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芥指如土如草的贱物，上司根本看不起部属，常常手里拿着一大叠履历表，口里说些“要做就好好做，不做的话，有的是人想着要做”这一类趾高气扬的话，部属受尽侮辱，难免视上司如仇人，有的甚至实施暴力、逞凶狠，便是因此而起。中国人的报复心理相当强烈，所谓“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大多认为有恩报恩、有怨报怨，乃是人之常情。不过，我们非常不赞成战国时代魏国范雎那种“睚眦必报”的态度，凡是曾经对他张目忤视一下的人，都不肯放过，都要报复。我们十分重视孟子所说“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的道理，甲杀了乙的父亲，乙也必定想尽办法，要杀甲的父亲，不杀甲亲爱较次于父的他人。这种“报复的分量”等于“遭受的分量”，即“施报对等”的“等量定律”。3.居上先施律。孟子把部属的人格分成四级，他说：“有一种侍奉国君(上司)的人，用逢迎谄媚的方法，极力争取国君(上司)的宠悦。有一种社稷的臣子(部属)，是以安定国家为快乐的。有一种求尽天理的人，只要知道自己的理想能够施行，便出来侍奉国君(上司)实行他的道。还有一种人格高上的大人，先端正一己的身心，来化成万事万物。”专门巴结上司的“容悦部属”是最低级的。不制造问题、乱出主意的“安定部属”，为第三级。能够实行理想的“辅佐部属”，已经相当了不起，却还赶不上第一级——不为利害所动而又盛德足以化成万事万物的“资政部属”。他不但看不起主动讨好上司的容悦行为，指出“国君(上司)心不向着道义，志不在施行仁政，做臣子(部属)的，如果为他设法求富足，就等于帮夏桀求富足，非但不是良臣，而是民贼了”。他又进一步说明进退的道理：“上司接待部属，非常恭敬而有礼，并且要照他所说的话去做，即可就职；礼节招待没有改变，却不能照着他的话去做，便可以去职。
次一等的，上司虽然没有照着他的话去做，但是接待得非常恭敬而有礼，即可就职；礼节减退，就可以去职。再下一等的，早上没得吃，晚上没得吃，饥饿得连门户都走不出去，上司知道了说：‘我在大处不能实行他的理想，其次不能听他的话，让他挨饿，实在是我的耻辱。’于是周济他，这样也可以接受，只求免于一死罢了。”陈大齐先生认为孟子的这些主张，都是对上司的遏制，使其养成“礼下”的习惯。若不能礼下而握有莫敢违逆的权势，则上司可以随便侮辱部属，根本谈不上“修己安人”。孟子鼓励部属对上司“不要顺”(绝非“要不顺”，陈大齐先生说“要不顺”乃是以不顺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反应，不论何事，均存心违逆，这是要不得的，任何上司都不敢用。“不要顺”则是不要以顺为主要的乃至唯一的反应，虽偏于不顺，却非必不顺)，正是“寓政道于治道”的一种“制衡”的力量，务使有权有势的管理者时常怀着仁心，率先去珍惜、关怀部属，然后部属才会“回仁”，表现出良好的反应。
4.强恕而行律。孟子主张人治、法治应该并重，因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他认为只有存仁心的人，才应该居高位，否则就是“播其恶于众”，大家都要受到祸害。依据孔子的观点，摆在管理者的面前，只有“仁”和“不仁”这两条路。孟子引证说：“夏商周三代得天下，是由于有仁德，后来桀、纣、幽王失天下，是由于没有仁德。诸侯各国的兴废存亡，原因也是如此。做天子的不仁，就不能保有天下；做诸侯的不仁，就不能保有国土；做卿大夫的不仁，就不能保有祖庙；士人和百姓如果不仁，便不能保有自身。现在的诸侯，既厌恶身死，又恐怕国亡，却喜欢做不仁的事，真像怕喝醉酒，又要勉强喝酒一样。”管理者为什么要“恶醉而强酒”呢？孟子说：“古代贤明的上司，喜欢他人的善，忘却自己的权势；古代贤德的部属，又何尝不是乐于自己所信守的道，而忘却他人的权势呢？”管理者忘不掉自己的权势，偏偏部属也以趋炎附势为能事，形成“所谓忠不忠，所谓贤不贤”的不良组织气候，并不是良好的感应。但是要求管理者忘却自己的权势，实在不是简单易行的事，所以孟子说：“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管理者必须时常反省，提醒自己要勉力去实行上述三律。
“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感应四律感应四律是消除“无力感”的良药有些人喜欢用“无力感”来表示“无可奈何”的“非我之罪”；有些人则抱着厌恶的心情，以暗示自己在某方面仍有其相当的成就。再贤明的领导者，也可能有轻微的“无力感”，因为“人心惟危”，意识既不安定，念头更是此起彼伏，变化多端。任何措施都无法使人皆大欢喜，此所以“皇帝大大，也免不了背后的闲话”。“无力感”如是来自“位置权力”，表面上似乎比较严重，俨然是“向公权力挑战”。分析起来，有两种可能：一是存心图谋不轨，借此制造是非，引起混乱；一是内心的不满，积压已久，趁机有所发泄。前者罪不可赦，务须严加制止，甚至绳之以法，方符众人的愿望。
后者情有可原，管理者最好自我反省，就像孟子说的那样：“我爱人，人却不亲近我，我就要反省；我礼敬人，人却不回答我，我就要自反，再尽我的礼敬。”凡是有“无力感”的领导者，都应自我检讨一番，寻出其中的道理。孟子说：“君子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就在于他常反省自己。君子常用仁来省察自己，用礼来省察自己。仁德的人，就能爱人；讲礼的人，就能敬人。”他认为能爱人的上司，部属必定也常爱他；能敬人的上司，部属也必定常敬他。主管一言一行，均以蹈仁执礼为依归，又怎会有“无力感”呢？喜欢用权势的上司，常对部属施加压力，这种“以力服人”的“霸道”管理，难以长久有效。
朱子的感应心
善用领导，经常维护部属的尊严，即“以德服人”的王道管理，才是自动奋发、精诚团结的根源。钱穆先生指出：“中国人讲人，不重在讲个别的人，而更重在人伦。人伦是人与人相处，有一共同关系的。要能人与人相处，才各成其为而英雄性之表现，常在领导人之下。”他以楚汉相争为例，以“英雄性”来领导中国员工，就违背了中国人的国民性，再有力的，也很快变成无力了。中国人的领导。朱子肯定“未有这事，先有这理”。他举例说：“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未有感应，已先有感应之理。朱子认为理与心是理一而分殊，所以“人心皆自有许多道理”。他说：“心，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理笼罩宇宙万物，乃是理一；心要对应万事，而一事有一事之理，必须具众理才能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不再是一，而是分殊的多。不良感应产生的原因心有善恶，不能保证在应万事上，都能事事如理。心的感应，有的如理，有的并不如理。如理的为善，不如理的便是恶。善恶的区分，关键在“应”上。朱子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恶由何起”的问题，发现不良的感应，可能有下述六种原因：1.由于不能善而偏于一边。
朱子说：“恶不可谓从善中直下来，只是不能善则偏于一边为恶。”恶不可能来自天理，它是由于人一时不能为善，形成某一方面的偏失，才产生的不正当的感应。2.由于溺于私欲。人无私欲，必能顺天理，而理无不善；人一旦溺于私欲，便陷溺其心，发而不中节，很容易表现为恶的反应。3.由于逆理而行。理是人类行为的准则，顺之而行则为善，逆之而行便为恶。因为道理有背有面，顺之则是，背之则非。是非善恶的分辨，不能单靠良知，需要一番穷理的功夫。4.由于胸中无主。胸中之主便是天理，无主的“无”，并非“没有”，而是暂时隐没，不发生作用。这时候就容易被情绪或欲念牵引，产生不良的感应。5.由于善得过分。多少上司因爱其部属而加以袒护，以致姑息养奸，反而造成部属的许多恶习恶行。而早在此之前，若干家庭内，父母姑息子女，使其不辨是非、不明善恶，也是善得过分，导致负面的影响。国家的法律，发扬“微罪不举”的精神，确有至理。6.由于气质。朱子说：“人性本善而已，才堕入气质中，便熏染得不好了。虽熏染得不好，然本性却依旧在此，全在学者着力。今人却言有本性，又有气之性，此大害理。”气质之恶，是来自后天的不良环境和教养。气质不好的人，容易产生不正当的反应。
这些良好感应的障碍，朱子认为是由于“烛理未明”、“无所准则”而致。他主张以穷理为先，而以诚敬为本。穷理是以精密繁细的经验推理，按部就班去明理，了解每一件事所本的理，然后由心之所发，才能切实把握准则，正正当当地“应万事”。但是朱子深知一味穷理，很容易流于求知，甚至忘掉力行的价值。他认为“诚能主敬”才是“立其本”，使“穷理的功夫”配合“主敬的功夫”，由智达德，开辟出一条人人可走的坦途。心有感应，修己才能安人心既能感应，则外界有感于心，心必有所应。有了这种感应心做基础，理学家才倡导以完全人格感化人民为善，而不是用刑法迫使人民为善。他们主张治理天下，不必徒用刑法去管理人民，只要先把为政者个人的人格修养完善，用自己的高尚人格去做人民的模范，叫人民都仿效自己的行动，就可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管理者扮演“服务人”的角色，便是主动施仁于部属，此为感。部属表现为良好的“感应人”，也是施仁于上司，即为应。管理者以仁来获得部属的心，便是良好的感应。我们相信，无论时代如何改变，社会如何变迁，这种感应的理，永不改变。
施仁的感应力甚大，不但能使组织内的成员心悦诚服，亦能使组织以外的人才，闻风而来。中国人喜欢说“仁者无敌”，意即出自真诚的服务，不会招致任何反对者。其影响的力量很大，影响的范围也很广。我们不妨问一问那些不相信“感应力量”的人：“假使主管对你好，你会不会对他好？”他们的回答大概是百分之百的“当然会”。可见他并不否定自己是一个良好的感应人。但是，当我们问他：“如果你对别人好，别人会不会也同样对你好？”答案可能有很大的出入，因为许多人对别人缺乏信心，认为“不一定”。看看前面所述朱子列举的感应障碍之中，有一条是“由于善得过分”。我们因社会上少数人基于种种原因而未能表现出良好的感应，便心生厌恶，否定了大多数人的良性感应，是不是也成为一种不自觉的行善而过呢？现代化的中国式管理，可以经由适当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训练等活动，在充分协调的气氛当中，好好去“感”，以求获得合理的“应”。管理者以诚敬为本，以“格物、致知”为一个阶段，“诚意、正心、修身”为一个阶段，“安人”为一个阶段，按部就班，修己以安人，则“上司仁，部属莫不仁；上司义，部属莫不义”。组织的“安”或“不安”，完全系乎主持者的“仁”或“不仁”而已。《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管理者如果知本末终始，先修治好自己的心，然后以心比心，用自己的良心来感应成员的良心，那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的良性感应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