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湛若水的求学与讲学活动
1.求学时期(40岁以前湛若水自幼家庭屡遭变故，14岁始入小学，16岁学为文，入府庠，习举子业。此时就有些独立特行之举，与诸生不类。28岁(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第一次参加会试，落第。次年2月，前往江门受教于陈献章。陈献章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此心(指猎取功名富贵之心——引者注)非全放下，终难凑泊。”于是，湛若水“取所给部檄焚之，绝意仕进，深思力诣，”在陈献章的启发诱导下，他悟出了“随处体认天理”的心学方法。陈献章对他的首创精神大加赞赏，说：“着此一鞭，何患到圣贤佳处！”并称其为参前倚衡的学者。在去世的前一年，陈献章将江门钓台教事托付给湛若水，希望他能继承自己的衣钵，把江门学派发扬光大，其言曰：“达摩西来，传衣为信。江门钓台，病夫之衣钵也，今付与湛民泽收管，将来有无穷之祝，珍重、珍重。”湛若水也十分崇敬陈献章的学识和为人，师生感情甚笃，他把陈献章视为自己的道义之师。陈死后，湛若水以父之礼事之，庐墓年。为了光大师说，湛若水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其一，是整理、解说陈献章的诗文，集为《白沙诗教解》十卷并附有《诗教外传》五卷，将其公诸于世，使之广为流传；其二，是“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汜门沙。”在他所创建的书院中，多设有专门祭祀陈献章的场所，以明学术之宗。应该说，湛若水一生的学术、教育活动，正是继承和发扬白沙精神的结果。
2.北京讲学时期弘治十八年(1505)，湛若水登进士第，选庶吉士，擢编修。第二年，邂逅王守仁。王在京师金台书院讲学，湛若水亦入会。会上，他发明程子《识仁篇》之旨，提出为学先须识仁，认为仁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王守仁深表赞同，高兴地说：“予求友于天下三十年来，未见此人。”于是两人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王讲学于吏部，湛若水、吕(河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与之相应和。正德五年(1510)十一月，阳明入觐，十二月，与湛若水卜邻而居。这是二人感情最融洽、志趣颇相投的时期。后来，薛侃通过王守仁的引荐，与湛氏相识，据薛侃回忆：“予三人者自职事之外，稍暇必会讲，饮食起居必共之，各相砥砺。”他们此时会讲的主要地点在大兴隆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讲学的深入，王湛二人在为学之方上的分歧也日见明显。王守仁以“致良知”为宗，湛若水则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因而，两人的定交，也就意味着相互间学术争论的开始。尽管他们在一地相处的时间很短，却利用一切机会相见讲论。据湛若水所写《奠王阳明先生文》记载，他们分手之后因讲学而相会达五、六次之多。除了在北京短期讲学相处之外，还有长安、滁阳之会等。
同时，他们还通过书信往来，相互驳难。“学者遂以良知之旨各立门户。”王、湛北京之会，标志着明代心学门户之分、讲学之盛的开始。
3.家乡讲学时期正德七年(1512)湛若水奉命出使安南，册封国王。不久，因服母丧、养病回到家乡。关于其回乡的具体时间，黄宗义的《明儒学案》及焦的《献征录》认为在正德丁亥此说显系笔误、以讹传讹所致，因正德年间并无丁亥一年。湛若水弟子洪垣在为其所撰的《墓志铭》中，称“乙亥二月，丁母忧。”这一说法与湛若水自己的叙述一致：“五十以忧病归西樵。”我们当以后者为准，将湛氏回乡的时间确定为正德十年(1515)。此后到正德十六年(1521)7年间，湛若水一直滞留家乡，先后创办了好几所书院。其中有增城县凤凰山上的明诚书院，南海县西樵山上的云谷书院。其中，大科书院是此时讲学的中心地。他服母丧满3年，即建立此书院并迁居其中，除讲学之外，别无他求。“筑室于西樵山大科峰下，日与泉石猿鹤优游，非学问之士不接，安闲恬淡若将终身。”关于建立大科书院的具体情况，湛若水说：“五十以忧病归西樵，樵中有烟霞之洞，四方英才集焉。乃胥与集石为台，因台为居、为堂、为馆，为讲学进修之地。因迩大科峰，因名大科书院。”该书院建于正德十二年(1517)。次年，在其弟子们的敦请下，湛若水手订《大科训规》。该训规既贯穿了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的基本思想，又体现了湛氏书院的特点，还反映了该书院的建置、管理和教学内容、方法等具体情况。
正德十六年(1521)有司在大科书院为建太史坊，吕为之作记。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禁讲学，大科书院也被毁掉了。
4.南京讲学时期嘉靖元年(1522)，明世宗即位，湛若水再次被起用。翰林院任期考满，升侍读。3年(1524)后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到嘉靖十九年(1540)致仕时为止，他一直在南京供职。历任南京礼部侍郎，吏、礼、兵三部尚书。
此间，他曾在国子监开讲院与诸生论学；筑观光馆集居四方学者；申明国子监规章，陈为六事，大要为“不违今日科举之制而兼德行道艺之教。不违今日考察之法而寓乡举里选之实”，以渐复古意为事；作《心性图说》，颁行学宫，是说首列心性之图，图后有说明，仅二百余字，文章虽不长，却概括了其心学思想的基本内容。此外，陈献章的学说也是他此时讲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史载蔡汝楠不满岁随父入南雍时，“甘泉先生进诸生讲白沙之学。”
嘉靖七年(1528)，湛若水着《圣学格物通》一百卷上于朝。该书“体例略仿《大学衍义》，以致知并于格物，而以格物统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六条。”它在资料的引征上与《大学衍义补》有所不同。后者多“征旧事以为法或之资”，前者“多引前言以为讲习之助。”湛若水后来将其用于书院教学上，成为诸生研习的基本教材。
此时湛若水最重要的教育活动，还是创办书院进行教学。史称：
“江都、休宁、贵池等处，公书院所在而是。”他在南京及其周围地区讲学的书院有：
新泉书院在金陵长安街西。湛若水任南京礼部侍郎时(1529-1533)，卒业于南雍的溧阳县绅士史际用斋舍改建而成，并捐学田。因掘地得泉，遂名新泉书院。
新江书院在江浦县南门外。湛若水任礼部尚书时(约1536)所建，是同志之士以文相会地。祀明人庄閅。庄是陈献章的诗友，以诗名世。湛若水以之为祀，既不没学术渊源，又能体现该书院的特色。
甘泉行窝在扬州广储门外。建于嘉靖七年(1528)。此外，湛若水在安徽还有四处讲学书院：
九华山中华馆谷又名甘泉书院。在池州府九华山上。据吕楠的《甘泉书院记》记载，该书院建于嘉靖六、七年间(1527-1528)，是湛若水的安徽青阳县弟子施宗道、江学曾策划建造的。斗山精舍在徽州府城东北、歙县境内、嘉靖十年(1531)由知府冯世雍葺为精舍。湛若水、邹守益曾讲学于此。
福山精舍在婺源县城南45里处。嘉靖年间，湛若水的弟子赎山地请于邑令吴辕韧立精舍。嘉靖二十七年(1548)余世安重建。
天泉书院在徽州府休宁县。湛若水曾游历、讲学于此。书院的墙壁上，还刻有他题留的诗句。
南京讲学，是湛若水门人大进的时期，其许多有名的弟子就是此时游于甘泉之门的。如蔡汝楠、唐枢、吕怀、周学先、周冲、尹唐等。
由于求学人数陡增，往往不能面得湛若水之教。于是，湛就采用弟子间辗转相授的形式进行教学。如蒋信、方鑐等，就曾是其教学上的得力帮手。《献征录》说：“海内之士问业甘泉之门者甚众，应酬不给，则以属之先生(指蒋信——引者注)。”黄宗义说：“方鑐字时素，号明谷。初从甘泉于南雍，甘泉即令其为诸生向导。”
与湛若水同时讲学于南京的，还有河东学派的吕楠以及江右王学派的邹守益。据说，他们三家基本上包揽了东南之士：“(吕楠)九载南都，与湛甘泉、邹东廓共主讲席，东南学者尽出其门。”三家虽宗旨不同，学术上却互有往来，他们除共讲于南雍之外，还彼此到对方的书院中集会、讲学。这就为当时学者们在对比中选择老师创造了条件。从而形成了一个学于彼者或卒业于此、学于此者或卒业于彼的“递相出入”的复杂局面。
湛若水在南京供职期间，还委托人在广东粤秀山创建白沙书院。
嘉靖十年(1531)，出按广东的孝丰人吴允祥受托，以崇报寺旧址创而新之为白沙书院。让陈献章的孙子陈畲主之。“凡几阅数月而成于是，有祠以安灵，有堂以敷教化，有廊庑以处学者。”
5.游历讲学时期嘉靖十九年(1540)，湛若水任期考满，便疏请致仕，得到恩准。
其边仕边教的生活便告结束。此后20年间，他主要是在游历讲学中渡过的。此间，有两次比较大的游历讲学。
第一次，是从南京返回故乡。据《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二十八《归去纪行略》记载，致仕命是在嘉靖十九年五月份下达的。七月份做完了致仕的善后工作，他便踏上了回乡的路程。首先，他在学友们的陪同下，到周围讲学的书院与诸生话别。七月初八日，访甘泉山，会饮于甘泉山馆，十一日游张公洞口甘泉精舍。在依依惜别的时刻，湛若水百感交集，充满了对往昔讲学生活的美好回忆。为勉励诸生在自己离开后继续深造自得，他提笔写道：“山下涓涓石下泉，惟应与尔洗心言。先生已在忘言处，一在滔滔归大川。”二十日，他拜访了天真精舍，以三香谒阳明，以重温二人在“共倡圣学”中所结下的深厚友谊。八月初三日，湛若水一行来到了武夷山。在武夷一曲，有建宁太守刘吾南、副守董蓉为王守仁、湛若水修建的书院，取王、湛两家大同之意，名曰“大同书院。”湛若水游于此，作《九曲擢歌》，令诸生歌之。后登文公书院。初四日，湛若水游至六曲，在天游和仙掌之间卜筑精舍。初六，访鹅湖书院。十五日，当他听说符锡为之修建的帽峰精舍落成，欣喜若狂，作《息存箴》示诸同志。十月初七日，湛若水游广东罗浮山，居于朱明书馆，次日卜筑天华书馆。
第二次，是从西樵山出发，游南岳衡山。时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二十九《岳游纪行略》有关于此行的记载。八月初九日起程，沿途与诸生论学。到达衡山后，于九月初九日在天柱峰下卜筑紫云精舍。其诗曰：“遥遥起天柱，巍巍南台下。于兹结云松，以卜我精舍。芳邻接五峰，神明见中夜。诸子南端居，无玩亦无舍。”十月初一日，作陈献章祠于紫云精舍。初四日，他“一步一回首”地离开了衡山。此后，湛若水曾多次登衡山。“年九十犹为南岳之游”。在此逗留、讲学的日期，少则半月，多则数月。
初八日，他应邀到石鼓书院讲学。在他第七次登衡山时，又曾会讲于石鼓书院，返回途中，在弟子们的辅翼下，会讲于斗山精舍。
此间，湛若水主要来往于广东书院进行讲学。与此同时，他还以化民成俗为己任，在嘉靖二十三年出游衡岳之前，到天关书院，在那里行乡约、立约亭。
嘉靖三十九年(1560)四月二十二日，湛若水在禺山精舍逝世。
在逝世前的三月十日，他还曾领弟子们开讲于龙潭书院。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但他还念念以复兴封建道德为己任，力辟王学末流，他说：“予于此不敢不勉。”十一日回到禺山精舍、十五日讲《论语》“克己复礼章”。四月六日出讲堂，令诸生澄心默坐。久之而退。
十九日，卧床不起。在此弥留之际，他还叮咛学生们要按照讲习会约相观而善。毋庸讳言，同王守仁欲“破心中贼”一样，湛若水的整个教育活动，都是以“天理”为中心展开的。但是，作为一个教育家，他能始终为教育事业奋斗，这种精神还是值得称道的。
据《墓表》记载，湛若水一生所教过的学生近四千人，其讲学书院之多、讲学范围之广，在中国书院史上确属罕见。
(二)湛若水的教育主张与讲学特点
“随处体认天理”，向来被看作湛若水学术思想的特色所在。湛若水也认为自己平生言论着作“其词虽多，不过在‘体认天理’四字。”他对此自恃甚高，认为它是古来圣贤共同使用的为学进修之方。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思想，湛若水是颇费思索的，它前后有所增益。其弟子洪垣说：“随处体认天理”“初为‘体认天理’，后觉未尽，复加‘随处’二字。”湛若水一生的教育活动，都是为了推广自己的这一主张。不仅如此，他还按照这一主张来指导自己的教育实践。《大科训规》第二条就强调指出：“诸生用功，须随处体认天理。”
因此，要加深对其书院讲学活动的理解和认识，就不能不对这一理论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解剖。
1.作为本体的心与“随处体认天理”
湛若水之所以被归之于心学派，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他承袭了主观唯心主义的传统，把“心”当作宇宙的本体。但是，在对“心”的理解上，他与陆九渊、王守仁有所不同。他不仅把心理解为主体之心，而且把它看成是天地万物之心。更确切地说，其所谓心，是超越了主体与客体之分的绝对精神实体。它“含内外”、“该动静”、“统心事”、“贯始终”。他认为：
圣人之学，皆是心学。所谓心者，非偏指腔子里、方寸内与事为对者也，无事而非心也。
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夫天地万物之中者也。
中外非二也；天地无内外，心亦无内外，极言之耳矣。故谓内为本心，而外天地万物以为心者，小之为心也甚矣。
这样一来，湛若水所标揭的心，简直就快要等同于朱子学派所描述的天理了。然而，湛若水既然把心当作宇宙本体，它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知觉”、“思虑”、“灵冥”、“虚灵”等具有感性特点的东西。这就使其理论呈现出一种模棱两可的特征，在程朱与陆王两派之间摇摆不定，忽朱忽陆，而又非朱非陆。这种本体论上的两可境地，就决定了湛若水在认识论上所要采取的特殊路径。
在湛若水看来，无论是陆王的“存心”、“养心”、“发明本心”、“致良知”的认识方法，还是朱熹的“即物穷理”、“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皆为偏学，都对都不对。他本人的任务就是兼收并蓄，包罗两偏之说，配制一副“中和药汤”。这副包治百病的万能处方，即所谓“随处体认天理”。其中，“天理”是命题的核心、为学的根本；“体认”是联结心与事的精神活动，其意指体察、默识：“随处”意指不分内外、动静、心事，随时随地皆是一个功夫，它是克服两偏的关键。他说：“心与事应，然后天理见焉。天理非在外也，特因事之来，随感而应耳。故事物之来，体之者心也。心得中正，则天矣。”因此，让天理在心与事的感应之中得以显现，乃是“随处体认天理”这一命题的基本涵义。
严格说来，“随处体认天理”是一个认识论的命题，但由于古代教育理论与哲学思想的特殊关系以及湛若水对它的广泛应用，使得这一理论囊括了他的全部教育主张。
2.“志于天理”的学习目的论同以往其他教育家一样，湛若水也十分重视学习目的的确立在整个学习乃至人生过程中的作用。《大科训规》开宗明义地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