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江门心学”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第三辑·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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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陈献章生平及其心学产生的学术背景

陈献章(公元1428-1500年)字公甫,别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里人。白沙村濒临西江入海之江门,故明、清学者或称陈献章为白沙先生,其学为江门之学。陈献章的诗文,后人辑为《白沙子》。

陈献章早年曾锐意科举,于二十岁(正统十三年,公元年)、二十四岁(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四十一岁(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时三次参加会试,但皆落第,终未获出仕机会,从而促成了他逐渐走向潜心学术的道路。

陈献章第一次落第后,以听选监生入国子监读书。第二次落第后,于二十七岁时(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曾师事当时着名的江西学者吴与弼。半年后归家,闭门读书;又筑阳春台,静坐其中,数年不出户外。正是于此期间,陈献章的思想发生了一种转机,即由读书穷理而转向求之本心,他提出“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的修养方法,开始显示了异于朱学的心学思想风貌。

陈献章三十八岁时(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重游太学,受到京师名士们的极高推崇,被誉为“真儒复出”。但三年后他第三次参加会试时,却又名落孙山。五十六岁时,因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的推荐,陈献章应召赴京,令就试吏部。他以疾病为理由,推辞了吏部的考试,又上疏乞终养老母。最后,授以翰林院检讨而放归。此后至卒,屡荐不起。此期间,陈献章的思想风貌又有所变化,即他非唯静坐室中,而是逍遥于自然,“或浩歌长林,或孤啸绝岛,或弄艇投竿于溪涯海曲”(张诩《白沙先生墓表》),领略山水风光,养浩然自得之性,标立“以自然为宗”的为学宗旨;主张不离日用,于时事出处中即现“本心”,标立“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世界观。这些都表明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体系已臻完成,其规模也较初期为开阔。

总之,陈献章的生平,在政治上是极为平凡的,而在学术上却是颇具特色的。

陈献章心学从萌芽到完成的过程,他自己有个叙述:

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忘寝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谓未得,谓吾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心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白沙子》卷二《复赵提学》。)

从陈献章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两点:第一,他为学的根本目标,乃是“作圣”,即完成儒家主张的伦理道德修养。在这一点上,他和宋、元以来的理学家是一致的,故他的学术也同样受到封建统治者的褒扬,在他死后八十五年(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即从祀孔庙,并赐谥文恭。第二,但他为学的方法,却和朱熹理学异趣,而与沉寂无闻的陆九渊心学同旨。“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陆九渊则主张“易简工夫”,唯在“先立乎其大者”或“发明本心”;朱主“居敬”而陆倡“求静”。这里,陈献章标举“舍彼之繁而求吾心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其于朱、陆之间取舍异同,昭然若揭。

这样,陈献章学说的出现,既是明初朱学统一局面的结束,也是明代心学思潮的开始,正如《明史·儒林传序》所述: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筯秩然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卷二百八十二陈献章在明初朱学处于独尊地位和极盛局面下,思想向陆学的逆转,这与其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当时社会的学术环境都是有关的。

明代初年,诏天下立学,颁科举程式,钦定朱熹的《四书集注》及程、朱派的其它解经着作,为科举经义考试的标准,明确规定,“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松下杂钞》卷下)。这样,读书求仕之人,就不得不拜倒在朱熹的脚下了。朱彝尊说:“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为可缓,以言《诗》,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推而言之,《尚书》、《春秋》非朱子所授,则朱子所与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

(《道传录序》)陈献章早年也颇有功名之志,“幼览经书,慨然有志于思齐。间读秦、汉以来忠烈诸传,辄感奋赍咨”(张诩《白沙先生墓表》)。后来尽管有“真儒”之誉,但科学却屡试不第。这种遭遇或经历,自然容易使他走向绝意仕宦而追求学术的路子。他曾说:“予少无师友,学不得其方,汩没于声利,支离于秕糠者益久之。年几三十,始尽弃举子业,从吴聘君游。”(卷一《龙岗书院记》)自然也容易产生和表现出鄙薄、疏远朱学的倾向。如他斥训诂、辞章为“陋学”(同上《古蒙州学记》);当江西按察使陈耻庵等遣人来聘他去图复白鹿书院,兴考亭之学时,他即告使者说:“使乃下谋于予,是何异借听于聋,求视于盲也”(同上《赠李、刘二生使还江右诗序》),表示出自己对朱学无法消融的隔膜、对立之感。于是,他就针对朱学的“穷理”,针对汉、唐以来的训诂、辞章、科举之文而提出圣学在于“人心”,“圣朝访古设学立师以教天下,师者传此也,学者学此也。”(同上《古蒙州学记》)

陈献章心学的产生,与明初社会的学术状况也有关系。明初,朱学成为神圣不可改易的官学后,学者士人大都只能以程,朱为极致,谨守其矩筯,极尽推崇而不敢逾越。如明初最称博学者宋濂说:“自孟子之殁,大道晦冥,世人鑆埴而索途者千有余载。天生濂、洛、关、闽四夫子,始揭白日于中天,万象森列,无不毕见,其功固伟矣,而集其大成,唯考亭朱子而已。”(《宋学士全集》卷五《理学纂言序》)明初另一着名学者薛笕也说:“《四书集注》、《章句》、《或问》,皆朱子萃群贤之言议,而折衷以义理之权衡,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发挥先圣贤之心,殆无余蕴,学者但当依朱子,精思熟读,循序渐进。”(《读书录》卷一)可见,在明初朱学独尊的情况下,认为道理已被朱熹说尽,是一种流行的观念。这种独断的观念正是朱学由于极盛而生出的一种流弊,表明其丧失了进一步发展更新的动力。然而朱学的这种流弊,却正是陈献章转向心学的契机。他慨叹世之学者蒙昧而不知觉悟,“眼前朋友可以论学者几人,其失在于不自觉耳”(卷三《与湛民泽》)。于是,他提出“贵疑”:“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卷二《与张廷实》)这位“贵疑”的前辈,正是当初与朱熹争鸣并立的陆九渊。陆九渊曾告诫其弟子“为学贵知疑,疑则有进”(《象山全集》卷三十五《语录》),“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同上卷三十六《年谱》)。陈献章一反崇朱的时论,认为濂、洛的学脉是主静、主一,继承这个学统的是陆九渊而不是朱熹:“周子《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问者曰:圣可学欤?曰:可。孰为要?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遗书》云:‘不专一则不能直遂,不翕聚则不能发散。见静坐而叹其善学,曰:性静者可以为学’。二程之得于周子也,朱子不言有象山也。此予之狂言也。”(卷四《书莲塘书屋册后》)自谓“狂言”,是在朱学统治的情况下,陈献章使用的遁辞,其实正表明其思想已背离朱学领域而进入陆学藩篱。

陈献章离朱入陆,即因“寻书册,累年未有得”而转向“求心”,这种思想变化的逻辑必然性,与宋末以来和会朱、陆的社会思潮也有关系。朱熹和陆九渊在政治立场和哲学世界观的根本点上并无区别,作为朱、陆学术差异标志的“道问学”和“尊德性”两种不同的完成儒家伦理道德修养方法,实际上也是相辅相成的。故在朱、陆相争的当时,也就出现了会通朱、陆的主张。朱、陆和会更是整个元代学术思想的特征。即使在明初朱学独尊的局面下,宗朱学者的思想,也有陆九渊心学观点的成份。如服膺朱熹,称其为孔子以后“又集其大成者也”的王鑉即说:“人身甚微细,而至广且大者,心也。范围天地、经纬古今、综理人理、酬酢事变,何莫非心思之所致也。于是圣贤有心学焉,先之以求放心,次之以养心,节之以尽心。是故心学废,人之有心者犹无心矣。无心则无以宰其身,伥伥焉,身犹一物耳,何名为人哉?”(《华川卮辞》)薛笕亦说:“为学第一工夫,立心为本。”(《读书录》卷十)这种把“心”作为人的根本和把“立心”作为修养之根本的观点,都是陆学的基本观点。就陈献章本人来说,他虽倾心于陆学,但也不否认朱学有救弊作用而与陆学相互补正。如一次他令来学者读《论语》“与点”一章,学子怀疑问:“以此教人善矣,但朱子谓专理会‘与点’意思,恐入于禅?”他即说:“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朱子时,人多流于异学,故以此救之。今人溺于利禄之学深矣,必知此章然后有进步处耳。”(夏尚朴《浴沂亭记》)总之,朱、陆本来相通,于朱学中摸索未得而入陆,于陆门中求解不悟而入朱,宋末以来,不乏其人,这也是陈献章心学产生的学术背景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