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春还是有明眼人的，比如说诸葛诞的心腹级谋士蒋班和焦彝。他俩劝诸葛诞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当初围城始合，朱异一鼓作气的时候，尚不能助我们突围。孙退回江东，只不过坐等成败，我们胜了，他来迎接，我们一旦危急，他根本不会来。现在人心还算稳固，应该赶紧集结兵力，攻其一面，以决死之心突围，纵然不能大获全胜，但只要突出城去，将军带领这十几万军队，以后还能有所作为。何必空坐死守？”
诸葛诞还没来得及做出决断，文钦在一边不高兴了，说道：“这是什么话？将军你领着十几万人投奔东吴，东吴怎么可能无动于衷，不管你死活呢？我文钦和全端等将军，这不是都跟你在一起么？再说，你们诸葛氏在东吴也有能说得上话的人，就算孙不愿意出兵相救，吴主和你家亲戚能听他的么？这些年，魏国哪年没有战事？军民俱疲，现在守我守了一年了，他们内部必然生变。我们干吗舍弃坚城不守，非要冒死图侥幸？”
从六月到十一月，顶多半年，哪来的一年？但诸葛诞并没指出文钦的论据错误，眼下占有淮南已经不可能了，归附东吴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不得不死死抓住。
蒋班、焦彝没有看出诸葛诞的顾虑，仍苦苦相劝。文钦怒了，合着我道理白讲了是吧？你们两个有完没完！
文钦的愤怒惊醒了沉思的诸葛诞，这个当口，可不能得罪东吴的代表，于是，他赶紧表态，要杀蒋班、焦彝谢罪。
蒋班、焦彝回到自己帐中，左思右想，太不是个事儿了。即使诸葛诞念旧情不杀他俩，寿春城破人亡也是预料中事，事不可为，咱哥俩走吧。
蒋班、焦彝带上自己的亲兵部队，翻过墙头，投降去了。
司马昭见诸葛诞的心腹二将来降，心里大乐。不过，这对寿春来说，还算不上伤筋动骨的损失，如有机会，还得采用计策，从内部逐步瓦解敌人。
机会老是掉到有准备的人头上，这不，机会又来了。
全怿的两个侄子全辉、全仪，在家里跟族人吵架不合，闹得相当不愉快。这俩侄子想到叔叔还有几个本家的叔伯兄弟都在寿春，就带着老母亲、几十家老部下跑来投奔。
我估摸着，这伙人跑着跑着，就被司马昭的军队给截获了。钟会趁势献了一计，“密为辉，仪作书”，又让“二全”的亲信属下，把信送入寿春。
信中道是：“叔叔伯伯，哥哥弟弟们啊，你们在寿春作战这么久，迟迟没有结果，吴主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要把你们这几位将领的全家都给杀绝了。所以侄子带着老母亲和亲信家人前来逃命。你看咱怎么办吧？”
全怿、全端看完很生气，我们在这儿出生入死，还落个株连九族。侄子你们跑寿春来干啥？这地方也不安全啊。得了，我们出去找你们吧。
全端、全怿带走部下数千人，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俩人是东吴的代表啊，东吴是外援，是希望，全端当初突进城中的那一战，还是整个寿春保卫战中的唯一一次胜利的亮点。东吴继续的援助还没个影儿，这当前的援助却已经跑了，这是怎么个意思，三不管了？我们孤军孤城了？
寿春城震惊了，不知所为。
拔下寿春
甘露三年，春，正月。吴国的援兵没有到来，魏军两重高垒矗立在城外，如两道紧箍，让人插翅难飞。
文钦突然向诸葛诞请战了，还头头是道地做了一番分析，“蒋班、焦彝对我们没信心，投降了，全端、全怿不久前也投降了。这正是敌人松懈得意的时候啊，我看，可以打了。”
人的思维水平有两个极端方向：高明到不可思议，或者白痴到不可思议。文钦明显属于后一种。
敌众我寡，城中少粮，己方力量不断削弱，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而对方的松懈和轻敌情绪只是一个“莫须有”的假设，需要进一步的证明，可文钦先生直接跳过了证明步骤，用“也许有”的优势，来对抗“确实有”的劣势。
不知道诸葛诞听了这话是什么心情，不过，也不必跟文钦较这个真了，现在不打，估计再过俩月也不用打了，满城人直接饿死了事。
诸葛诞和文钦、唐咨商量之后，决定制造一批军事器械，从南面突围，一旦出城，就可顺势南下，进入吴境。
这场战斗非常有趣，攻防倒换。城里的人反而是进攻的一方，目的是打破魏军的两重围垒，而城外的魏军倒像是防守，守住这两重围垒不被击破。这也反映在两方的军事器械上面。诸葛诞那批器械，都是“攻具”。
古代攻城器械大约有这么几种：
攀登式——以云梯为代表。
接近摧毁式——以挖掘、摧毁城基和城楼为目的，各种挖凿撞器具。
遮挡式——大型的牛车、木驴之类，士兵藏在下面前进，躲避攻击。小型的就是各种挡箭牌。
接通式——主要是壕桥车，接通城壕两岸用。
侦查瞭望式——主要是巢车、望楼等，大致就是一个能坐人的小木屋升到长竿的上面，观察敌情，协助指挥。
远距离攻击式——抛石机、床弩、火攻器具啊之类。
从后面的争斗情况我们可以推断，诸葛诞这批攻城器械是木制的，主要是向外突刺和撞击型的，应该也有云梯，以便登围垒用。
两道围垒又高又大又结实，那是比寿春城墙还要高的存在啊！
居高临下打人是很惬意的，仰面打人是很苦闷的。更苦逼的是，诸葛诞一出门就发现对方的器械明显更高端，王基采用了石车、火箭、床弩！石车就是抛石机了，而床弩，通常是数人配合，以腰腿之力才能拉开的超级强弩。
石块、火箭、弩矢纷纷从天而降，如雨似雹，具有击毁和烧毁双重效果。一时间，寿春城外死伤蔽地，血流成河，烟火弥漫。无奈之下，诸葛诞退回城内。
战争很残酷，但更残酷的是，也许等不到下一次战斗，很多人就已经饿死了。此战之后，几万将士在饥饿的驱使下，陆续出城投降。
面对困境，文钦建议，把诸葛诞笼络来的、籍贯在北方的士兵都撵出去，只留下吴国士兵继续坚守，以节约粮食。诸葛诞当然不从，这些军队是他一兵一卒、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资产，都撵走了，那我还算个啥？
诸葛诞和文钦终于翻脸了。
文钦对毌丘俭还有知遇之情，对诸葛诞不但没感情，早先还有点不愉快。不可避免地，他俩互相猜疑起来。诸葛诞觉得文钦屡出昏招，这种合作者，不要也罢。
一天，诸葛诞借商议军情的机会，把文钦杀掉了。文鸯和文虎听说这个消息，要领兵去找诸葛诞拼命。但城内军心涣散，谁还愿为你们之间的私愤卖命？文鸯、文虎一个人也没叫动。
诸葛诞这里是容不下文家两兄弟了，于是，两人出城归降司马昭。到了司马昭大营内，军吏便请诛杀二人。估计文鸯吓出司马师眼珠子，杀得八千骑兵心惊肉跳的事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呢。
司马昭不同意，说道：“文钦父子罪大恶极，毫无疑问。但是文鸯、文虎前来投降，不应该杀他们，寿春还没有拿下，一旦杀降，谁还肯降？”
他给文鸯、文虎指派了光荣的政治任务——巡城劝降。文家哥俩将兵数百人，骑着马，在围垒上绕着寿春城向里头的人喊话，瞧一瞧，看一看啊，文钦的儿子都没事，你们还怕什么啊？
这项工作完成得不错，哥俩都封了将军、关内侯。
投降就能活下去，早投要比晚投强。于是，寿春人心浮动，都想赶快到司马昭那里去吃顿饱饭，这都饿了多少天了。城内乱得一塌糊涂。
这一日，大将军司马昭亲自登上围垒，命令四面同时进军，鼓噪登城。
寿春城内竟然没人抵抗，诸葛诞大窘，带着几百名亲兵从小城突出。魏将胡奋率兵迎击，一刀将其斩于马下，传首京师，夷三族。
诸葛诞麾下那几百亲兵，拒不投降，数百人拱手而立，排成一列，司马昭令每杀一人，就问余下的人，怎么样？投不投降？余下的人仍坚持不降，就这样，一个一个杀过去，问过去，直到这几百人中的最后一个倒下，始终没人投降。
士为知己者死，诸葛诞泉下有知，看到这个情景，也不会感到凄凉了吧。
吴将于诠也是个硬汉子，他慨然说道：“大丈夫受命于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于敌，吾弗取也！”说完，脱下铠甲，杀入敌阵，力战至死。其余唐咨、王祚等人都面缚而降。
司马昭战果辉煌，不但收回淮南部队，还俘获吴兵万余人、兵器军资如山。为了纪念此役的武功，丘头从此更名为武丘。
寿春城破的这天，奇怪的事发生了。早春二月，突然天降暴雨！短短几个时辰，寿春城外巍巍矗立了近一年之久的两道高垒，就在雨水的冲刷和浸泡下，轰然倒塌了。
诸葛诞所盼望的大雨，在他身死城破的那一刻，带着讽刺的微笑，姗姗来迟。如果他能看到此情此景，恐怕要长叹一声“天公欲亡我，非战之罪”了。
对于参与寿春城叛乱的一干人等，不论是魏国将士，还是外援的吴兵吴将，凡是老实投降，认罪热情主动的，司马昭一律宽怀接纳了。诸葛诞送去东吴的做质子的诸葛靓，十三年后，吴灭归晋，也得到了不错的待遇，官至尚书令，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
有人建议悉数坑杀吴国降兵，司马昭不同意，引用古训说，古之用兵，全国为上，戮其元恶而已。吴兵愿意回家的就回家，不想回家的，就近安顿到河南、河东、河内等三河近郡，一无所杀。
说实在的，古训这种东西，合用即用，不合用即弃，古来哪个英雄被这些玩意儿束缚住手脚？另一句话，才说出了司马昭的真正用意：“适可以示中国之弘耳。”
是啊，天下，从来不仅仅局限于土地和疆域，更重要的是人心。此时，司马昭已经把天下看做是自家的资产，致力于在保存的基础上进一步增长。至私和至公，做到极致，表面上反而看不出什么区别了。
曹髦的反击
诸葛诞叛乱平定后，诏进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食邑八郡，加九锡。当然司马昭是要推让的，还一连让了九次。
但这纸诏书真正的下达者是谁，想必路人皆知，曹髦只能仰天长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但他是个聪明勇敢的青年，几年来，他展开了一系列自助行动。
从他后来的一系列举措中，可以看出他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解决“君失臣”的问题，从理论和道义上赢得人心，等自己地位稳固，再来处理“权归臣”的问题。
早在甘露元年二月，天子曹髦便在太极东堂召开了一次盛大的文化沙龙，参与者均是当时名儒，计有荀顗、崔赞、袁亮、钟毓、虞松等人，主题是讨论和比较两个著名古代帝王的政治得失：夏少康和汉高祖。
一开始，大家有点摸不着头脑，就按照常理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汉高祖比夏少康更胜一筹，毕竟人家是开国之君嘛。
出乎意料，曹髦当即表达了反对意见。理由如下：
夏朝自禹至桀，共十七君，到第三帝太康时，为后羿所逼而失国，太康的孙子少康数十年后，在纶城复国，是谓“少康中兴”，之后夏朝又得以传承了十一帝。如非大仁大德大智大勇之君，焉能如此啊。
而汉高祖仗着计谋、权变、武力，夺得了天下，在道义和仁德方面有诸多欠缺。比如父亲要被人煮了，他还要分一杯羹。兵败逃命时，为了轻车前进，把自己儿子闺女推下去。对待谋士、功臣、将军们，更不用说了，杀的杀，囚的囚，剁肉酱的剁肉酱。汉高祖死后，吕后专权，朝政很是动乱了一阵子，不是汉文帝及时接手，史书上也许都不会出现巍巍两汉这一页了。
“大家好好想一想，孰优孰劣。”曹髦环视群儒，语气大有深意。
在座的都是文化人，纷纷表示，不经您点拨，我们还真想不到这么深刻的道理，嗯，应该还历史一个公道：夏少康要比汉高祖更优秀！这个历史性的新发现，应该写成一篇论文，让您的学术创新永垂不朽！
曹髦谦虚地表示这就不必啦，自己才疏学浅，妄发议论而已。最后沙龙在融洽和欢乐的气氛中结束了。
历史人物的优劣比较，是个见仁见智的话题，而曹髦这一番评论是功夫在诗外，主要目的在于建模，函数模型建好之后，代入此时此地的具体变量，自然可以得出他想要的结果。
这个类比关系太明显了，夏朝在前三帝禹、启、太康之后失国，之后的仲康、相（夏后相），都处于流亡状态，没什么大的作为，到了少康，实现中兴复国。曹魏从曹操算起，经历文帝曹丕、明帝曹叡，便大权旁落，之后的曹芳徒有天子之名。现在，历史惊人的重复了，将我曹髦推向了少康之路，我的光明未来，也就是我大魏能继续传国万世的希望。
汉高祖是谁？诡计多端，手握重兵，不仁不义，不君不臣，不父不子，不就是司马师、司马昭的写照么？汉高祖相对少康是不好的，司马昭相对于我曹髦，自然也是不好的。该拥护谁，该反对谁，以前大家做得不是很好，我不怪你们，不知者不罪。现在我们整顿了风气，纠正了思想，以后该怎么做，相信各位心里有谱了。
除了老臣名儒，曹髦还打算争取这个国家的未来，思想工作要从娃娃抓起。他去了青年干部培养基地——太学。
太学聚集着国家未来的中央和地方官吏，曹髦跟师生们讨论儒家经典，主要是《尚书》、《周易》和《礼记》，借提问之机，发表自己的看法。
据说，他的水平“诸儒莫能及”。这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了，但曹髦目的明确，头脑清醒，诗、书、礼、易、乐、春秋，他不问乐，不说诗，净捡最能宣传君臣纲纪的《尚书》和《礼记》大说特说。
这些事，曹髦做得很用心。讲宴于东堂的时候，他对各位名儒高才，比如司马望、王沈、裴秀、钟会，礼遇有加，还给起了一些亲切尊敬的名号，把裴秀称为儒林丈人，王沈为文籍先生。司马望当时是中护军，离皇宫比较远，曹髦特别赐给他一辆奔驰（追锋车）、五个保镖（虎贲五人），每次“天子又开沙龙啦”，一声令下，司马望就乘着这辆车飞奔到洛阳宫里去。
当然，要搞整风运动，光靠办沙龙、开讲座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得建立起奖惩机制，树立起优秀典型。
但真正实施奖惩，困难很大。物质奖励，主要是钱、粮、地，广义上还包括官职、爵位，这些不是曹髦想给就能给的。不要说他没实权，就算是有实权的皇帝，要给这些东西，也得通过政府这一关。
那么，退而求其次，曹髦自然转向了自己能力范围内的精神奖励，荣誉称号之类的，比如“三老”、“五更”或“五叟”。
究竟是“五更”还是“五叟”，还有疑义，不过，都解释得通。“三老”“五更”，解释为“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年纪大、阅历深的退休官员，“三老”“五叟”，“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
曹髦下诏，尊关内侯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然后带领百官，当然了，是他叫得动的那些人，对荣誉获得者进行了亲切慰问（车驾亲率群司，躬行古礼）。
王祥就是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的那位，后来西晋的官方口号是“以孝治天下”，所以他成了晋初威望第一人。
王祥，琅邪临沂人，六十岁之前的主要事业是孝顺母亲，还是个后妈，还是“小白菜，地里黄”那种典型坏后妈。六十岁后，徐州刺史吕虔招募王祥为刺史别驾。
王祥他不出则已，一出惊人，不论政务，抚民，还是讨贼，样样工作都出色，时人歌而赞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
“五更”郑小同是东汉末年通儒郑玄的孙子。
郑玄名冠华夏，为世儒宗，他一生主要的成就是为儒家经典作注，所谓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他这一套学说，还自成一家显学——“郑学”，后人一直对其研究不辍。郑小同作为名门之后，才三十多岁就才高八斗，学综六经，而且还淡薄名利，德行著名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