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在你们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世俗的世界。天堂里多了一位博士。
早在高中时代我就萌发了自杀的念头。只是觉得在一个讲求学历的社会里，没有拿到一张大学文凭就自杀显得太没面子啦！于是我咬紧牙关，终于考上了大学。我计划着在大学毕业典礼后便义无反顾地告别人生。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四年以后，我突然发现，大学学历多如牛毛，一个小本科生简直没有资格去死。我只好继续苦读，放弃就业的机会又复习了两年，顺利地考上了硕士研究生。读本科期间，我的父母卖菜、卖粮、卖血为我提供了高昂的学费，而攻读硕士学位时，他们又卖掉了唯一的栖身之地，三间破瓦房。
获得硕士学位后我没有跳楼，因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突飞猛进，研究生学历也大打折扣了。我不得不再一次推迟自杀的时间。发誓一定要拿到博士学位，为自杀者争得一份尊重和尊严。现在我如愿以偿了，我可以无愧于两年前为了给我筹措生活费而捐出肾脏的父亲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一个有知识、高学历的自杀者……
难啊，这年头连自杀都得有个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成绩优秀，我的博士帽已于昨天的学位授予仪式上戴上。我终于可以走了，走得体面而踏实。
别忘了在我的骨灰盒或墓碑的名字后写上“博士”二字。
永别了。
某某某。
年，月，日。
话多
我嫌老崔的话多，轻易不与他套近乎，甚至有时路上迎面碰上了，也尽量躲过去。
一个大老爷们儿，嘴一张开就不知道关上，说起话来跟马桶跑水似的，哗哗啦啦没完没了，我实在受不了。所以，只要没有什么极特殊的事情找他帮忙，我绝对不去招惹他。若是不幸被他拦住了，我也会急中生智地撒个谎，匆匆跑掉。其实，谎撒多了老崔也能看出来。比方说，我说的最多的是坏肚子，得赶快蹲厕所。这一招有时好使，有时并不管用，他有好几回陪同我蹲在那里，继续滔滔不绝——当然不是下面，而是嘴巴。
前些天听说老崔得了抑郁症，变得沉默寡语了。这可是件天大的新闻，我一听到这消息，差一点儿笑破了肚皮。只要公鸡不能下蛋，那老崔就不会闭嘴，他要是抑郁了，长江水都能倒着流。我不信，我得揭穿谎言。
没等下班的铃声响过，我就兴冲冲地跑到老崔家里。这家伙还真能装，竟然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我敲了十多次门，他才无精打采地起来开门。
“听说你抑郁啦！恭喜恭喜啊！那可是大伙儿的福气呀，也算是你退休前为公司作出的最大贡献了！还真有点儿像抑郁症，怎么老婆跟人跑了？还是赃款被盗、小蜜被撬？”我打着哈哈拍拍他的肩膀。
那天老崔还真沉得住气，不管我怎么逗他，他都一言不发。后来，我才知道，他的郁闷是源于一次电话。
过去我就听老崔说过这样一句话：“别嫌我话多，你要是认识我妈，你会说我是个哑巴了。”“如果说女人话多，那我妈就是女人中的女人。”据老崔介绍，自他记事开始，他妈妈的嘴巴就没歇息过。在她看来，说话跟呼吸一样绝对不能停止，饭可以少吃一顿，话不可少讲一句。眼睛一睁，说到熄灯。老崔的爸爸崔老爷子时常抱怨：连夜里都睡不踏实，动不动就让老婆的梦话吵醒。
俗话说，树老了根多，人老了话多。老崔说，我妈没有遵循这个规律，她是年轻时话就多，年老了话更多。过去她跟孩子说、跟婆婆说、跟街坊邻居说，等孩子长大走了，婆婆死了，街坊邻居不来往了，她就跟桌椅板凳、鸡鸭鹅狗、花草鱼虫说。有听众更好，没听众也行，面对墙壁她照样能说个三五个钟头。退休前，她在一家医院打杂，凡是遇到难缠的患者或家属，院长对付不了了，就请她出山做说服劝导工作。这是她的强项，她能把本打算赖在医院里的病人或找茬滋事的患者家属说得逃之夭夭，甚至连该退还的医药费都不要了。她能一连几天几夜地追着那些试图跟院长讨个说法的人摆事实、讲道理、谈人生，说到动情处自己还会嚎啕大哭，令对方无地自容。她说话虽然语无伦次，但保证滔滔不绝。院长对她既感激又恐惧，每次处理完医患纠纷之后，她都要向领导从头到尾地汇报一遍整个过程，这一点让院长十分头疼。
老崔曾经向我诉苦，说他从小到大，没跟妈妈说过一句完整的话，每次只要一张嘴，话头儿就让妈妈抢过去了，这使他感到很压抑，很憋屈。不久前，母亲过七十三岁生日，老崔想给她老人家打个电话，向她祝寿，亲口跟妈说一句“生日快乐”。这本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了，但伶俐健谈的老崔还是没底，拨电话之前心里就打鼓，生怕这句短语说不完整。果然不出所料，那天老崔憋足了劲儿拿起话筒，刚说出“妈，生……”两个字，就被对方抢去了话头，“妈生你容易吗？十月怀胎，遭了多少罪，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大了，还好意思说。昨天我遇到前街的张大嘴，你看人家多有福气，哪像你，连妈过生日都不打个电话，说一声生日快乐……还不如十三年前死的闫轱辘棒子和明年就得死的蔡二包子……”据说，老崔在电话的这头一直听了两个多小时，终于一声不吭地瘫倒了。
老崔后来提起这件事儿，如狼嚎般长叹了一口气：“嗨，说我话多，真是冤枉啊！”
国家规定
我有个八杆子够不着的堂叔，年龄只比我大一岁，跟我是小学同学。虽然辈份高，但我从没把他当回事儿，人前人后都喊他的外号“三癞子”。
三癞子读到四年级时便对上学彻底失去了兴趣。他认为数学老师讲课越来越不靠谱，因为一年级时老师告诉我们二加二等于四，后来到了四年级学习乘法时，老师又说二乘二也等于四。这让他恍然大悟，原来加法和乘法是完全一回事儿。可是老师还说一加一等于二，一乘一还是一；三加三等于六，三乘三等于九。这下子可把三癞子的脑袋搞乱了，他无论如何也转不过弯子，一口咬定是老师戏弄人，说话不算数。为这事儿，他跟老师大吵大闹了好几回，有一次还动了手，把老师的鼻子打出了血。老师气得直犯晕，手扶着水泥黑板，咬牙切齿地警告他：“三癞子，一加一等于二，一乘一等于一。这你不能怪我，这是国家规定。要打官司你肯定输，说不定得判你个三年五年的。”三癞子又气又怕，把书包一摔，从此回家放牛去了。
那位数学老师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只知道同学们背后都叫他“国家规定”。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省城，三癞子一直在老家务农。一年前，三癞子来省城看病找到了我。他的眼睛瞎了一只，肾里长了石头，尿尿时疼得龇牙咧嘴。“眼睛不用治了，不耽误吃喝。肾结石得让大医院的大夫看看，这病挺闹心。”他怕我搞错了治疗项目。
“没问题，我帮你联系医院，给你好好看看，肾结石不是什么绝症，你放宽心。”我安慰他。
二十多年没见面了，三癞子老了许多。虽说我们年纪相当，我却觉得有了两辈人的相貌差距。住院期间，我隔三岔五地去看他，听他说说老家村里的事儿，蛮有意思。
很快半个月过去了，三癞子的肾结石被震碎了经尿道排了出来。他说他听到了“当”的一声，那石子砸到了搪瓷尿盆里，溅起了尿花。我说你小子也太夸张了，多粗的管子才能尿出那么大块的石头。他嘿嘿地笑着，一只眼睛感激地瞄着我。
三癞子出院当天就急着要走，嘴上都起了泡。我说：“不急，明天一早送你上火车。今晚我要和几位朋友一起聚聚，吃个饭，你也一块儿去。”他犹豫再三，说怕添麻烦。“麻烦啥，不就是多添双筷子？”我连扯带拽地把他拉到了饭店。
同事们听说他是我的小学同学，都很热情地招呼他，你敬一杯，我敬一杯，没等吃上几口菜，三癞子的小脸就变成了猪肝色，话也多了起来。
“别看你们局长现在当官了，他小时候那个熊样你们是没见过。他是尿炕精、鼻涕鬼！尿炕精懂不？就是夜里往被窝里撒尿，把炕都泡塌了。鼻涕鬼知道不……”他比比画画晃晃悠悠地想站起来。
“三癞子，快坐下，小酒量还想喝大酒，老老实实地坐那儿别动。”我大声劝阻他。
“你叫我啥，三癞子？三癞子是你叫的？你是我侄儿，你得管我叫叔，你知道不？”他又比比画画地想站起来。
“还叔呢，比我大不了一岁，念书大泥包一个，连加减乘除都搞不清，还充大的呢？”我笑着把他按在座位上，然后跟同桌的朋友说了一遍三癞子读小学闹出了“国家规定”的笑话来。大伙儿乐得一塌糊涂。
三癞子闷着头又喝了一口酒，用一只眼睛严肃地瞅着我，“你得管我叫叔！”
“凭啥呀，咱俩是同学，凭啥管你叫叔。”我说。
“凭啥？啥也不凭，反正你是我侄儿，你就得管我叫叔，叫三癞子就不行。别以为你当了官就咋地了，还得叫我叔。”三癞子认了真。
“瞎扯啥，快吃肉，猪蹄子堵不住你的嘴呀？”我也挺不高兴的。
“你们知道不，他，你们的领导，论辈份是我侄儿。你们说，他，他，他该不该喊我叔。”三癞子醉态明显加重了。
“八杆子够不着的亲戚，凭啥叫你叔？”
“你是不是管我妈叫二奶奶，那我就是你叔，这是国家规定。”三癞子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把全桌的人逗得前仰后合。
“咱还得按国家规定办，你既然是我们领导的叔叔，那也是我们大伙儿的叔叔。”我的一位同事端起酒杯替我解了围。
“这还差不多，国家规定就是国家规定，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不能随便改。”三癞子得意地瞅着我，一仰脖干了一杯酒。
素材
我的小说集出版的消息在小范围内迅速传开，这个小范围是指我所在的单位。认识我的朋友、同事、同学纷纷前来索要，在他们看来，熟人写的书是无需到书店里买的。相当于自家种的土豆，吃不了送人合情合理。我有时想，自己幸亏是写小说的，若是开金矿的，朋友来了你搬一块，我拎一桶，那损失就更大了。再说了，我也很乐意奉送，因为这年头什么都不好卖，尤其是小说之类的闲书。于是我一下子买了一千册，留着慢慢送人。只要有人肯要，那就是给我面子，我心里由衷地感激。所以，有时人家要一本，我就送他三本，显得很大方。
我相信拿到书的熟人们绝大多数都读过了，直接把书扔到废纸篓里或送到废品站的人毕竟是极个别的现象，因为他们再遇见我时总要跟我谈谈读后感之类的事情。差不多所有读过我送的书的人都显得挺兴奋，热情洋溢地夸我的书“太逗了”、“真有意思”、“简直神了”、“就跟真的一样”等等。
还有一些朋友会好奇地来跟我探讨一些创作上的细节问题。比如，小说中的“我”真的就是“你”吗？你原来是学哲学的，怎么在小说里你又变成兽医专业了呢？你写的那个白寡妇特像我们村的小寡妇，连姓都一样，也姓白，你怎么会认识她呢？有一篇有关初恋的特让我感动，跟我中学时的经历一模一样，你是从哪儿听来的？如此等等，让我一一作答。
也有不少同事争先恐后接连不断地为我提供新的小说素材，要求我一定要把他们的精彩故事写下来，以此提高小说的创作水平和感染力。
比如，阿金在路上拦住我说：“我昨天遇见了个人，长得特逗，哎呀，眼斜嘴歪的，走路那姿势，哈哈哈，太可笑了。您一定得记下来，将来写小说时肯定能用上。那长相、那走路的姿势，简直能乐死人……”
老王郑重其事地跑到我办公室里来，一个劲儿地拽我的胳膊：“你快出去看看，东门口有两个人打架，凶得很。有个家伙会点儿武功，拳脚利索得很，一脚就踹到那个胖子的大肚子上了，太有看头了。你快去，赶明儿个写小说时那场面能用得上……”
小张神秘兮兮地把我堵到了墙角上，嘴唇贴到了我耳朵上：“我家邻居住着小俩口，刚结婚没过半年，你猜怎么着，那个男人有了外遇，经常趁着媳妇出差时往家里领女人，你说怪不怪，他领的那个女的，长得还不如他的媳妇，你说怪吧。我把这个素材提供给你，你会写，一编排就是篇好小说，等发表了拿到稿酬可别忘了请我吃烤鸭……”
大钊干脆把一只死耗子拎到我的桌子上：“大作家，让你开开眼，你见过长三条腿的老鼠吗？肯定是头一回看到吧？我要不证明给你看，你还以为我发烧说胡话呢！怎么样，下次就写写三条腿的耗子吧，保管吸引眼球……”
最让我感动的要数微机室的“五大美女之一”苏小眉，她隔三差五地约我喝咖啡并无偿地向我倾吐她的情感苦旅和浪漫人生。两个月下来，我的眼窝都喝黑了，她奇特的爱情大戏才刚刚拉开序幕——从三岁讲到十岁。她一直暗示，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呢！
坚持要向我提供长篇题材的同事还有三十多位，他们的好故事不是站在马路边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而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啊”。我准备请个一年半载的假，然后再听他们慢慢道来。
我再也不用为找不着创作素材发愁了，我身边的朋友、熟人会源源不断地为我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人故事。如果哪位作家感到创作灵感枯竭的话，千万不要客气，我一定会把富余的素材转赠给你，与你共同分享。当然，如果你也拥有同样多的热心文学事业的朋友，请你务必要像我一样地珍惜他们。
大不了
咬牙切齿地说狠话，是一些弱者虚张声势的惯用伎俩。
赵二算不上弱者，说狠话却是他的强项。他的口头禅是“大不了”。比如，“大不了让我下岗，老子还怕你个球！”“大不了进去几年，那有什么呀！”“大不了同归于尽，不赔不赚……”大不了如何如何，是赵二的极端假设。他凡事都往最坏处着想，等事情坏到了极处也就无所谓了。
嗨，有什么大不了的，邻居家死了个小苍蝇，多大的事儿啊！他常这样反过来安慰我，一副不以为然的派头。要知道，那往往是我试图劝阻他中止一件傻事的时候。
赵二可不是一般的地痞无赖，他受过高等教育，且在国外喝过两年洋墨水，虽算不上标准的“海龟”，那也是享受某些特殊待遇的人才呢！他就职于政府部门，常能看到盖着国徽大章的红头文件。
不久前，赵二的宝贝儿子读小学了。一天放学回来告诉爸爸，今天老师上课时放了个屁。“响吗？”赵二皱着眉头问。“挺响的，我坐在第二排都听见了。”“是吗？”赵二的脸色阴了下来。“挺臭的，有位女生还捏鼻子呢！”他妈的，这叫什么玩意儿！赵二的脾气上来了。第二天一早，他就冲进了校长办公室，先出示自己的工作证，亮明自己的身份，然后又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堆大学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以及奖励证书和邀请函、名人录之类的东西，逐一向校长和围观的老师们展示，以致于校长误认为他是招揽生意的证件制作小商贩。他恼羞成怒，口若悬河地再一次介绍了自己所接受的良好教育以及现在的尊贵身份，毫不客气地表达了今天到校的目的，即对于某位教师擅自在课堂上面对学生放屁的严重事件提出了严正抗议，并强烈要求校方对此做出严肃处理，责成放屁教师向全体学生道歉，然后调离教学岗位。当校长试图耐心向他解释时，赵二已被暴窜的怒气憋得全身发紫，听不进任何好话。他认为这绝不是什么小题大做，这关乎到中国的教育和祖国的未来，是一件应该引起全社会关注的大事。他说，大不了我让儿子退学，我就不信这个邪。