不患其禀质之不美，患夫师学之不明也。
师学不明，虽有美质，无由成之矣。”(第1210页)他从维护统治者根本利益的立场出发，认识到了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就是，言天下之治，必须依靠众多的管理者来实现，而人才又不是天生的，需要通过教育的手段，加以培养发掘。他也强调了教师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人为什么能接受教育，程颐认为这是因为人性本来就是善的，虽然有恶存在于人身，但那是由于禀受了不好的气质的缘故因此，要使人们为善去恶，臻于至善，就必须靠教育的示范引导作用来实现。这样，程颐就不仅肯定了教育在人的发展成长过程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也肯定了人的可塑性和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因此，他把教育的作用直接归结为“变化气质”，使整个社会成员，以“学为圣人”为目的。（《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10页。以下不注明出处的注释，均引自该书)
在程颐的心目中，圣人是完美无缺的，“圣人之为大中至正” (第1172页)“圣人而有过，则不足以为圣人矣。”(第1228页)“圣人之德无所不盛”。(第1267页)这种圣人可学而至的观点，对于提高和激发人们积极的精神追求，无疑是有推动作用的。程颐认为，刑罚只可维持一时的安宁，不足以保证全社会的长久安定，要想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就要在社会中形成以遵守服从封建统治为荣的风气，这才是治世之本，这也即他早在18岁时提出的“本固邦宁”的主张，因此，出于要求社会成员自觉接受封建纲常伦理的认识，程颐反对愚民政策。这一点，不论他的阶级立场如何，还是有相当的进步意义的。
(二)论教育的内容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确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四书”地位的是程颐，在程颐看来这四部书同《易》、《礼》、《诗》、《书》、《春秋》具有同等的价值，他认为“四书”“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自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掌握了它，也就为进一步学习“五经”打下了基础，他断言，只要是善于学习的人，对这四部书认真加以研究思考，就会有终身受用不尽的好处。他甚至说，“学者不必他求，学《春秋》可以尽道矣。然以通《语》《孟》为先。”(第1200页程颐规定儒家经典为学习的主要内容，认为通过对经典的学习就可以达到“穷理尽性”的目标，而天理就会在人身上表现无遗，这样，不论干什么事，自然会恰到好处，故而他不重视对具体的客观事物研究探讨，认为学习就是穷经明理，这一主张，产生了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
程颐强调指出，学习一定要体察圣人在“四书”“五经”中包含的深刻意蕴，掌握了其中的微言大义“则可以沿革矣。”(第1186页)他认为，“学莫大于知本末始终。致知格物，所谓本也，始也；治天下国家，所谓末也，终也。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第1197页“四书”的出现和朱熹《四书集注》的风靡于世，使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教育内容发生了重大转折，它不仅大大扩展了教育的内容，而且使更为理论化的理学思想体系，在整个社会精神生活中长久居于支配地位，甚至流布海外，至今余响不绝。
程颐重视“四书”，但也不贬低“五经”，他认为“五经”中包含了“至道”，“天理”，是由“四书”进入到“五经”，最终实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人生理想。
(三)论道德教育
“学为圣人”的教育目的，决定了程颐对道德教育的高度关注。
这也可以说是他全部教育思想的核心。程颐认为，人不同于禽兽，就在于人有天理，如果天理不存在了，那么人就同禽兽没有两样了。作为永恒存在的至善的天理，只有通过人们的“涵养工夫”来不断扩充和实现，最后达到“至诚”的圣人境界。集中起来考察，程颐的道德教育思想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立志向道程颐认为，志向关系到一个人一生的人生道路选择，十分重要。
他把立志放在了相当的高度来认识，说，“立志则有本。譬之艺术由毫末拱把，至于合抱干云者，有本故也。”(第1186页)如果不树立“学为圣人”的远大志向，那么即使圣人在当今当世出现，也是毫无用处的。既然人性本善，那么，“学以至圣”就是可能的，君子的学习若不以此为目的，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自暴自弃。所以，程颐说：“夫学者必至于大道，以圣人自期。”(第1190页)而且程颐还要求从娃娃抓起，他认为年龄越小，可塑性越大，也就越容易把一切恶习消灭在萌芽状态，进而培养良好的品质和情操。他在解释《易》的“蒙”卦的“彖”辞时，把这一思想概括为“养正于蒙”，这是颇有见地的主张。
2.存诚主敬“诚”与“敬”是程颐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同时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程颐认为，诚与敬是沟通天理和人心的桥梁，通过“存诚”或“反身而诚”，就可以达到与物同体的境界，这是学为圣人的突破口。他指出：“识道以智为先，入道以敬为本。”(第1183页)“敬为学之大要”。(第1184页)“入德必自敬始”。(第1194页)“诚则无不敬，未至于诚，则敬然后诚。”(第1170页)由此来看，敬与诚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诚指“实理”、“自性言之为诚” (第1182页)“诚者自成也”，敬指“敬在心”，“容于外”，“敬，所以持守也。”(第1188页)“敬以涵养也”，这就是以涵养工夫，来主动自觉地扩充本身具有的善，断绝来自外部的诱惑，那么，不论道多么“恢然而广大，渊然而深奥，惟立诚然后有可居之地。”(第1174页)通过这番工夫即可心存天理，“乐莫大焉”。
3.知行统一教育的成果，只有在社会实践生活中才可得以检验。
程颐反复强调，学为圣人必须身体力行，落到实处。他指出：“识必见于行，” (第1190页)“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第1190页)他认为，学而不行不仅是自欺欺人，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不知。他说：“未有知之而不能行也。谓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第1191页)有的弟子问，“致知力行，其功业并进乎，”程颐回答“人谓非礼勿为，则必勉强而从之，至于言穿窬不可为，不必勉强而后能也。故知有深浅，则行有远近，此进学之效也。”(第1192页)这即是说，认识越深入，行为也越主动坚决，因此他说：“学贵夫成，既成矣，将以行之也。学而不能成其业，用而不能行其学，则非学也”。(第1197页)这种学以致用，知行统一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程颐提出的判断知与不知的标准，以及对知行相互关系的论述，则有明显的错误。
(四)教学思想
1.渐与速
程颐认为学习是艰苦的劳动。他把学习比作登山和农夫的耕作，告诫弟子不能在平坦的地方阔步前进，一旦遇到险阻就举步不前。在学习过程中，必须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激昂自进”，要有“不至于成德，不敢安也”(第1190页)的勇气和态度，要做到日有所新日有所进。他认为，“长育人材，教之在宽，待之以久，然后化成而俗美。”(第1195页)聚沙成塔，积腋成裘，最终达到学有所成。
程颐指出：“凡志于求道者，可谓诚心矣，欲速助长而不中理，反不诚矣。故求道虽有迫切之心，虽得之，必失之”。(第1175页)知识需要长久的积累，迫切求道，心情是好的，但不经过坚韧的求知过程，则欲速而不达，以至于失败。他进而论证道，“观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于速也；然寒暑之变极微，曷尝遽哉？”(第1175页)因此，学习要恒勇结合，渐速相宜。
2.博与约
在博与约的关系问题上，程颐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学不贵博，贵于正而已，正则博。”(第1255页)“学贵于通。”(第页)这就是说，学习最可贵的是获得真知，认识了天理，一切都可融会贯通，知识自然也就广博了。为之，要由博返约，以约驭博，“学不符者不能守约。”(第1191页)这个“约”，即是“积习既久则脱然自有该贯，所以然者，万物一理故也”。(第1191页)程颐还加以表述为“君子之学贵一，一则明，明则有功。”(第1195页)这个“约”，乃至“一”，或“万物一理”，其实就是程颐所推崇的孔孟圣贤之道，他不赞成面面俱到地学习，认为这样会妨碍对圣贤之道的领会，他要求弟子“泛乎其思之不如守约。”(第1257页)“所守不约，则泛然而无功。”(第1255页)之所以如此，程颐认为，“至显莫如事，至微莫如理，而理事一致也，显微一源也。古之所谓善学，以其能通于此而已。”(第1222页)这种学风，发展到末流，即成为空谈性理，不及事功的局面它同程颐所倡导的明经穷理主张密不可分。
3.学与思
作为有长期教学实践经验的思想家，程颐十分清楚尝浅辄上，不求甚解的作风的有害性，特别强调深入思索的作用。他认为，在学习中，“思则来，舍则去，思之弗孰也。”(第1257页)对经典文献的研习，如果不能跳出辞章之外，“脱然有独见”，不但误己，而且误人。
他教育弟子，“反覆研究而思索之，求正于至善”。(第1191页)他同时还批评了“屏知见，息思虑”的错误见解，认为这种做法，“不失于绝圣弃智，必流于坐禅入定。”(第1191页)他进而指出，“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又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夫圣人何为而迫切至于如是其极哉？善学者，益求其所以然之故，不当诵其文，过目而已也”。(第1194页)“不思故有感不求故无得，不问故莫知。”(第1188页)一句话，“不深其则不能造其学。”(第1188页)这些论述，是对孔子提出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思想的极为精辟的说明和进一步阐释。程颐反复强调学有所得，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因为他认为，广学博闻，就如同储藏起来的药物一样，最要紧的是知道它的用途，故而他反对虚名，提倡实学，这种实学，虽然是指封建的纲常名理，但重视学以致用，总不为错。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程颐总结了前人的教学经验，最早概括出了“因材施教”的原则，他善于用启发引导的方法，来教育学生，不论是对学生还是教学工作，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从而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学生，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尊重，越到后来，这影响也愈深远。程颐的《粹言》中的确存在着不少闪光的地方，但也有许多严重的不足，总结这份良莠并存的遗产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状况的认识，而且对我们今天的民族复兴大业来说，也有值得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