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置经义局、撰《三经新义》
由于统治阶级各集团间利害不一，学术思想界也出现了“异道殊德”的现象。王安石在作地方官时就注意到这种现象，并深为不安，希望加以补救。他说：“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为于世也，人无异论。今家异道，人殊德，又以爱憎喜怒变事实而传之。”又说：“古者一道德以同俗。故士有揆古人之所为以自守，则人无异论今家异道，人殊德，士之欲自守者，又牵于末俗之势，不得事事如古，则人之异论，可悉弭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讲经筵，主讲《尚书》。第二年参知政事，他的儿子王雱嗣讲。神宗诏王安石进所着文字。他在谢表中提出了训释经义的动议。随着科举制度和学校教育改革的进展及斗争激化，经义的训释更为迫切。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正月，神宗提出应该颁行新的经义，“神宗谓安石：经术，今人人乖异，何以一道德？卿有所着，可以颁行，令学者定于一。安石曰：《诗》，已令陆佃、沈节长作。”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决定设局置官，训释《诗》、《书》、《周官》三经义，命王安石提举经义局，吕惠卿兼修撰，王雱兼同修撰。
王安石积极进行组织，吕惠卿被任作提举详定撰经义所检讨，规定“直讲，月轮两员供本经口义二卷”，从新进士中选拔余中，朱服、邹刚、邹唐懿、叶林、练亨甫等充国子监修撰经义所检讨。后又以衣徐禧、吴着、陶临等人为修撰经义所检讨。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王安石被罢相，知江宁府，仍提举经义局，王雱也随至江宁，修撰经义仍在进行。八年，王安石复相，《诗义》、《书义》、《周礼义》修成奏御。几天后，即以副本送国子监镂版颁行。王安石亲自写了序言，几个月后，新修的《三经义》就颁赐宗室、太学及诸州府。
王安石对《三经义》的训释尽了最大的努力，进行了艰苦认真的工作，他自称是：“奉扬成命，力困于负山；敷释微言，蠡智穷于测海”，“顾惟屈首受书，几至伤生残性，逮承圣问，乃知北海之难穷；比释微言，更悟南箕之无实。”王安石认为《三经义》的修成有重大意义。他在《除左仆射谢表》中说：“窃以经术造士，实始盛王之时，伪说诬民，是为衰世之俗。
盖上无躬教立道之明辟，则下有私学乱治之奸氓，然孔氏以羁臣而兴未丧之文，孟子以游士而承既没之圣，异端虽作，精义尚存。逮更煨烬之灾，遂失源流之正，章句之文胜质，传注之博溺心。此淫辞诐行之所由昌，而妙道至言之所为隐。笃生上主，纯佑下民，成能协乎人谋，将圣出乎天纵，作于心而害事，放斥几殚，通于道以治官，延登既众，尚惧胶庠之黎献，未昭典籍之群疑，乃集师儒，具论科指。伏遇皇帝陛下以化民成俗为事，故急在诲人，以尊德乐道为怀，故易于縻爵。”
在王安石看来，《三经太》修成颁行，在教育上的作用主要有三点：
第一，以经术造士是盛王之事；训释经义，教育士子，符合盛王的作法。否则，听任伪说诬民，私学乱治，必然导致衰世之俗。
第二，孔子所传经籍，经孟子承袭，盛王之精义犹存，但自秦焚书，源流失正，章句传注由汉起，陷溺人心，淹没了经义的本质，遂使妙道至言隐而不见，淫辞诐行猖狂一世。《三经义》修成，正是矫此偏弊，一正源流。
第三，训释经义，使义理明白，解除对经学的曲解，昭晰经籍的疑问，以经籍之本意化民成俗，教育后代。同时，也是放淫辞、拒诐行的斗争需要。特别是对于反对汉唐以来章句传注的烦琐学风，颇有积极意义。
《宋元学案》文公王临川先生安石条称：“初，先生提举修撰经义，训释《诗》、《书》、《周官》，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岁为《字说》二十四卷，学者争传习之。且以经试于有司，必宗其说，少异则不中程”。就是说，学校教育以《三经新义》和《字说》为官定统一教材，科举考试也以此为基本内容和标准答案。
王安石对《三经新义》和《字说》在教育教学中的特别作用，在分别为各书所写的序文和奏表中，有比较明确的阐述。
王安石最重视《周官》，亲自训释，播之学校。他认为《周官》反映了周代的政事，是一部完整的典制，其文见于载籍，其法可行于后世。学习此书，“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则“见而知之”，古之《周官》，为今天新法所从出，今日新法，足证古之《周官》切实。
王安石认为：“《诗》，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礼义。放其言之文，君子以兴焉，循其道之序，圣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门人，赐也商也，有得于一言，则孔子悦而进之”。并指出；“《诗》、《礼》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王安石认为：《尚书》可以用于政治，“操之以验物，考之以决事”。
王安石对文字学有极深的造诣，晚年居金陵，着《字说》，与《易》相表里。王安石认为，文字工作十分重要，先王“立学以教之，设官以达之，置使以喻之”，目的在于“禁诛乱名”，以“同道德之归，一名法之守”。所以，统一文字是统一道德的前提。学习文字又是正确理解和掌握经义的基础。从文字的语义学，以正概念的涵义，统一了字义，就可以廓清和防止经学传注的曲解，是通经致用的基本工夫。
所以，在教学中必自文字始，通文字才能通经义。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以《三经新义》和《字说》为标志的“荆公新学”，通行于学校，施之于科举取士，震撼了当时学术思想界，也招来了正统思想的围攻，几经废黜，余绪不绝，连他的论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学术地位。苏轼在王安石死后所写的制辞中说：“名高一时，学贯千载。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
王安石在熙宁、元丰间的变法革新中，在教育上作了三件大事，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和学校教育制度，着重于制度上的变更，而《三经新义》的修撰和颁行，则着眼于理论体系和学术风气的改造。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互为表里。所以王安石不仅是实践家，而且是个思想家。
(四)教育理论主张
王安石作为一位政治家，执政后积极推行教育改革，作出了许多独创性的建树。他作为一位思想家，在教育理论上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象王安石这样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教育家是屈指可数的。尤其是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都是在全局上和整体上展开的，这是一般教育家所无法比拟的。因此，王安石的教育理论更具有宏观的性质，接触到许多基本的教育理论问题。
第一，重视学校教育的地位和利用。
一般说来，任何教育家都很重视教育的作用，但他们往往把教育和社会教化等同起来，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成为一般教育家论述教育作用的主要依据。王安石特别强调了学校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国家要统一思想，培养人材，必须发展教育，而办教育的重点是由国家各级政府兴办各级各类学校。在《慈溪县学记》中说：“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在《虔州学记》中也说：“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数在乎俎豆钟鼓管弦之间，而常患乎难知，故为之官师，为之学，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辩说，诵歌弦舞，使之深知其意”。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更明确指出：“所谓教之之道者，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他在执政后，在改革科举制度的同时，着重进行学校教育的整顿、改革，并兴建各级各类学校，掀起北宋时期，甚至汉唐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兴学运动，并力图通过太学三舍法，以学校教育取代科举制度。其理论根据就是学校教育应成为整个教育事业的核心。他说：“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自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此议者之患也”，“今欲进复古制，以革其弊，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
明确学校教育在教育事业中的地位，使国家把兴办教育事业的重点放在学校教育上，这是王安石在教育理论上的重要贡献，而且有极大的实践意义。
第二，学校教育应培养能“经世应务”的有用人材。
王安石认为国家兴学设教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实用人材，使“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他批评当时学校教育的根本缺陷就是培养的人不能为天下国家之用。“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材之事也。唯太学有教导之官，而亦未尝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师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王安石认为，古代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人生日用是紧密相联的。汉唐以来，学校教育只是讲说章句，埋头于诗赋文辞，教之以课试文章，专事无补之学，脱离社会，脱离实际，“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为准，“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为法，完全违背了兴学设教的根本目的。
王安石认为，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对学校教育进行认真的改革。
首先，国家必须改变“取材”标准。“所谓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辞而已，必也通古今，习礼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张，然后施之职事，则以详平政体，有大议论使以古今参之是也。”至于“诸生”，则“不独训习句读”，还必须“习典礼、明制度”，使之深知“邦家之大计”、“治人之要务”、“政教之利害”、“安边之计策”、“礼乐之损益”、“天地之变化”、“礼器之制度”。“取材”标准的改变，才能够而且必然会推动“育材”标准的改变。
其次，教育内容必须更新。他认为，学校教育中读经是必要的，但为何读，读何经，怎样读必须明确。他说：“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读经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通达“天理”、“性命”，而是要“经世务’。
对传统的经书也要有选择。他认为最能“经世务”的经书，莫过于《周礼》、《尚书》和《诗经》，至于《春秋》简约难解，好似“断烂朝报”，《易》虽重要，也不易掌握，所以，他特撰《三经新义》作为主要教材。
王安石认为仅读书是不行的，必须“博学多问”。他说：“读经而己，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王安石提出“文武兼备”的思想，极力扭转长期以来学校教育中“文武异事”、“重文轻武”的偏向。他认为，古代教育素有文武兼备的优良传统，“六艺”之中，礼、乐、射、御、书、数，就是文武兼备，知能并求的。这对面临内忧外患，危难深重的宋朝尤为重要，他说：
“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材，有可以为公卿大夫，有可以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则有矣，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学者也。故边疆、宿卫，皆得士大夫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孰不知边疆、宿卫之不足恃以为安哉，顾以为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而亦未有能骑射行阵之事者，则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学校教育要培养实用人材，培养目标应坚持做到读经致用，广识博通、文武兼备。这是王安石关于学校教育的重要理论主张，也是指导他改革教育的基本理论依据。自汉唐以来，学校教育空疏不实的弊端继续恶性发展的形势下，在周、程等人大讲天理、性命的浪潮中，王安石不避流俗，振衰起弊，果断提出并致力于教育的革新，其思想和精神都是可贵的。
第三，王安石在教育、教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而且具有丰富的辩证法因素。
首先，他强调后天学习锻炼的重要性，反对天才论。
王安石在人与天、人与自然界、自然禀赋与后天学习的关系上坚持唯物论的原则。他认天自是天，人自是人，“天人感应”之说是荒诞不经的。在“天变灾异”面前，人既不应“蔽而葸”(被蒙蔽和吓倒)，也不应“因而怠”(因循怠慢)，而要以“不蔽不葸、不固不怠”的态度去战胜它。王安石把世界上的事物分为两类，一是“自然之力”生成的，如：风雨冰雹等；二是“待人力”而后成的，如房屋、舟、车等器物。对于前者自然人力无法超越，对于后者，人力却大有可为，有力地批判了消极悲观、无所作为、坐享其成、怯懦懒惰的思想。王安石指出，每个人都有目、耳、心，“目之能视，耳之能听，心之能思，皆天也。”都是自然的禀赋，是“天资之材”，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然视而使之明，听而使之聪，思而使之正”，却决定于后天的学习，“始于天而成于人”。没有“天资之材” 固然不能空谈后天学习和教育，“舍木而不为器，舍马而不为驾”，狙猿虽形甚若人，却不能“绳之以尊卑而节之以揖让”，但是器物之所以“适于用”，马驹之所以“适于驾”，都是由于斧斤、绳墨、衔勒、鞭策而后成，人的聪明才智也是“学问修为”的结果。在这里，王安石既反对了“良知”、“良能”一类的先验论，又避免了形而上学的机械论。
王安石的《伤仲永》一文，早已脍炙人口，此文正是这一思想最集中、最典型的概括和表述。他记述金溪方仲永，幼年时，“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丐于邑人，不使学”，到了十二、三岁，就退步了，“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文”，到二十岁左右，已经“泯然众人矣。”它深刻说明，天资虽美，不勤奋学习，加强锻炼，也会变得与众人无异。
其次，王安石认为，后天学习和教育至关重要，但学习和教育必须有正当合理的方法，遵循固有的规律。他特别提出：“善教者浃于民心”，而不能“劬劬于法令诰戒之间。”他在《原教》篇中区别了“善教者”和“不善教者”两种根本不同的教育方法。“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诚化上之意”。善教者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成为受教育者的榜样，使受教育者感到拒恶向善是自己的自觉要求，不是别人强加于自己的负担，“我何赖于彼哉”！这就是达到了“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不此之务，而暴为之制，烦为之防，劬劬于法令诰戒之间，藏于府，宪于市，属民于鄙野”，“率是也有赏，不然则罪”，“乡闾之师，族之长，疏者时读，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顾有不服教而附于刑者，于是嘉石以惭之，圜土以苦之，甚者弃之于市朝，放之于裔末，卒不可以己也。”这样，民虽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能诚化上之意。善教者以道扰(安抚、驯化)民，不善教者以道强(强制、胁迫民。这不是说不要法令诰戒，关键是“求浃于心”。有人问：“法令诰戒不足以为教乎？”王安石回答说：“法令诰戒，文也。吾云尔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这样，他比较正确地解决了“浃于民心”与“法令诰戒”的辩证关系。虽然他是就政教而言，也是他教育方法的基本精神所在。
教育教学不能违背客观规律，要从实际出发，不凭主观臆断，不搞形式主义。好比医生治病，要根据病情合理用药，作息有常，使病人“药云则药，食云则食，坐云则坐，作云则作”，假如“药云则食，坐云则作”就违背规律，还不如不请医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