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赵二又接二连三地在个人博客上发表高论，希望网友给予回应和支持。其中有几篇的题目是：《教师尾气超标，学生苦不堪言》、《从老师课堂放屁，看中国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被熏坏了的祖国花朵——再论教师上课放屁事件》等等，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不少网民趁机起哄，称赵二的脑袋就是小时候让屁给崩了。
我也觉得赵二有些过分，特意请他吃饭，劝他不要为这点儿屁事纠缠不休，没承想他火冒三丈，指着我的鼻子说：“少跟我装高尚、唱高调，大不了我没你这个朋友！”
辅导员
“你抽时间去看看武老师，他挺想大家的。我前几次去看他，他每回都念叨我们。”这是去年夏天老邱出差到成都时跟我聊天时说的话。
武老师是我读大学时的辅导员，相当于班主任。老邱还告诉我，武老师两年前得了脑血栓，差一点儿过去了。不过，他愈后恢复不错，记忆力很好，全班四十个学生的名字都能一一叫上来。去年校庆时，我们班有二十多位同学返校聚会，武老师见了大家的面很激动，脑血栓又犯了，住了三个多月的医院才缓过来。人老了，挺寂寞的。武老师的老伴死了四年多了，现在就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当年他欣赏的那几个班干部很少露面。有的做了官，忙啊，连我们也难见一面。团支书孙长脖子当了市委书记后腐败了，被判了十四年。嗨，上大学时他可是武老师的心肝宝贝儿，指望不上了。所以，老邱临走时一再叮嘱我，下次到北京开会，一定抽空去看看班主任。“你现在快当上院士了，武老师肯定会为你骄傲，上次校庆聚会你没去，武老师挺遗憾的。”
听了老邱的建议，我心里还真有些内疚。说实话，从上大学算起，到今年正好三十年了，还从未回去看望过武老师。不知为什么，大学这段时光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挺模糊，不像中小学时代那么清晰。能记住的大学老师也很少，想来想去能想起来的，还真是只有辅导员了。那时的武老师才四十来岁，刚从部队转业到学校工作，担任系党总支副书记兼任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员不给学生上课，只负责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状况。其实，在学生们的心目中，辅导员是个没学问、没本事的角色。跟那些著名教授比，他们在学校和学生眼里都没啥地位。但话又说回来了，总有些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跟辅导员走得很近，他们一般都是学生干部。还有些同学因为遇到了经济、健康等方面的问题也与班主任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比如老邱，他虽不是干部，但是有名的“病号”，三天两头跑医院。四年大学，他连看病加住院差不多占了小一半时间。武老师因此为他花费了不少精力和工资，他对武老师一直心存感激。我当时是班上最不起眼儿的普通学生，既没当干部，又没得过大病，好像没跟班主任说过几句话。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武老师留给我的印象还是挺温暖的，而那些大腕教授却大多记不住了。
我答应老邱下次到北京，保证挤些时间到班主任武老师家坐坐，毕业这么多年了，辅导员还念叨着他的学生，让我心里十分感动和惭愧。老邱是位有情有义的人，我俩在一个宿舍里住了四年，感情很深，他说的话我很在意。
春节快到了，我正巧去北京参加一个项目评审会，晚上没事儿，我去了武老师家。
武老师见到有客人来，非常高兴。两只脚在瓷砖上急促地蹭着，拽着我的手往沙发上让坐。
“我是您的学生，还记得吗？”我一进门就自我介绍。
“记得，记得。你可出息大了，那么有名，谁不认识你啊？”武老师一个劲儿地拍着我的手。
“哪里，哪里，都是老师您教育的结果。”我的眼圈湿润了，“这么多年，一直想来看您，可总不凑巧。真不好意思，我这个学生太不合格了，太让您失望了。”
“你忙，你忙，我知道。你不像我，一个大闲人，啥事都没有。身体又不好，净给组织添麻烦。你现在干啥呢，还当市委书记？”他拉着我一同坐下，关切地问。
“我没当书记……”
“又高升啦！好哇，我就知道你能干，有这个本事。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这块料，能当官儿。当官好啊！咱班出了好几个司局级的干部。除了你，还有小柳，叫柳小萌，她现在也当上副市长了。王名成，你们班的组织委员，现在是司长了。还有班长赵大胡，那家伙也行，先当官，后来下海经商，把生意做到外国去了，听说还办了绿卡，成了外商了……你年轻，正是干事的好时候。”武老师兴奋得眼睛放光。
“不年轻啦，我也五十出头了。”我附和着。
“五十出头，正是当官的好年龄。我一想起你啊，心里就特别满足自豪。前些日子，有人说你被双规了，真是胡说八道。这年头，谣言多得很呢！为啥这么说，嫉妒呗！这回你又升了，谣言不攻自破。”武老师替自己的学生愤愤不平。
“武老师，咱班的同学您都有印象吗？”我试探着问。
“当然了，别看我七十多了，走路两条腿不大听使唤了。可脑袋瓜儿没问题，清楚着呢！你们这届绝大多数人的名字我都能叫得上来。”他自信地做了一个翘大拇指的动作。
“孟新宁您还记得吗？”我报上了自己的大名。
“孟新宁？是你们这届的吗？”武老师一时没想起来。
“是，就我们这个班的，个子不高，四川人。”我提醒他。
“噢，我记不大清楚了。是不是那个平常不大愿意参加集体活动，有时爱说个怪话，毕业分配到老家一个重点工程的小平头？”武老师的记忆力很棒，“他现在干啥？”
“他还在那儿工作，当上了全国劳模。”我如实地告诉他。
“好啊，人这一辈子其实干什么都一样。劳模也不错，凭双手吃饭，累是累点儿，心里踏实。你们同学之间还得相互帮助，你这个当大官的，要多安慰安慰他，别自暴自弃。”武老师深情地嘱托我。
“放心吧，挺好的，过得很充实。您要多注意身体，别老惦记我们这些学生了，平时多吃点儿有营养的。我给您带了点儿滋补品，再给您留点儿钱，自己喜欢什么就买点儿。”我随手塞给了他一个信封。
“哎哟，你这是怎么说的。让你太破费了。谢谢，谢谢。这不光是你个人的心意，也是党和政府的关怀。您一个大领导，百忙之中来看我，还给我送这送那，真让我过意不去，我要是告诉别人说孙书记来看我，他们得羡慕死。”武老师客气地坚持要把我送到楼下，我费了好一番口舌才把他拦在门口。
后来，我特意给老邱打了个电话，告知他我去看过经常念叨我们的辅导员了。但我没细说整个过程，更没有说老师真正记住并想念的是孙长脖们，而我是替他看望了当年栽培过他的辅导员。
调研
能陪教授们吃饭，朱二可的心情是既激动又紧张。他头一天除了遵照乡长的指示，精心安排好饭菜之外，还特意做了两方面的准备：一是找了个小本本，想请教授在那上面签名，并打算随手记下他们饭桌上的绝句妙语；二是从儿子那里借了本成语辞典，连夜背了二十来个成语，争取在与教授们的交谈中能派得上用场。
据乡长说，这回一下子来了五位学者，都是著名的大牌教授，他们能来穷乡僻壤调研“三农”问题，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一定要接待好，不得出任何差错。乡长还说，你朱二可当年差三分没考上大学，但也算半个文化人了。这回给你个机会，让你近距离地陪同教授，算是你的造化，也算是乡领导给你的奖赏，年终发奖金时你就别再斤斤计较了。朱二可点头称是，一连向乡长说了十多遍“谢谢”。
朱二可在乡里当文书，握笔杆子的时候多，握锄头的时候少。乡政府公务员的编制少，他一直属于编外身份。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写字的农民”。他的儿子正读中学，朱二可最大的梦想是希望孩子能考上大学，他觉得这比自己当上公务员更重要。朱二可本想让儿子也来拜见教授们，能在家门口见到大学教授，这对孩子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激励，但乡长不同意，说弄个小毛孩子跑来跑去不成体统，朱二可只好红着脸放弃了努力。
教授们的年纪都不大，穿戴也很随便，全都是牛仔裤、T恤衫或花格子衬衣。朱二可自己倒扎了条斜纹领带，头发上还抹了油，显得很正式。
乡长热情地把教授们让到餐桌旁坐下，并亲自为客人们斟上当地最好的白酒，教授们连连挥手推辞说不会喝。乡长说：“喝不喝，先倒上。”一位有名的教授拒绝道：“不喝就别倒了。这年头，到处都是假酒，中国的假货百分之九十以上销往农村，在这儿喝酒那等于玩儿命。”其他四位客人也附和着，认为乡长的这一举动无异于谋杀。
乡长尴尬地自己先仰脖干了一大杯，然后说：“不喝就不喝吧，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咱以茶代酒，欢迎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朱二可也赶紧换上了茶杯，接着乡长的话茬表示进一步的欢迎，还用了句“蓬荜生辉”的成语。一位教授打趣说：“你们的棚顶挺干净的，没生什么灰呀！”
乡长趁着吃饭的机会，见缝插针地为他们介绍乡里的情况，因为他们的事情多，下午要赶回县城，原定的调研时间压缩了，不能专门开会，只好边吃饭边听汇报。乡长顾不上吃东西，一个劲儿说数字。但没说几句，就被调研组的组长，一位姓张的博士生导师给打断了：“你用不着说那么详细，其实农村的情况我们很清楚。这次我们下来，也就是做做样子。这个调研课题才给了不到三十万的经费，用不着费那么大的劲儿。我们这几位，都是有名的专家，心里都有数的很。”他拍拍乡长的肩膀，示意他不必讲了。
乡长跟朱二可大眼瞪小眼地僵在那里，只好听他们之间的高谈阔论。
专家们谈笑风生。一个说最近的股市真他妈的“熊”，闹得他一天损失了七八万块钱。另一个说他们研究所的副所长欺人太甚，“竟敢勾引我的女研究生”。还有一个骂自己的老婆不是东西，背着他跟一个公司的小老板眉来眼去。吴教授一个劲儿地讨好那个组长张博导，请他帮忙在学科评审委员会谋个委员的职位，好争取拿到百万元以上的科研经费，并表示事成之后亏待不了他。张博导笑嘻嘻的，未作允诺，只是说他最近想换辆越野车，打算明年暑假开车去趟西藏。其中一位教授还提到了他的小姨子，说她在吴教授的单位工作，一直没评上副高级职称，因此请吴教授多关照一下。吴教授拍着胸脯称没问题，又色眯眯地问了句：“你小姨子长得水灵吗？我得跟她私下谈。”他们最后一起讨论，回到县城后究竟到哪家洗浴中心去找小姐好好地按摩一番。
教授们虽未喝酒，却都很尽兴。临走时他们纷纷夸乡长豪爽，一个人就喝了一瓶酒，还夸菜做得有特色，都是绿色食品，没有任何污染。朱二可代表乡长把事先备好的各类干果、干蘑装进面包车里，他们客气地笑纳了。
望着汽车远去的背影，乡长对朱二可说你今天可算开眼了，年底就别跟我要奖金了。朱二可沮丧地嘟囔道：“下次你还是让别人开眼吧，他们连句成语都没说！哼，真是亏大了！还好，幸亏没让儿子来！”
认识自己
人得念书，得上学，得接受教育。有一句名言说得好——“认识你自己”，这是初中班主任告诉我的。如果你不上学、不读书、不接受教育，就永远不会认识自己，一辈子都搞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如今我已四十多岁了，女儿尚读初中，我一闲下来，眼前经常浮现出儿时上学的情景，耳畔不时回响着老师的厉声教诲。
“你这个榆木疙瘩脑袋，死也不开窍儿，得找把锤子砸开！”这是上小学时，我的数学老师用他那粗硬的食指关节，使劲敲打我的脑门子时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既增长了我的知识又增添了我的恐惧。此前，我一直错误地认为我的脑袋是肉长的，没读过书的乡下人都把那颗圆圆的东西叫“肉葫芦”。还是老师有文化、有水平，他一眼就看穿了我脑袋的质地——榆木疙瘩。榆木就够硬了，榆木疙瘩更硬！所以他要用铁锤子替代他的手指头，他自己清楚，他的手指头再粗再硬，也只能把我的脑门敲红敲肿，却敲不开，而要想把它砸开把乘法口诀“灌”进去，只有借助于锤子了。非常遗憾，他始终没找到那把锤子，急得他又蹦又跳，大吼大叫，唾沫星子溅湿了我的脸和我面前摊开的作业本。
当然，被鉴定为榆木疙瘩脑袋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我们班四十名同学中，至少有五六个跟我长着同样的脑袋。还有几个同学的脑袋虽然不是木头做的，但其他部位或器官显然也令人置疑。因为老师称他们是“饭桶”“草包”“傻瓜”“笨蛋”，或者说“你的脸皮比鞋底子还厚”等等。
等上了初中，老师们的鉴别能力明显高于小学老师。他们除了尊重并沿用部分小学老师对我们的称呼外，还增加了“木鸡”“呆鸟”“死鱼”之类的新昵称。更令我们钦佩的是，一些老师不仅帮我们进一步地认识了自己，还帮助我们了解了我们的父母，甚至是我们从未谋面的祖先。比如，物理课的胡瞪眼老师曾这样评价过我的同桌：“你傻，你爸妈更傻。你们家祖祖辈辈都是痴呆傻瞎聋哑！这叫遗传！没办法，谁也教不了你！你要是知趣，就立马拿着你的烂书包，给我滚得远远的，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再也不想看到你！”我这个同学倔得很，愣是没让胡老师实现他这一生的最大愿望，他现在是一名电气工程师，至今仍十分怀念英年早逝的初中物理老师。
中小学的某些老师除了指导我们认识了自己，还教给我们许多珍贵的人生道理。这些道理常以谚语、格言、俗话、歇后语等形式挂在他们的嘴边，在课堂上反复使用。
例如，“你撒泡尿照照，你还有个人样吗？”这种生活小窍门可能帮了不少爱美但没钱买镜子的女同学。
再如，“你们这帮不知天高地厚、饭香屁臭的混蛋，快去吃屎吧！”这大概是指苍蝇，它们总是在饭馆和厕所之间忙乎。
又如，“死猪不怕开水烫”啦，“不撞南墙不回头”啦，“老太太上鸡窝——奔（笨）蛋”啦，“说你傻你就淌鼻涕”啦，“瞎子点灯白费蜡”啦，“黑瞎子掰苞米”啦，等等等等，启发我们对自身和未来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如今我们这些接受过系统和良好基础教育的傻瓜、笨蛋、呆鸟、饭桶、草包、蠢货们，顶着个榆木脑袋步入了中年，仍然“不知天高地厚”地“撞南墙”，继续执著地做一些“瞎子点灯”、“黑熊掰苞米”的事情，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说明我们的抗打击能力极强，这都得归功于我们当年接受的教育，以及那些独具慧眼、以挖苦讽刺我们为乐的老师们。
昨天晚上，我读初中的女儿回家哭鼻子。因为她的班主任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骂她“实木脑袋”。这使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自己的求学经历，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暖流，我兴高采烈地安慰女儿：“实木脑袋值钱，纯天然的。爸爸的脑袋小时候被老师鉴定为榆木疙瘩，现在做了木材化学家。你的脑袋比老爸的好，肯定是红木的，顶不济也能当个家具商。”女儿破涕为笑，笑得挺开心。
我更高兴，我至少确认了一个事实，女儿脑袋也是木质的，这比做DNA检测方便多了。她是我的亲生骨肉，与我那个外号“草包”的同学加邻居没有任何关系。他目前担任外交官，从事翻译工作，他的儿子外号叫“小草包”，也是他的班主任馈封的。
太极
王太极因为锻炼身体而受到了行政记大过处分。
这可是真事儿，不是凭空造谣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