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从管人到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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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安人的有效力量是感应(2)

土芥指如土如草的贱物,上司根本看不起部属,常常手里拿着一大叠履历表,口里说些“要做就好好做,不做的话,有的是人想着要做”这一类趾高气扬的话,部属受尽侮辱,难免视上司如仇人,有的甚至实施暴力、逞凶狠,便是因此而起。中国人的报复心理相当强烈,所谓“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大多认为有恩报恩、有怨报怨,乃是人之常情。不过,我们非常不赞成战国时代魏国范雎那种“睚眦必报”的态度,凡是曾经对他张目忤视一下的人,都不肯放过,都要报复。我们十分重视孟子所说“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的道理,甲杀了乙的父亲,乙也必定想尽办法,要杀甲的父亲,不杀甲亲爱较次于父的他人。这种“报复的分量”等于“遭受的分量”,即“施报对等”的“等量定律”。3.居上先施律。孟子把部属的人格分成四级,他说:“有一种侍奉国君(上司)的人,用逢迎谄媚的方法,极力争取国君(上司)的宠悦。有一种社稷的臣子(部属),是以安定国家为快乐的。有一种求尽天理的人,只要知道自己的理想能够施行,便出来侍奉国君(上司)实行他的道。还有一种人格高上的大人,先端正一己的身心,来化成万事万物。”专门巴结上司的“容悦部属”是最低级的。不制造问题、乱出主意的“安定部属”,为第三级。能够实行理想的“辅佐部属”,已经相当了不起,却还赶不上第一级——不为利害所动而又盛德足以化成万事万物的“资政部属”。他不但看不起主动讨好上司的容悦行为,指出“国君(上司)心不向着道义,志不在施行仁政,做臣子(部属)的,如果为他设法求富足,就等于帮夏桀求富足,非但不是良臣,而是民贼了”。他又进一步说明进退的道理:“上司接待部属,非常恭敬而有礼,并且要照他所说的话去做,即可就职;礼节招待没有改变,却不能照着他的话去做,便可以去职。

次一等的,上司虽然没有照着他的话去做,但是接待得非常恭敬而有礼,即可就职;礼节减退,就可以去职。再下一等的,早上没得吃,晚上没得吃,饥饿得连门户都走不出去,上司知道了说:‘我在大处不能实行他的理想,其次不能听他的话,让他挨饿,实在是我的耻辱。’于是周济他,这样也可以接受,只求免于一死罢了。”陈大齐先生认为孟子的这些主张,都是对上司的遏制,使其养成“礼下”的习惯。若不能礼下而握有莫敢违逆的权势,则上司可以随便侮辱部属,根本谈不上“修己安人”。孟子鼓励部属对上司“不要顺”(绝非“要不顺”,陈大齐先生说“要不顺”乃是以不顺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反应,不论何事,均存心违逆,这是要不得的,任何上司都不敢用。“不要顺”则是不要以顺为主要的乃至唯一的反应,虽偏于不顺,却非必不顺),正是“寓政道于治道”的一种“制衡”的力量,务使有权有势的管理者时常怀着仁心,率先去珍惜、关怀部属,然后部属才会“回仁”,表现出良好的反应。

4.强恕而行律。孟子主张人治、法治应该并重,因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他认为只有存仁心的人,才应该居高位,否则就是“播其恶于众”,大家都要受到祸害。依据孔子的观点,摆在管理者的面前,只有“仁”和“不仁”这两条路。孟子引证说:“夏商周三代得天下,是由于有仁德,后来桀、纣、幽王失天下,是由于没有仁德。诸侯各国的兴废存亡,原因也是如此。做天子的不仁,就不能保有天下;做诸侯的不仁,就不能保有国土;做卿大夫的不仁,就不能保有祖庙;士人和百姓如果不仁,便不能保有自身。现在的诸侯,既厌恶身死,又恐怕国亡,却喜欢做不仁的事,真像怕喝醉酒,又要勉强喝酒一样。”管理者为什么要“恶醉而强酒”呢?孟子说:“古代贤明的上司,喜欢他人的善,忘却自己的权势;古代贤德的部属,又何尝不是乐于自己所信守的道,而忘却他人的权势呢?”管理者忘不掉自己的权势,偏偏部属也以趋炎附势为能事,形成“所谓忠不忠,所谓贤不贤”的不良组织气候,并不是良好的感应。但是要求管理者忘却自己的权势,实在不是简单易行的事,所以孟子说:“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管理者必须时常反省,提醒自己要勉力去实行上述三律。

“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感应四律感应四律是消除“无力感”的良药有些人喜欢用“无力感”来表示“无可奈何”的“非我之罪”;有些人则抱着厌恶的心情,以暗示自己在某方面仍有其相当的成就。再贤明的领导者,也可能有轻微的“无力感”,因为“人心惟危”,意识既不安定,念头更是此起彼伏,变化多端。任何措施都无法使人皆大欢喜,此所以“皇帝大大,也免不了背后的闲话”。“无力感”如是来自“位置权力”,表面上似乎比较严重,俨然是“向公权力挑战”。分析起来,有两种可能:一是存心图谋不轨,借此制造是非,引起混乱;一是内心的不满,积压已久,趁机有所发泄。前者罪不可赦,务须严加制止,甚至绳之以法,方符众人的愿望。

后者情有可原,管理者最好自我反省,就像孟子说的那样:“我爱人,人却不亲近我,我就要反省;我礼敬人,人却不回答我,我就要自反,再尽我的礼敬。”凡是有“无力感”的领导者,都应自我检讨一番,寻出其中的道理。孟子说:“君子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就在于他常反省自己。君子常用仁来省察自己,用礼来省察自己。仁德的人,就能爱人;讲礼的人,就能敬人。”他认为能爱人的上司,部属必定也常爱他;能敬人的上司,部属也必定常敬他。主管一言一行,均以蹈仁执礼为依归,又怎会有“无力感”呢?喜欢用权势的上司,常对部属施加压力,这种“以力服人”的“霸道”管理,难以长久有效。

朱子的感应心

善用领导,经常维护部属的尊严,即“以德服人”的王道管理,才是自动奋发、精诚团结的根源。钱穆先生指出:“中国人讲人,不重在讲个别的人,而更重在人伦。人伦是人与人相处,有一共同关系的。要能人与人相处,才各成其为而英雄性之表现,常在领导人之下。”他以楚汉相争为例,以“英雄性”来领导中国员工,就违背了中国人的国民性,再有力的,也很快变成无力了。中国人的领导。朱子肯定“未有这事,先有这理”。他举例说:“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未有感应,已先有感应之理。朱子认为理与心是理一而分殊,所以“人心皆自有许多道理”。他说:“心,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理笼罩宇宙万物,乃是理一;心要对应万事,而一事有一事之理,必须具众理才能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不再是一,而是分殊的多。不良感应产生的原因心有善恶,不能保证在应万事上,都能事事如理。心的感应,有的如理,有的并不如理。如理的为善,不如理的便是恶。善恶的区分,关键在“应”上。朱子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恶由何起”的问题,发现不良的感应,可能有下述六种原因:1.由于不能善而偏于一边。

朱子说:“恶不可谓从善中直下来,只是不能善则偏于一边为恶。”恶不可能来自天理,它是由于人一时不能为善,形成某一方面的偏失,才产生的不正当的感应。2.由于溺于私欲。人无私欲,必能顺天理,而理无不善;人一旦溺于私欲,便陷溺其心,发而不中节,很容易表现为恶的反应。3.由于逆理而行。理是人类行为的准则,顺之而行则为善,逆之而行便为恶。因为道理有背有面,顺之则是,背之则非。是非善恶的分辨,不能单靠良知,需要一番穷理的功夫。4.由于胸中无主。胸中之主便是天理,无主的“无”,并非“没有”,而是暂时隐没,不发生作用。这时候就容易被情绪或欲念牵引,产生不良的感应。5.由于善得过分。多少上司因爱其部属而加以袒护,以致姑息养奸,反而造成部属的许多恶习恶行。而早在此之前,若干家庭内,父母姑息子女,使其不辨是非、不明善恶,也是善得过分,导致负面的影响。国家的法律,发扬“微罪不举”的精神,确有至理。6.由于气质。朱子说:“人性本善而已,才堕入气质中,便熏染得不好了。虽熏染得不好,然本性却依旧在此,全在学者着力。今人却言有本性,又有气之性,此大害理。”气质之恶,是来自后天的不良环境和教养。气质不好的人,容易产生不正当的反应。

这些良好感应的障碍,朱子认为是由于“烛理未明”、“无所准则”而致。他主张以穷理为先,而以诚敬为本。穷理是以精密繁细的经验推理,按部就班去明理,了解每一件事所本的理,然后由心之所发,才能切实把握准则,正正当当地“应万事”。但是朱子深知一味穷理,很容易流于求知,甚至忘掉力行的价值。他认为“诚能主敬”才是“立其本”,使“穷理的功夫”配合“主敬的功夫”,由智达德,开辟出一条人人可走的坦途。心有感应,修己才能安人心既能感应,则外界有感于心,心必有所应。有了这种感应心做基础,理学家才倡导以完全人格感化人民为善,而不是用刑法迫使人民为善。他们主张治理天下,不必徒用刑法去管理人民,只要先把为政者个人的人格修养完善,用自己的高尚人格去做人民的模范,叫人民都仿效自己的行动,就可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管理者扮演“服务人”的角色,便是主动施仁于部属,此为感。部属表现为良好的“感应人”,也是施仁于上司,即为应。管理者以仁来获得部属的心,便是良好的感应。我们相信,无论时代如何改变,社会如何变迁,这种感应的理,永不改变。

施仁的感应力甚大,不但能使组织内的成员心悦诚服,亦能使组织以外的人才,闻风而来。中国人喜欢说“仁者无敌”,意即出自真诚的服务,不会招致任何反对者。其影响的力量很大,影响的范围也很广。我们不妨问一问那些不相信“感应力量”的人:“假使主管对你好,你会不会对他好?”他们的回答大概是百分之百的“当然会”。可见他并不否定自己是一个良好的感应人。但是,当我们问他:“如果你对别人好,别人会不会也同样对你好?”答案可能有很大的出入,因为许多人对别人缺乏信心,认为“不一定”。看看前面所述朱子列举的感应障碍之中,有一条是“由于善得过分”。我们因社会上少数人基于种种原因而未能表现出良好的感应,便心生厌恶,否定了大多数人的良性感应,是不是也成为一种不自觉的行善而过呢?现代化的中国式管理,可以经由适当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训练等活动,在充分协调的气氛当中,好好去“感”,以求获得合理的“应”。管理者以诚敬为本,以“格物、致知”为一个阶段,“诚意、正心、修身”为一个阶段,“安人”为一个阶段,按部就班,修己以安人,则“上司仁,部属莫不仁;上司义,部属莫不义”。组织的“安”或“不安”,完全系乎主持者的“仁”或“不仁”而已。《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管理者如果知本末终始,先修治好自己的心,然后以心比心,用自己的良心来感应成员的良心,那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的良性感应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