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春天，云南省偏僻的思茅市——著名的普洱茶原产地，被誉为“绿海明珠”的地方，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众多媒体参加的颁奖仪式，来自英国的马丁先生郑重地将“贝利——马丁奖”的奖杯和奖金颁发给思茅市防疫站的拉祜族女医生王春。
“贝利——马丁奖”是为奖励在防治艾滋病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专门设立的，在中国，王春第一个获得了这种荣誉。
“贝利--马丁奖”的创始人马丁·哥顿先生本来是一位银行家，他出生在英国，母亲却是中国人。几年前他的一位好友感染艾滋病后去世，好友发病期间那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强烈地震撼了马丁先生，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于是他便拿出自己多年来的积蓄创办了一个慈善基金会，帮助英国和中国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机构和个人。为此，他来到中国进行考察。
到中国后，他知道了邻近毒品“金三角”、与东南亚一些艾滋病疫情严重地区接壤的云南，艾滋病毒正在迅速蔓延，于是他又到了云南。在云南走过许多地方后，在思茅听见了关于女医生王春的故事。
群山环绕、绿色重叠的思茅，到处都是竹林、芭蕉和茶树，气候宜人，空气清新，风景秀丽，表面上看是一个十分宁静的地方，出产的普洱茶有降血脂、降血压和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历来是茶中珍品。但是，这里也是全国惟一一个与老挝、缅甸、泰国三个国家接壤的地区。独特的区域环境，让思茅成为受到艾滋病毒肆虐的地方。
身体单薄、容貌清秀、面庞黑里透红的王春，1974年在思茅卫校毕业，毕业后回到家乡思茅地区的孟连县防疫站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防止疟疾。年轻的姑娘曾经通宵不寐地观察蚊子的活动规律，整夜整夜地突击喷药灭蚊。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她的工作已经扩展到对当地各种流行病的研究和防治，包括伤寒、疟疾、鼠疫、霍乱、痢疾、肝炎以及计划免疫等等。在公路不通的地方，年轻的姑娘经常自己背着药箱走村串寨，一天步行三四十公里，为农村的贫穷百姓送去温暖和关怀。
有一次，一个山寨发生了疫情，造成了百姓的死亡，她和同事们下乡去调查死亡的原因。走到半路上下起了大雨，瓢泼的雨点打在车窗上，刹那间山路上到处都是泥潭和深坑，汽车陷在泥坑里，车轮飞转、泥浆四溅却无法动弹。大家跳下车来，冒着大雨好不容易才从泥坑里挖出了汽车，男男女女都变得像一只只落汤鸡……这时，遥望前面的山路，有的同事泄气了，他们不愿意再继续前进，纷纷说，万一汽车又陷下去咋办？但王春却坚定地主张：“没有汽车我们走路也得去，不然弄不清楚死亡的原因，万一疫情蔓延起来怎么办？”于是在她的坚持下大家又继续前进，终于完成了调查的任务。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边境地区国内外人员交流接触日益频繁，艾滋病防治的形势也越来越严峻，1989年云南德宏发现了成批的艾滋病毒感染者，1990年不怕脏不怕累、对病人体贴关心的王春，被领导指名调到防治艾滋病工作的第一线。王春二话不说，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当年就为180多名有高危行为的人进行了艾滋病毒检测，但那时还没有发现感染者。
1991年春天，孟连县城的街道上出现了一位衣着华丽、浑身戴满金银首饰的漂亮姑娘，苗条的身材、圆圆的面庞、精致的五官、大大的眼睛，美丽得像盛开的玫瑰花，每一出现便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许多人猜测道，这姑娘是华侨富商的爱女还是东南亚富豪人家的千金呢？是来旅游观光还是来投亲访友的？后来经过王春了解，姑娘的家原来在县城河边的一个寨子里，她是近几天从泰国回来的，王春想到，当时泰国艾滋病疫情比较严重，于是便准备对姑娘进行艾滋病病毒检测。
王春带着医疗器械来到姑娘家里，姑娘看见面带微笑，像大姐姐一样亲切的王春，便坦率地告诉她，自己是6年前15岁时被人拐卖到国外的，一直被迫从事色情服务，先后到过泰国，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学会了4种语言，由于长得漂亮，被很多老板当成“摇钱树”，前些日子检查身体后，老板告诉她：“你妈妈想你了，回家吧。”给了点钱，她就回来了。
王春把女孩的血样带到思茅市疾控中心进行了检测，发现确已感染了艾滋病毒。
检测结果让王春感到十分痛心和惋惜，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发明抗病毒联合治疗法，发现感染后便束手无策，面对花朵一样的女孩儿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残酷现实，王春只能笨拙地安慰她，告诉她一些艾滋病的防治知识。不幸的女孩儿倒很洒脱，当知道自己的检测结果后便对王春说：“王大姐，其实我早就预感到这件事了！现在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你能陪伴我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王春马上恳切地回答道：“小妹妹，我会陪伴你的。”
从此，王春便和这个女孩子成了以姐妹相称的好朋友。她多次到女孩儿的家里去，电话上的关心、安慰更不计其数。善良的女孩儿还现身说法，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活教材，和王春一起走进村村寨寨，协助她向乡亲们进行艾滋病防治的巡回宣传。
1996年王春从孟连县调到了思茅市防疫站，但她仍然和这个女孩儿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98年女孩儿发病了，玫瑰花很快便凋零、萎谢了，她头发掉光，骨瘦如柴，像个骷髅，终日裹在大衣里瑟瑟发抖。亲朋好友们怕受到感染，都离她远远的，没有人去探望她，但王春一如既往，不但经常在电话上安慰，而且每次出差到孟连时都要自己掏钱购买礼物去看望她。在女孩儿病危的时候，王春在电话里对她说：“小妹，人都有离开世界的一天，我希望你能坚持一天就算一天，如果实在没办法坚持了，以后到天堂里我们还是姐妹啊！”女孩儿回答道：“王大姐，你真是好人啊！感谢你这么多年一直陪伴着我。我希望你能再活100年，100年以后我一定还做你的妹妹！”
几天后，女孩儿平静地死了。她的死，让王春悲痛了很久很久，深深地感到无助和失落，她一直珍藏着女孩儿的许多照片，我去思茅地区采访时，便看见了女孩儿的倩影和那如花的笑靥。而对女孩儿的过早死亡，王春一直感到内疚和不安，虽然并不是她的错，但她却总是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医生的责任。
自从1991年发现首例艾滋病毒感染者后，1992年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寨又从国外回来了3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儿，派出所通知王春去检测，结果全部感染了艾滋病毒。如今那3个女孩儿中已有两个死亡，另一个有幸正在进行抗病毒治疗，已经可以下地劳动了。
1994年秋天，王春通过检测，发现一个不到5岁的孩子感染了艾滋病毒，不幸的孩子是被母亲传染的。原来，孩子的父亲是个农民，吸毒成瘾后又以贩养毒，被劳动教养了。他走后妻子为了谋生便去卖淫，以致感染了艾滋病。王春常常带着衣服、粮食去看望他们。最初，这位农民还对王春很不客气甚至很反感，认为她经常来会让邻居们知道他们感染了艾滋病，引起别人的歧视。但王春没有计较他的态度，只是不厌其烦地向他宣传艾滋病的防治知识，嘱咐他在发生性行为时一定要使用安全套，经过多次宣传后这位农民终于接受了她的劝告……后来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死了，但他却没有被感染，他才开始感谢“好心的王医生”了。
从和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接触中，王春深深地感到，可怕的疾病让他们绝望，而社会歧视又让他们感受到了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有的患者一知道检测结果，精神便陷入崩溃，他们躺在疾控中心的凳子上流着泪说：“我不行了，我要死了！”甚至想去自杀。于是，她便千方百计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努力消除他们的担忧和惧怕，让他们从沮丧和痛苦中摆脱出来。她举出国内外的许多例子告诉他们：“艾滋病有很长的潜伏期，在潜伏期内要自己战胜自己，振作起来，积极进行治疗。如今条件比过去好多了，通过抗病毒治疗，可以提高生存质量，延长生命。”她和许多病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赢得了他们的信赖，不只是医生而且是朋友，逢年过节她都要到病人的家里去看望，针对他们不同的问题进行心理疏导。她常常用自己的工资、奖金购买水果、营养品等送给病人，让这些病人感到亲人般的关怀。一些病人为了感谢她，也会在腊月天给她装上几节香肠、腌制一块腊肉……
如今王春是思茅市疾控中心的艾滋病科科长兼流行病学科副科长。从1991年到2005年，她先后帮助了23名感染者和病人到云南省疾控中心接受了不同层次的治疗，而且其中13人得到了省疾控中心的免费治疗，3人得到了市疾控中心的免费治疗，如今这些人都健康地生活着。他们满怀感激地对她说：“王医生，是你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要不是你想方设法帮助联系治疗，我们可能活不到现在了！”
一些病人会在深夜给她打来求助的电话，丢下话筒她就会冲出家门，消失在黑夜里……
有的感染者会经常来到她的家里，向她述说自己的恐惧和不幸，要她陪自己聊天散心，甚至王春在灶台炒菜的时候，病人就站在她的身后……
一位远在山东青岛的女孩儿得了“恐艾症”，老是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从网上知道了王春的情况后，便经常打电话来咨询，往往一谈就是个把小时，通过耐心的开导，女孩儿终于解除了内心的恐惧。
为了工作，她不得不为自己的两个孩子都缩短了哺乳期，满月后就把她们交给外婆，靠吃米粉长大……
每一个女人都想当妈妈，艾滋病毒感染者也不例外。有一位感染者怀孕了，由于当时还没有成功进行“母婴阻断”的先例，当地也还没有掌握这方面的技术，因此王春便反复地告诉孕妇母婴传播艾滋病毒的危险性以及对婴儿的危害，希望她能放弃生育。但是，执拗的孕妇不听劝告，坚持要生下孩子……后来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儿子，王春又常常带着营养品去看望母子俩，并且告诉母亲应该注意的事项，希望能让孩子健康的成长。但遗憾的是，孩子仍然从母亲那里感染了艾滋病毒。这是思茅市发现的第一例母婴传播。当看到检测的结果时，王春心里非常难过，也非常遗憾和内疚。
2000年，当她知道省里一家医院已经有了可以阻断母婴传播的药物时非常高兴，后来她主动多次和这家医院联系，先后为4位艾滋病毒感染者采取各种措施成功地进行了“母婴阻断”。2002年她因卵巢畸胎瘤住院动手术，手术后仅仅6天，一位感染者便来找她，要求联系省里的医院进行母婴阻断，她二话没说便马上进行联系，以后还经常到孕妇的家里看望，如今，这位感染者生下的孩子没有被感染，母亲和孩子的情况都很好。
那些艾滋病发作到了晚期已经无法救治的病人，往往受到更大的歧视，亲戚朋友乃至家人都不敢接近他们，有的病人甚至被锁起来直到孤独地死去……但王春却对他们没有歧视、没有遗弃，她先后曾对15位垂危的病人送去了温馨的“临终关怀”，坐在他们的床边，倾听他们最后的心声，陪伴他们走过人生最后的日子，平静而具有尊严地迎接死亡。有的病人在临终前会对她说：“我因为无知、愚蠢才感染了艾滋病，王医生，请你转告年轻的朋友们，千万要自重啊！”还有人说：“我是因为吸毒感染上艾滋病的，当时主要是好奇，现在这一切无可挽回了，请你告诉别的人，不要再走我这条路啊！”这些病人的遗言，往往强烈地震撼着王春那敏感而善良的心灵，让她下定决心要更好地理解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尽自己最大努力给予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由于严重的社会歧视和公众歧视，对艾滋病患者不但要做好治疗工作，而且还要为他们严守秘密。2005年8月王春在外地学习时，一位感染者多次打来电话质问她：“我们并没有在本地疾控中心检测，为什么他们知道我们感染了艾滋病？是不是你告诉他们的？” 还说：“他们知道我们是艾滋病，让我们夫妻俩无法生活下去，我会杀了他们！”后来经过王春仔细了解，原来为了进行抗病毒治疗，上级要求各地寻找感染者并进行CD4细胞检测，于是有关方面便把这两位病人的情况“泄漏”了。王春对他们仔细解释并多次安慰后，才让患者的情绪稳定下来。后来夫妻俩都参加了抗病毒治疗，目前情况都很好。
2006年在思茅采访和考察期间，我曾要求王春带我去看看艾滋病毒感染者，她答应了。星期天上午，经过联系后，她陪我到感染者顾云虹（化名）的家里去。在路过农贸市场时，她还特意掏钱买了两大包荔枝、香蕉等各种各样新鲜的水果。
当房门打开，顾云虹出现在面前时，我竟暗暗地吃了一惊。她穿着粉红色的上衣，披着齐肩的长发，涂着口红，满脸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皮肤和云贵高原许多人一样黑里透红。哪里像个艾滋病患者？王春曾告诉我，顾云虹已经48岁了，但我眼前的这个女人，看上去仍然显得年轻。
她住的房间是单位上建造的，三室二厅，装修过，桌上的花瓶里插着鲜花，花瓶旁摆了几只柠檬，于是房里便充溢着鲜花和柠檬淡淡的、沁人心脾的幽香。
由于事前已经联系，取得了女主人的同意，因此坐下后剥开了一颗荔枝，我便开门见山地请求顾云虹介绍一下她的故事，她略略沉思了一下便坦率地说：
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儿子和我一家三口美满而温馨，但1997年夏天丈夫因病住院了，当时他十分消瘦，疾控部门便叫他去查“艾滋”，一查果然是阳性，丈夫崩溃了，医院不但不给他治疗，反而赶他出院，让他在家里等死。当时我不了解这些情况，只听说他得的是肝癌，便极力劝他到昆明等地的大医院复查并继续治疗，但他坚决不同意，只反反复复地说：“我的病是治不好的。”我不相信，仍然努力说服他，在我多次劝说下，有一天他终于含着眼泪对我说：“对不起，不是我不想去医治，而是这种病根本没有办法治好，因为我得的是艾滋病……过去我不敢告诉你。自从知道得了这个病后，好多次我都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到郊外去，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
艾滋病！真像晴空的一声惊雷，我的大脑一阵晕眩，好半天才哭出声来……但更可怕的是，我是炊事员，在每年例行的健康检查时，我也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是被丈夫感染的。医生把检测结果告诉了他的老婆，通过他的老婆传了出去，一下子闹得人人皆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